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嗣位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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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帝駕崩以後，第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爭奪中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雍正帝。但雍正帝究竟如何嗣位至今仍是一個謎，是按遺詔之言登位還是篡位，眾說紛紜。　　
　　官書中記載，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冬至(初九)前，胤奉命代祀南郊。當時，康熙患病住在暢春園療養，“靜攝”政權。胤請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應在齋所虔誠齋戒，不得離開。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惡化，這時才不得不破例把胤召到暢春園來。而未到之前，康熙命胤祉、胤佑(七阿哥)、胤祀、胤禟、胤誐(十阿哥)、胤祹(十二阿哥)、胤祥和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向他們宣佈：“皇四子胤禛人品極好，令人敬重，與朕很相似，因此他肯定能夠繼承大統，繼承皇位。”此時，恒親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東陵行祭典、胤祿(十六阿哥)、胤禮(十七阿哥)、胤禑(十五阿哥)、胤祎(二十阿哥)等小皇子都在寢宮外候旨。當胤禛來到康熙面前時，康熙還能夠說話，告訴胤禛他的病情日益惡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裏戊時，康熙就歸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佈“遺詔”。胤禵聽後昏撲於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則向胤禵叩頭，並勸他節哀順變，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職權，主持康熙的喪葬之事。雍正曾特別強調：當日情形，“朕之諸兄弟及宮人內侍與內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見者”。　　
　　從上面的情況來看，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壽終正寢後才開始的，是屬於正常並且合乎法理的。對此，清代官書眾口一詞，都是同一個口徑。後世有人根據雍正在品格、才幹、年齡和氣質上的眾多特點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宮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煉多年的特徵，康熙對雍正的認識和父子感情基礎，當時諸子爭儲互鬥的背景，還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遺詔的在場人物、地點、時間以及情節等來綜合分析，認為雍正根據皇父“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但是民間傳說中，雍正即位卻是非法的，是篡位奪權。　　
　　早在雍正帝在世時，社會上就盛傳：康熙帝要將皇位傳給胤禵，在他患病的最後幾日，曾經下旨要召胤禵回到京城，但是胤禵的死黨隆科多卻隱瞞了諭旨。致使康熙去世當日，胤禵不能趕到。隆科多於是假傳聖旨，擁立胤禛為皇帝。此所謂“矯詔篡立說”的由來。另外有一種說法講，康熙原來就有了手書，要把皇位傳給十四阿哥胤禵，是胤禛把“十”改成了“於”字，於是遺旨明明傳位於胤禵，卻變成了傳位於胤禛，此所謂“盜改遺詔說”的來源。那麼，是誰來盜改了這個遺詔呢？有傳說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說康熙把遺詔寫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將“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說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養的武林高手所改寫的；又有的說是雍正的親生父親衛某參與改的... ...　　
　　還有人認為，康熙原本要在胤禛和胤禵兩人中選立皇儲，而最終胤禛被選中，胤禵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確實說明康熙選擇皇太子時他是候選人之一，而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晉封為親王，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後22次參與祭祀活動，次數比其他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對胤禛之子弘曆寵愛有加，稱讚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見，雍正是後來居上的皇太子候選人。也有人認為，臨終時康熙本想讓胤禵繼承皇位，但他遠在邊疆，若將他召回再宣佈詔書，在空位階段必定會引發皇位糾紛，無奈之下只好傳位於雍正。　　
　　總而言之，雍正繼承皇位有著種種讓人難以理解的疑點。這些問題使一些清史專家耗費了很多的精力，直到現在也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解釋。可以說，在沒有獲得新的可靠材料之前，雍正的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個謎。這不僅僅是因為雍正在繼承皇位上有很多令人費解的問題，而且他即位後的很多言行，尤其是與大肆誅戮貶斥功臣、兄弟、文人等事連在一起，更令人感到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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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終於當上了皇帝，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興文字獄。 嚴政雍正當上皇帝幾年之內，就將皇權歸於一身，不容外戚勳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遊刃有餘，一掃康熙皇帝時的“寬仁”政治，而是實行自己的“嚴猛”統治。
　　對於雍正的嚴猛，有他本人的話為證。雍正在批奏折時寫道：“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合。”雖然他也講了“寬”，但歸根結底是要“嚴”。雍正即位之初就在養心殿西暖閣寫了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這就是他君權至上思想的表露，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製造文字獄則是他對反對派極端報復的首選手段。雍正六年發生的曾靜授書案，最終導致了聳人聽聞的呂留良文字獄。
　　案發曾靜，湖南秀才，經過仔細地思考，他覺得漢人出身的川陜總督岳鐘琪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封疆大吏，認為借岳鐘琪的勢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於是，曾靜派張熙前去投書岳鐘琪，而岳當時被朝臣同僚所誹謗，心中惶懼不安，正愁沒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機會，便馬上上奏雍正，同時對張熙動刑拷問。張熙則是“拷打昏厥，堅不吐口”，岳鐘琪於是改變對策，禮待張熙，表示自己願意與他聯合反清。張熙信以為真，供出實情。
　　由此為線，雍正得知曾靜等人為他定的十大罪狀，即“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氣，極力安撫岳鐘琪。同時派刑部侍郎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到湖南審理曾靜一案。曾靜供出他的思想來源於浙江已故文人呂留良的觀點，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這件案子上了。
　　這案中涉及的人牽一挂五，拉三攜四，他們的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牽涉的地域之廣也無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們認為“若非由內及外，由滿而漢，誰能以影響天下之言論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