百年前的汪精衛暗殺載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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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在北京城裏發生過一起轟動一時的暗殺未遂事件，謀刺的一方是汪精衛，而謀刺的對象則是載灃。當時的汪精衛，還是一個堅定的民主革命者。我們來講述青年汪精衛暗殺載灃的舊事，並無意於為汪精衛「翻案」，而只是想還原一個真實的汪精衛。並且，我們認為，讓人們知道，那個後來淪為民族敗類的汪精衛，在年輕的時候其實曾經是一位志行高潔的革命青年，也許更能引人深思。
　　我們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間，汪精衛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而孫中山對暗殺一直都是持保留態度的。因此可以斷言，汪精衛也不是那種從一開始就主張暗殺的人。他之所以會走上暗殺之路，與多種因素有關。
　　首先是歷次武裝起義失敗後的打擊。在1907~1908年間，革命黨人發動過一系列武裝起義，但這些武裝起義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這給革命派很大的打擊，使革命士氣大為低落。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一次能夠振奮人心的行動，來鼓舞士氣，振作人心。像孫中山、黃興等人想到的是繼續組織武裝起義，而汪精衛則想到了暗殺。
　　其次是倒孫風潮的刺激。同盟會作為革命派的政黨，從一開始就不是很團結。而就在經歷多次武裝起義失敗士氣低落的時候，內部又出現了分裂的現象。這一次的主角，是原屬光復會系統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們在革命派內外散發攻擊孫中山的言論，說孫中山貪汙公款，不救濟《民報》等等，共列舉了孫中山的十四條罪狀。這種攻擊使革命派內部人心更加渙散，並且還使汪精衛的革命活動受到阻礙。他當時正在南洋籌款，很多華僑就因為看了陶成章等人散發的傳單，而不願意捐款給汪精衛，使汪精衛一無所獲。這使汪精衛大為氣憤，於是在憤激之餘，決心實行個人暗殺計劃。
　　其三是保皇派的攻擊。在辛亥革命期間，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長期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處於競爭狀態，二者之間發生過持久的激烈的論戰。就在革命派因歷次武裝起義失敗和內部分裂而士氣低落的時候，保皇派還趁火打劫，對革命派實施嚴厲的攻擊。這些攻擊之詞中，有一些還是直接針對汪精衛的。
　　革命派在新加坡辦了一份報刊，叫做《中興日報》；保皇派在新加坡也辦了一份報刊，叫做《南洋總匯新報》。這兩份報刊之間，就像其他地方的兩派報刊一樣，經常發生文字戰爭。汪精衛在1908年的時候曾將自己的一篇題為《革命之決心》的文章刊登於《中興日報》，藉以鼓舞士氣。在這篇文章中，汪精衛提出：「不能破除生死之見者不能為革命黨。」這一句話本來是用來鼓舞士氣的，沒想到保皇派卻抓住不放，對汪精衛展開猛烈的攻擊。
　　汪精衛的文章發表沒有幾天，在《南洋總匯新報》上就刊出了一篇題為《為亂黨辯護者之欺人》的文章，署名「懲汪」。顯然這個筆名，就是專門針對汪精衛而取的。汪精衛說：「不能破除生死之見者不能為革命黨」，「懲汪」就說，你汪精衛自己就沒有能夠破除生死之見，你所做的，只有「千萬革命之空言」，而「無半點革命之實行」，你汪精衛只是一個空言的革命者，而不是一個革命的實行家。諸如此類的謾罵式攻擊使汪精衛大受刺激，使他決心用一次劇烈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不是空言的革命者，證明自己是破除了生死之見，敢於為革命犧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其四是清廷的立憲舉措。清政府在1906年宣佈實行預備立憲，在那之後採取了很多改革政治的措施，如在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九年籌備清單，1909年成立各省咨議局等等，都給人留下勵精圖治的印象，使國內外的很多華人認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敗，也許還能通過改革，實現中國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的轉變。這種情況給革命派很大的壓力。如果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獲得成功，那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就無法實現了。因此很多革命者都認為，要用一次劇烈的行動，向海內外的華人顯示，清政府的立憲是假立憲，不可能獲得成功。
　　在以上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原本並不熱心暗殺的汪精衛，也走上了暗殺之路。那麼他為何最終將暗殺的目標鎖定了載灃呢？這跟載灃在當時的清政府中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載灃是醇親王奕譞的兒子，是光緒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襲醇親王王爵。1901年作為頭等專使出使德國，這在滿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國門的了。1907年，奉派為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1908年正月，補授軍機大臣。也就在這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駕崩。慈禧在駕崩之前頒發懿旨，命載灃的3歲兒子溥儀繼承帝統。同時授載灃為攝政王，規定此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駕崩之後，載灃就成了清政府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如果能將載灃暗殺，那無疑可以造成非常轟動的效應。汪精衛最後確定以載灃為暗殺對象，其原因即在於此。
　　汪精衛決心走暗殺之路後，便於1909年離開新加坡北上，為暗殺做準備。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個暗殺團體。1910年初，汪精衛、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四人潛入北京。在臨行前，他寫給胡漢民一封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表達了要犧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時勢的堅強決心。
　　到北京之後，汪精衛等人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開設了一家取名為「守真」的照相館作為掩護。他們以此為據點，對載灃上下朝的路線做了非常細緻的考察，最後決定在載灃上下朝必經之路的一座小石橋實施暗殺。為此由黃復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鴻泰永的鐵鋪訂做了一個大鐵箱，然後將炸藥置於鐵箱之內備用。按照分工，由黃復生和喻培倫負責埋炸藥，汪精衛則負責找準機會將炸藥引爆。但不幸的是，當黃復生和喻培倫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藥的時候，被清廷的偵探發覺了。他們二人雖然順利逃離了現場，但藏有炸藥的鐵箱則被清廷起獲。清廷起獲炸藥之後，做了一番研究，發現裝炸藥的鐵箱製造比較粗糙，像是臨時在本地製造的。於是經過一番偵查，找到了鴻泰永鐵鋪。將東家抓來一問，招出鐵箱系守真照相館所訂做。於是順籐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館，將正在照相館內的汪精衛、黃復生和照相館的一個職員羅世勛逮捕。喻培倫和陳璧君沒有被捕，那是因為，在炸彈案敗露之後，汪精衛等人決定重來，由喻培倫和陳璧君先回日本做相應的準備，他們二人已經離開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獲暗殺攝政王的革命黨，這一消息，很快在國內外的報刊上廣為刊登，一時成為關注的熱點。當時正在美洲籌款的孫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衛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說：「汪精衛被捕，等於斷我一條胳膊，並指示機宜，要設法營救。」胡漢民得知消息之後，也非常傷痛，寫下了「問誰勘作釜，使子竟為薪」的詩句。當然，最為著急的應該是陳璧君。陳璧君本是南洋華僑富商的千金，在拜讀了汪精衛發表在《民報》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後，就對汪精衛生出愛慕之情。後來汪精衛追隨孫中山到南洋，汪精衛在新加坡等地登臺演說，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風範，他那義正詞嚴的演說，更使陳璧君傾倒。
　　陳璧君之所以會到日本留學，之所以會參加汪精衛的暗殺組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他對汪精衛的愛慕。現在汪精衛被捕，她當然非常著急，於是四處找人幫忙，希望能夠營救汪精衛。吳玉章、胡漢民、趙聲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盡了力，但汪精衛畢竟是被清廷最高當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殺當朝的攝政王，營救談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傷心欲絕的陳璧君後來隻身北上，來到北京，想盡辦法給汪精衛帶去了一些雞蛋，並在其中的一枚雞蛋裏藏了她寫給汪精衛的一封信，給汪精衛送去難能可貴的慰藉。汪精衛收到之後，大為感動。聽說這一事件使他們二人的感情大為升溫，為他們最後能結為連理做了很關鍵的感情鋪墊。
　　不過，這個時候的汪精衛，恐怕沒有能夠想到今生還有機會與陳璧君結為連理。他當時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確實，在被逮捕之後，汪精衛做好了必死的準備。在獄中，他寫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詩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表達了從容就義的決心。
　　因此當清廷提審的時候，汪精衛曾一再為黃復生開脫，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當時的一份報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紹提審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紹說，提審當日，汪精衛寫下了供詞，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諱地寫了出來。審問官看後，問他：「你沒有同黨？」汪精衛回答：「沒有。」審問官指著黃復生：「他就是你的同黨，否則不會幫你訂製鐵箱。」汪精衛：「他對訂製鐵箱的用途並不知情，我跟他講，訂製鐵箱的目的是盛放醬油、醋之類東西的。」審問官問黃復生，黃復生也說開始的時候確實不知汪精衛托他定制鐵箱的真實用途。審問官乃激之以友情，對黃復生講：「汪精衛難免一死，你又何忍獨存呢？」受此刺激，黃復生乃拿起筆來寫供詞，準備將所有責任都攬到自己的身上。而汪精衛則哭著上前搶黃復生的筆，並且說：「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黃復生也哭著爭辯：「一切皆我，何與君事？」場面相當感人。
　　他們兩人都保定了赴死的決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們沒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於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內部發生了分歧。雖然有很多人主張嚴判，但當時的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則主張寬大處理，希望能借此來「緩和人心」。結果，汪精衛和黃復生都被判終身監禁，羅世勛則被判監禁十年。第二年，武昌起義爆發，此後各地紛起響應，清王朝在各地的統治很快土崩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做了最後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開放黨禁，釋放在押政治犯。於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在11月6日這天，被清廷釋放了。
　　汪精衛抱著必死的決心，想通過暗殺攝政王載灃來振起渙散的人心，造成革命的時勢，但因暗殺未遂，因此這一舉動也就很難說對革命有多大的推動。但汪精衛在此舉中所表現出來的捨生取義的風采，實在也不要因為他後半生的失足而受到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