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任與李立三一段不尋常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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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任在江西省委工作期間，兩次代表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從批評李立三到認識李立三，隨後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間又與李立三在一起開會，比較瞭解李立三，與李立三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交往。
　　1929年2月馮任前往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匯報前，他認真學習了中央有關文件和黨刊上的一些文章，感到中央過分強調城市工作，忽視農民運動，他又聯繫到中央其他工作，當即寫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見書》，以個人名義呈送中央。在《意見書》中，馮任除了對國民黨召開編遣會議後的形勢走向提出了與中央不同的意見外，還建議中央經常瞭解下情，重視農民運動，並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誌敏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弋陽農民武裝鬥爭，說成是受了景德鎮工人罷工的影響，並以此證明「城市中心論」的正確。馮任尖銳地指出：「弋陽的事，更是相反，弋陽的農民沒有因景德鎮工人鬥爭的影響而復動起來，年餘來，都是自動，而景德鎮工人反有希望弋陽方誌敏打來的思想。」李立三看了《意見書》很不高興，不知這位馮任是何許人物。但他性情豪爽，3月2日與馮任見面並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等一道聽取馮任的匯報後，知道眼前這位長得很秀氣的年輕人比自己小7歲，不僅不生氣，還很賞識馮任的才能和膽識。馮任這次口頭的匯報，形成了《三個時代的江西省委》一文。
　　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黨的組織遭到空前大破壞，先後被捕的有省委書記沈建華，省委常委、工委書記鬍子壽，前省委書記、省委特派員張世熙，省委特派員、策劃羅炳輝將軍起義的趙醒吾等共400餘人。11月下旬從贛南巡視返省的馮任，一路上冒著極大的危險，深入瞭解了黨組織被破壞的經過，並盡快通知各地尚不知情的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以減少損失。隨後，馮任趕赴上海，向中央寫出了近萬字的《關於江西黨大破獲的經過和善後辦法》的報告，詳細匯報了江西省委和部分特委、縣委被破壞的經過，分析了被破壞的主客觀原因，提出了恢復江西省委的具體意見。馮任的報告引起中央高度的重視。中宣部長、秘書長李立三看了這份報告後，認為馮任立場堅定，頭腦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經驗，可以委以重任。
　　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兩次討論重建江西省委問題。參加1月1日第112次中常委會議3人，即向忠發、李立三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羅登賢。會上，羅登賢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羅綺園)、張國庶、馮任3人組成，機關暫駐上海，準備回潯。李立三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羅綺園)、張國庶、劉作撫3人組成，在上海時馮任參加。李立三考慮到馮任在江西省委時間太久，已引起敵人的註意，不宜再回江西，另有重用。由於李、羅意見不一，向忠發又未表示明確態度，會上對馮任去留未形成決議，但明確提出，根據馮任在報告中的建議，省委機關暫設九江，省委組成人員由李立三「與之談話」。由於李立三的堅持，馮任沒有回江西，改任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農委書記，以加強湖北省委的工作。
　　李立三找馮任談話，告訴馮任，現任湖北省委書記毛春芳(化名)，正是他在南昌第一師範的同學歐陽洛，彼此很熟悉，便於開展工作。馮任對歐陽洛很瞭解，還在《關於江西黨大破獲的經過和善後辦法》報告中建議中央把歐陽洛調往江西工作，殊不知歐陽洛已在3個月前調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隨後任臨時省委書記。因此，當李立三找他談話，說明歐陽洛已在武漢，要他去湖北省委工作時，他很快動身起程。歐陽洛對馮任也很瞭解，馮任的組織領導才能在一師讀書時就嶄露頭角。馮任一上任，歐陽洛就把省委機關工作交給馮任負責，放手讓馮任去幹，自己則深入工廠、鐵路，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從當時中央對馮任的工作安排來看，說明李立三對馮任的信任和器重。2月3日中央下文決定湖北省委領導分工時明確指出，除歐陽洛、馮任外，其他省委常委都有赴外地巡視的任務。2月18日中央又下文，由歐陽洛兼任省委組織部長，原組織部長何玉琳改任秘書長，這樣，馮任就明確地協助歐陽洛主持省委工作。3月23日歐陽洛被捕後，中央就指定馮任代理湖北省委書記。
　　1930年2月初，馮任調到湖北省委工作以後，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進入了「立三路線」時期。當時，武漢被李立三確定為全國武裝暴動的中心，李立三很希望馮任能夠圍繞這個中心發揮自己的才幹，盡快發動武漢暴動。但馮任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他在為省委擬發的第一號通告《軍閥戰爭中湖北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明確指出：「湖北在政治上、地理上都是蔣馮閻戰爭的中心」，「反軍閥戰爭是黨的中心任務」，各級黨的組織要加強「反軍閥戰爭的宣傳」，向群眾宣傳「蔣馮閻的戰爭是反革命的戰爭」，揭穿蔣介石的「以黨治國，為黨國討伐封建軍閥」和閻錫山的「黨是黨人的解決，國是國人的解決」的欺騙，有條件地組織地方暴動，不失時機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為組織好武漢暴動，李立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3月3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改組湖北省委。3月10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朱毛紅軍與紅三軍會合，奪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漢總暴動。3月1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湖北「四大」的各項決議草案的起草人：政治報告由李立三起草，組織問題報告由任弼時起草，職工問題報告由項英起草，湖北省委工作報告由馮任起草，並限定3月底起草完。在中央的壓力下，馮任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關於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組織地方暴動，爭取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左」的觀點，於4月2日擬發了湖北省委第4號通告。但在通告中，馮任還是比較客觀地分析了湖北的形勢，在指出諸多有利條件的同時，深感「缺點仍然是非常之多」。馮任的指導思想很明確，暴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不努力做好工作，克服這些「缺點」，暴動只能是一句空話。
　　4月15日至24日，中共湖北四大在上海召開。李立三要把這次大會開成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總暴動、爭取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動員大會。因此，出席大會代表除湖北16人以外，還有湖南、河南、江西及紅軍代表6人。大會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由任弼時主持。大會的第一天，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馮任代表湖北省委作工作報告。大會的第二天，任弼時作政治報告小結，他針對李立三政治報告中的一些「左」的觀點，提出暴動要具備的一些重要條件。李立三聽了馮任的工作報告和任弼時的政治報告小結以後，很不滿意，在大會進行的第四天重作政治報告結論。他在報告中指出：「據弼時、馮任兩位同志報告，革命有首先在湖北勝利的可能，但是必定要決定我們的鬥爭。因為可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同志們應力爭這個可能。」(李立三《政治報告結論》，1930年4月18日)批評任弼時、馮任對暴動勝利缺乏信心。大會在李立三的壓力下，通過了貫徹「立三路線」的政治決議案，改組了湖北省委，任弼時任省委書記，馮任為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當任弼時的助手。
　　湖北黨的四大後，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了高潮，他一再督促任弼時在武漢開展行動。但整個湖北處於軍事狀態，武漢的形勢愈加險惡。還在馮任返回武漢前，武漢黨組織就遭到一個大破壞，400餘人被捕。儘管如此，湖北省委還是決定6月15日至21日在武漢三鎮舉行「反對軍閥戰爭擁護紅軍運動周宣傳活動」，並由馮任起草《湖北省委派工農革命分子和黨員打入反革命軍隊做士兵運動的計劃》和《湖北省委關於擁護紅軍，鼓動工潮的通知》兩個文件。6月16日上午，湖北總工會在武昌花廠和蛋廠舉行集會，被大批軍警包圍，擔任現場總指揮的總工會常委、工糾部長黃昌恆被捕後叛變，供出漢口碧雲裡12號省總常委接頭處，並帶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特務來到這個接頭點，準備逮捕前來接頭的人員。這一切發生在瞬間，馮任並不知道。
　　6月17日上午，馮任前去接頭，他看到碧雲裡12號的二樓窗口放了一盆鮮花，覺得沒有問題，就走了進去。突然從左側小房間竄出幾個便衣特務，拿槍對著馮任。叛徒黃昌恆從陰暗的角落裡走了出來。一個特務頭目問黃昌恆：「你認識他嗎？」黃說：「他叫王亦吾，是個重要分子。」特務從馮任身上搜去省委兩份文件、一份《紅旗》黨刊和300元錢。在此情況下，馮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做交通，剛從上海來武漢，其他什麼都不說，決心以死報黨。當天，任弼時得知馮任被捕的消息，焦急萬分，立即報告中央「省委秘書長馮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請示中央緊急援救辦法。敵人對馮任嚴刑拷打，但什麼情況也未得到。為了從馮任身上打開破獲湖北省委的口子，敵人將他暫時關押，揚言要千元做保。任弼時得知敵人尚未殺害馮任，再次報告中央：「馮任在獄中，要求千元做保，省委機關仍處在特別戒備中。」然而任弼時的兩次報告，並沒有引起李立三的重視，他正忙於組織武裝暴動。敵人始終沒有從馮任身上得到任何東西，於7月10日將他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