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誰在抹黑周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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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新蕩荊城，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奇才」是陳壽在《三國誌》裡對周瑜的總結性評價。除此之外，陳壽還多次以「英雋異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韜略，萬人之英」盛讚之。
　　後世論史者，亦多以三國第一軍事戰略家稱之。赤壁之戰後，周瑜曾向孫權建議出兵攻取蜀地，消滅張魯，吞併劉璋，與曹操二分天下，然後選擇天機，攻取襄陽，東西並進，一鼓而定天下的宏偉戰略，體現了一個軍事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可惜周瑜在江陵進行軍事準備時死於巴陵，時年三十六歲。東吳的王圖霸業，隨周瑜猝死化為泡影，自此從欲染指天下轉為偏安一方。可見周瑜在三國歷史上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有人說，為人不能太完美，聰明就不要再帥氣，帥氣了就不要太有才華，有才華就不要文韜武略，文韜武略了就不要再人緣好，人緣好就不該再娶了好老婆，娶了好老婆就不要再身份顯赫… …如果都佔了，那麼就只有死路一條。為啥？天妒賢才，天妒完人！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周瑜要算是最被冤屈的人。1800年來，出現在史家和市井面前的周瑜形形色色，褒貶不一，與那個曾經真實存在的周瑜，愈行愈遠。在《三國誌》裡，陳壽對於周瑜的評價是，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作為在周瑜身後20年才出生的史家，陳壽對周瑜的功績、威名與才幹雖有多處記載，近乎完美，但負面評價也並非完全沒有。在《三國誌·江表傳》論及張昭功過時提及，孫權如果能聽從張昭建議，歸順曹操，而沒有被周瑜說服，那麼就不會有天下三分的格局，盛世繁華的大一統局面就會來臨。因此讓人覺得張昭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這個論點，正好符合以曹魏為正統的史觀。周瑜的赤壁之戰，正是妨礙曹操一統天下的禍首。周瑜雖有功於孫氏，而有罪於天下也，言外之意，即周瑜要為天下戰亂買單。
　　《三國誌》裡對於周瑜的評價總體還算公允，到了東晉，觀念走到社會轉折的十字路口，對周瑜的評價就變得微妙起來了。任何一個統治者，要想維護自己的統治，首先就要從理論上找到自己合法執政的支撐點，對於偏安江左的東晉王朝也不例外。於是他們便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他們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割據一方的蜀漢作為正統，那麼作為支撐孫吳政權與蜀漢分庭抗禮的脊樑周瑜，自然就成了「跳樑小丑」。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此後數百年，蜀魏正統之爭紛紛揚揚。正統之爭開始成為三國歷史最為重要的話題引起人們的關注。人物評價開始逐漸變形。還好的是，魏晉期間士大夫玄風吹拂，崇尚個性，因此在臧否人物上比較寬容和超然，很少將人分為善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正統之爭在這一時期並不完全對立。
　　到了唐朝，九州一統。歷史再度變得微妙起來。正統之爭開始出現在文學上。首先是杜甫，因有感於安史之亂給國家、給人民造成的災難，渴望有個像諸葛一樣的賢相名將出來統領大局，撥亂反正，所以對蜀漢的諸葛亮極為推崇，對於這位憂國憂民的名相表現出了深深地同情。再就是杜牧，這位自命胸懷兵甲的風流才子在詩中不加掩飾地調侃周瑜，藐視周瑜在赤壁之戰中的赫赫功勳。於是歷史在文學中開始出現偏差。
　　到了宋朝，治史之風大盛。但常常明是治史，實為思想政治觀的較量，文人政客間的朋黨之爭更是驚心觸目，三國正統之爭自然不會排除在爭鬥之列。最終朱熹的理學佔據了歷史的上風，帝蜀寇魏、尊劉貶曹漸成定局。於是牽連於正統歸屬，周瑜在赤壁之戰中的地位變得異常尷尬起來。帝魏者，為他擊敗曹操而惱怒；尊蜀漢正統者，則會借赤壁開懷曹操之敗，但又不忿周瑜不肯歸漢。
　　隨後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論。雖然三國人物的善惡褒貶也有潮起潮落、數度浮沉，但對於周瑜的評價，總體還是肯定的，至少是他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礎。而周瑜形象的變形，到了民間文化裡，卻出現了巨大的偏差。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後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己私利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卻又似乎人皆可敗；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史傳文學中那個雅量高致、出眾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賢嫉能的平庸之輩。
　　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在蘇軾的小品《東坡志林》中，就曾對民間三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民間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於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
　　宋元時期，是個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和門閥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隊伍不斷壯大，同時他們在經濟上的力量也出現了質的飛躍。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講史，尤其是「說三分」之所以能為廣大市民所喜愛，鞏怕不僅在於它的娛樂性，更在於它是「為市井細民寫心，」從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國歷史，從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願望。因為在歷史上，劉備從來都是執政愛民的代表。於是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擁劉而貶曹孫便逐漸在民間形成了大的潮流。
　　不幸的是，周瑜卻正是東吳集團中與劉備最為對立的人物之一。這種受市民意識影響的創作傾向延續到元代的雜劇中便越發地明顯了。元代三國戲有40種，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鬥智》、《黃鶴樓》、《龐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喬》和《周瑜謁魯肅》。
　　後兩種完全是淪落於市井中的書會文人「借他人灑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們讓周瑜落魄為窮困書生，借他之口抒發出「窮書生半世干忙」的若悶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極泰來，飛黃騰達，寄托出仕和得遇明主的願望。在這兩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養倒是與史書頗為接近，「文武兼濟」，「每回臨陣，無不干功」，待人「用禮施謙讓」，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與三國矛盾毫無瓜葛。
　　而在那些實質性展示三國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觸及孫劉，那麼創作傾向則與《三分事略》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在戲裡寫得很突出，而周瑜永遠是一個低層次的陪襯人物。就這樣，一個與雅文化系統中的褒揚文字形成鮮明對照的周瑜形象，於宋元之際，在強烈的市民意識的關照下誕生了，並隨著戲曲的廣為傳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戶曉。
　　而之後，羅貫中的出現，徹底把周瑜的形象釘在了自相矛盾的演義標準上。一方面，他肯定周瑜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最後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勳。而另一面，當遇到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所謂「周瑜枉用千條計，輸與南陽一臥龍」。在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發顯得智術短淺，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歎中彷彿達到了極點，這其中，正是作者無法處理亮瑜矛盾的無奈感歎。而這個矛盾，竟然影響至今。人常說，歷史是今天的政治。周瑜的悲劇，從根本上說，就在於他成了封建正統論的犧牲品，同時也成了後人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