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共產黨叛徒蔡孝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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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共產黨的歷史上，蔡孝乾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早年參加臺共，當選中央常委。曾參加過中央紅軍的長征，抗戰時期曾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長等職。抗戰勝利後，他奉命潛返臺灣，擔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叛變，出賣了臺共組織，最終導致整個臺共組織被偵破。蔡孝乾變節後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從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將軍銜。他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其經歷至今令人感嘆。
　　蔡孝乾1908年出生於臺灣彰化縣花壇鄉，6歲進入彰化公學校(臺灣人子弟小學)。當時日本統治者強行在臺灣學生中推行日語教育，蔡孝乾在公學校學的是所謂的「國語」，即日語。1922年畢業後，留校任代教員一年。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由著名共產黨人鄧中夏創辦。瞿秋白、施存統、彭述之等著名共產黨人曾擔任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任弼時、董亦湘、李漢俊等人擔任教員。上海大學學生在瞿秋白等教師的影響下，特別重視社團活動。在這種氣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生濃厚興趣，迅速成為臺灣左翼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他積極參與組建各類學生團體，參加各種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殖民統治的活動。
　　1927年7月，共產國際通過布哈林起草的「有關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被日本共產黨當即採用為黨之綱領。其中第十三項「殖民地的完全獨立」中，將朝鮮、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列為日本共產黨的重要使命。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臺籍共產黨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建立臺共(當時稱「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彭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並領導這一重要會議，有研究者認為，這個「彭榮」就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的化名。4月18日，林木順、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當選為臺灣共產黨中央常委，蔡孝乾負責宣傳工作。
　　臺共成立後，加強了對工人和農民的組織與領導。童養媳出身的謝雪紅在衝破封建羅網之後，也加入了這個團體。由於臺共的艱苦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成就。但是臺共內部矛盾重重。1928年4月25日，謝雪紅在上海法租界被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警察逮捕，押回臺灣，6月初被釋放。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蔡孝乾與其他幾名臺共幹部秘密乘船離臺，來到福建漳州，在石碼中學、龍溪女中任教。為了生活，蔡孝乾還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與中共組織只有橫的聯繫，在工作上直接受設在上海的臺共總部領導。
　　1932年4月20日，紅一軍團東征進入漳州城。4月24日，兩年前曾以「巡視員」身份和蔡孝乾聯繫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委員」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島人，海員出身，曾參加過1924年省港大罷工。他來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蘇區工作。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接見了蔡孝乾，對他說：「歡迎你到紅軍中來工作。我們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蘇區物質條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點苦，工作是愉快的。」羅榮桓接著告訴蔡，軍團政治部編印的一種刊物《紅色戰士報》，原來由他自己主編，現在要交給蔡負責主編。在羅榮桓的安排下，蔡孝乾進入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因工作上的關係，蔡孝乾開始和蕭華、舒同有所接觸。蔡孝乾還對「龍潭三傑」之一的胡底有很好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胡底可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從事『左聯』戲劇活動。進入蘇區後，紅軍中的戲劇活動都由他領導。」多年後，蔡孝乾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佔領漳州，帶給我的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是屬於實際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屬於意識觀念方面的。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士』的一員了。」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人抵達長汀。當時長汀是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離瑞金僅60華裏。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給蔡孝乾上過課，有師生之情。到長汀後第三天的清晨，周恩來拿出兩本日文書給蔡孝乾看：一本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另一本是當時日共領導人佐野學的著作《國家論》，這是一本佐野學對列寧著作進行通俗闡釋的書。周恩來請蔡孝乾先把列寧著作譯出，蔡孝乾感到為難，因為身邊沒有日文辭典。周恩來說，到了瑞金葉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邊正籌建中央圖書館，有大批日文書剛從漳州運來。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等人遇見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民見蔡孝乾等人走得汗流浹背，氣喘籲籲，便叫蔡孝乾等人輪流騎他的馬。1932年6月23日，中央蘇區召開「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蔡孝乾被選為總同盟主任，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部長，鄧穎超等35人為執行委員。毛澤東的二弟毛澤覃這時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蔡孝乾和毛澤覃經常聊到深夜。
　　蔡孝乾在中央蘇區工作兩年多，接觸過不少黨政軍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在回憶錄中，蔡孝乾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親身經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穿越草地是長征最為艱苦的階段之一，黨和紅軍幹部在途中大量死亡。憑著毅力，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長征壯舉，到達陜北。蔡孝乾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臺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征途中，他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培養出革命感情，為其後來成為臺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埋下伏筆。
　　蔡孝乾後來曾回憶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長征的情況。他親眼目睹了紅軍慘烈的渡湘江戰役：「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後面去… …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幹部的傷亡更多… …」
　　1937年抗戰爆發後，蔡孝乾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戰鬥在太行山前線，對日軍和汪偽軍隊進行心戰工作。後因前線形勢嚴重，在黨中央「保存幹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調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