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貞觀之治下的唐帝國是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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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注意納諫，注意節制徭役，都是事實，然而封建地主階級對「貞觀之治」的美化，卻完全是著意的誇大。
　　《舊唐書.太宗本紀》、《資治通鑒》都說貞觀四年(630)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至五嶺，都夜不閉戶，出門的人不必帶糧食，可以取給於道路。《貞觀政要》說得更具體，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至於旅行者的糧食問題，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烏托邦了！
　　其實歷史上根本沒有過這樣的事實。貞觀元年(627)，關中饑荒；二年天下蝗災；三年又發了大水。這幾年中間，老百姓窮得賣兒賣女，流亡道路。貞觀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農民才得還家。這是喘息方定的時候，怎麼會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兩年之後，魏徵還描繪過中原蕭條的景象，他說：「從伊水、洛水往東，直到泰山、黃海煙火零落。極目望去，到處都是荒原野草。」貞觀六年是這副樣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還需要注意，唐太宗的節制徭役，是勉強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會有違反這條政策的舉動。這裡按照年代次序，舉幾個例。武德九年(626)初即位時，要點身材壯大的未成年人當兵，經魏徵力爭而止。貞觀四年，修洛陽宮，張玄素諫阻，說：「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當時，他聽了不免心驚，暫時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僅修了洛陽官，還修了仁壽宮(九成宮)。六年，魏徵指出：「比來營繕漸多」，可知那時的徭役並不算輕。十一年，馬周上疏，說當時多營不急之務，百姓怨嗟，批評太宗不像貞觀初年那樣「儉以息人」了。貞觀十三年，魏徵上《十漸不克終疏》，引太宗本人的話，「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並指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後有自己傷殘手腳以避勞役的，據法加罪，仍從賦役」。據說此風起自隋末，貞觀中遺習尚存，所以下令禁止。
　　以上兩條，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階級本性，並且說明常有徭役較重的情況，不過不像隋末那樣嚴重而已。貞觀末年，人民賦役負擔，還有繼續加重的趨勢。二十二年(648)修玉華宮，所費以巨億計。充容徐惠見連年用兵，營繕相繼，宮廷習俗也頗奢華，上疏諫勸，說「人勞乃易亂之源」，儘管僱人做工，也「不無煩擾之弊」。至於劍南(四川)百姓，因為造侵略高麗用的船隻，負擔沉重，那年已經發展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貞觀時的實際情況是：農民的賦役特別是徭役負擔，有時比較輕，有時比較重，但重的時候也沒有達到使再生產無從進行的程度；唐太宗怕農民造**，執行不竭澤而漁的政策，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本性，有時不免要加重剝削，他的好處是肯接受意見，注意改正。封建時代能夠這樣，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這樣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歷史上有過許多這類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我們肯定他是有所作為的封建統治者，但不必歌頌他，因為他終究只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沒有隋末農民群眾轟轟烈烈的鬥爭，就不會產生這樣一個局面，不會產生具有太宗、魏徵等人的觀點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