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為什麼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jiunn36

　　郭沫若在1958年12月公開宣佈入黨以前，一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其實早在1927年8月，他就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所迫，曾長期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以致有人懷疑他已「自動脫黨」，所以才在建國後「重新入黨」。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後，經中共中央調查取證，才搞清楚歷史真相。原來，郭沫若一直是一位「無黨無派」的中共秘密黨員。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郭沫若在周恩來、孫炳文等人的推動和推薦下，毅然投筆從戎，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兼行營秘書長，開始以國民黨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於國民革命。同年10月，經鄧演達提議，郭沫若被蔣介石任命為政治部副主任，隨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總司令部行營和江西方面的工作。
　　當時，郭沫若直接在蔣介石手下工作，蔣介石欣賞郭沫若的才幹，希望他可以成為自己信賴、倚重的幕僚。然而，事與願違，郭沫若並非趨炎附勢之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與蔣介石共事，使郭沫若逐漸看清了蔣介石的廬山真面目。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鄧演達，表明了反蔣的態度，並申明要公佈蔣介石的罪狀。3月31日，郭沫若奮筆疾書寫了著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公開宣佈了與蔣介石的決裂。
　　郭沫若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就是殘殺民眾的大屠場。他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於國家、忠於民眾的人，只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十多天，郭沫若的這篇討蔣檄文猶如一顆巨型政治炸彈，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擦亮了人們的眼睛，揭露了蔣介石的真面目，大大提高了革命者的警惕性。可以說，在大革命失敗前後的血雨腥風中，郭沫若是第一個公開站出來反蔣的文人。他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毫不畏懼，表現出了十分可貴的革命氣節。惱羞成怒的蔣介石下令緝拿郭沫若，聲稱：「郭沫若趨附共產，甘心背叛，請開去黨籍，通電嚴拿歸案懲辦。」郭沫若隨即被開除國民黨黨籍，成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隨著郭沫若公開舉起反蔣的旗幟，他與共產黨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四·一二」政變後，郭沫若到上海向周恩來匯報了蔣介石在九江、安慶搗毀黨部、工會，屠殺民眾的嚴重情況，並勸周恩來迅速離開上海。周恩來聯繫到寧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發生的類似郭沫若反映的情況，隨即會同趙世炎、羅亦農等人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見書《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但沒有被接受大革命最終歸於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與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發動並領導了南昌起義。郭沫若於8月3日晚到達南昌參加起義，並被委任為新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宣傳委員會主席、總政治部主任。隨後，在起義部隊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李一氓作為介紹人，與賀龍一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李一氓後來回憶：「在瑞金的時候，周恩來同我商量，要介紹郭沫若入黨。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還是組織上要他入黨在先，現在無從說起。我看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當時對郭沫若來講，入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當時，不管郭沫若是主動還是被動入黨，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毅然參加了共產黨，這的確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膽量，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利後，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由於受到蔣介石的嚴令通緝，郭沫若在國內已經很難呆下去了。周恩來本擬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蘇聯，後因郭沫若患了一場大病而誤了船期，結果未能去成。後來，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郭沫若於1928年2月底去了日本，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郭沫若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蟄居期間，受到日本警察和憲兵的雙重監視，並一度被東京警察廳拘押審訊，但郭沫若始終不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表現出了可貴的民族氣節。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郭沫若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並研究甲骨文和殷周青銅器銘文，開拓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新路徑，成績斐然。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郭沫若憂心如焚，一心尋求時機回國抗日。時至1937年5月18日，長期為郭沫若回國一事奔走的摯友郁達夫，一日之內給郭沫若連發兩信，信中寫道：「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原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隨著國共關係的改善和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國民黨內開明人士如陳儀、邵力子、張群、何廉、陳佈雷等人不斷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允許他回國為抗日貢獻力量。經過不懈努力，蔣介石終於答應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郭沫若毅然忍痛拋下心愛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個孩子，於7月25日在神戶秘密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號」郵輪離開日本，三天後回到上海。郭沫若表示：「此次別婦拋兒，專程回國，系下絕大決心。蓋國勢危殆至此，捨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敵抗戰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幾天後，國民黨政府登報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此後，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為了適應抗戰形勢的需要，蔣介石決定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來和第三黨的黃琪翔任副部長，並請郭沫若出任負責戰時宣傳工作的第三廳廳長。對此郭沫若卻「不想幹」，因為他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讓我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周恩來聽後勸道：「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林伯渠也從旁勸道：「這是政權開放的第一次，門雖然還開得很小，我們應該用力去把它擠大些。」最終，郭沫若同意和大家「一道去擠」，就任第三廳廳長。
　　在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利用一切可能條件，採取多種有效方法，努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動員民眾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使其成為了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鬥堡壘。郭沫若本人更是利用手中的筆，猛烈抨擊國民黨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呼籲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從而「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喚醒全民趨向最後的決鬥！」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為了對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進行鉗制，政治部部長陳誠一再宣稱政治部是國民黨的軍事機關，不是國民黨員不得在此機構任職，「要抗日必須加入國民黨，否則即作離廳論」。對此，郭沫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向全體三廳同事表示：「入黨不入黨，抗日是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是一樣革的。」「我們虔誠信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但是，信佛不一定非做和尚不可；那些做了和尚的，我看並不都信佛。」這一生動的比喻，無疑是對陳誠之流的辛辣諷刺。
　　1940年9月，國民黨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組，撤消了第三廳，調任郭沫若為政治部部務委員，實際等於變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廳長職務。結果引起了三廳全體工作人員的強烈不滿，他們集體提出辭職，要與郭沫若共進退。周恩來亦趁機向國民黨施壓道：「這批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文化人。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
　　國民黨政府迫於壓力，只好同意另組文化工作委員會，仍隸屬於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國民黨政府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從事對外政治活動。」不過，郭沫若可以將已辭去三廳職務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會共事，使這樣一支文化隊伍最終沒有被國民黨打散，從而得以繼續發揮戰鬥作用。在國民黨陪都重慶，郭沫若的寓所成為了進步文藝工作者經常聚會的場所。因為處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只有在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和郭沫若的家裏，進步文化人士才能暢所欲言，呼吸到新鮮自由的空氣。郭沫若在重慶為朋友們撐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稱為「重慶的小延安」、「國統區裏的解放區」。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樣一條報道：「中央國家機關黨組織增添新力量，三百餘名優秀分子光榮入黨－－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錢學森等同誌開始過黨的生活。」不瞭解郭沫若歷史的人一定認為，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入黨，因為此前他一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現在全國人民面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後，他的夫人於立群向黨中央提出，希望在悼詞中確認郭沫若的真正入黨時間，並解釋說：「大革命失敗後，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認為郭老自動脫黨；1958年報上發表郭老重新入黨的消息，舉國皆知，誤認為這時郭老才是共產黨員。事實不是這樣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來同誌代表黨曾經和郭老談話，告訴他這是黨中央的決定，派他去日本，黨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動脫黨。郭老不計較個人的事，所以多少年來，一直不提。我希望黨考慮這個問題。」
　　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日本十，當然無法與黨組織保持正常聯繫，因此有人認為他實際上已經「脫黨」。例如，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紅色家族檔案》一書中曾提到：「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並不完全那麼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建國後，郭沫若在1958年重新入黨的事實，更使許多人堅信他確實已在1928年「脫黨」，否則怎麼會再次「入黨」？
　　為了搞清楚歷史的真相，中共中央立即責成專人對郭沫若的入黨時間進行了查證，並很快在檔案資料中找到了郭沫若於1927年南昌起義後加入黨組織的證明。然而，對於郭沫若在1937年從日本回國後是否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等情況，由於年深日久一時找不到可供參考的文字證明。當時，與郭沫若在一起工作的周恩來等黨內老同誌，絕大多數已經去世。幸好，另一位瞭解郭沫若抗戰期間活動的老同誌鄧穎超仍然健在，並很快對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後是否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等情況，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據鄧穎超回憶，1938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時期，曾經和郭沫若一起參加過黨的小組會議。當時，郭沫若和於立群剛來武漢不久，即在周恩來領導的黨組織中恢復了組織生活。不過，郭沫若的黨籍雖然恢復了，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所迫，周恩來建議郭沫若繼續保持秘密黨員的特殊身份。出於對黨的最高利益的考慮，郭沫若忠誠地執行了黨組織的決議，直到全國解放後，他才正式向黨中央提出要求，公開其在黨內的真實身份，而且還是以所謂「重新入黨」的方式實現的。
　　此外，鄧穎超還提供了一個重要證據：1938年秋天，於立群在重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入黨介紹人就是鄧穎超和郭沫若，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從於立群的檔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從日本回國以後沒有恢復黨籍，當然就沒有資格介紹於立群入黨。
　　這樣郭沫若在1937年從日本回國後，就成為了實為中共秘密黨員的「無黨派民主人士」，而且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直到1958年「重新入黨」。事實真相調查清楚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中指出，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同年八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史終於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