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文化沈思

jiunn36

　　1881年6月9日是英國火車發明人喬治·史蒂芬的百歲誕辰紀念日，李鴻章特意選了這個日子舉行通車儀式，但是他遇到一個天大的麻煩，因為清政府以「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的理由，禁止使用機車。李鴻章無奈，只好下令將火車頭卸下，改為驢馬拖著火車走。這荒誕的一幕很有象徵意義，幾乎可以看成是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生動寫照。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中國人已經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林則徐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宏觀戰略設想並撰寫了《海國圖誌》；朝廷終於對外國使節的下跪問題作了讓步；向外國派出公使；引進了電報和鐵路。上述幾件大事可以看成是鴉片戰爭之後五十多年裏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成果，然而就這寥寥幾項，推進的過程卻又有那麼多苦澀的故事。
　　儘管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門戶，但是中國的朝廷仍然不相信、或者說感情上不能接受國力衰弱的事實，仍然做著「天朝上國四方來朝」的美夢，把戰爭失敗歸咎於洋人「妖術」，寄希望於神仙幫忙。這種迷信，朝廷用於麻醉，百姓源於絕望。倒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從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受到當頭棒喝，夢醒過來，替中國人反思這場戰爭。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指出，清朝失敗是由於「不知彼之熟練於實事，興國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遙出己國之上」。經受這樣的慘敗，中國的朝廷仍然坐井觀天，不僅不學習，而且「視外國為賊物」。
　　日本民族以學習為立國之本，自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之後，他們把中國和西方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西方國家「學格物窮理，不為天性空言，虛談妄說… …」一言以蔽之，西方國家務實，中國人坐而論道。一個名叫杉田玄白的日本人甚至用輕蔑的口氣說：「地者，一大球，萬國分佈，所居皆中，任何一國皆可為中土，支那亦東海一隅之小國也。」
　　坐而論道，熱衷清談，這是中國官僚階層和知識階層一個比較普遍的陋習。幾千年來，中國的「文章」浩如煙海，而祖衝之、張衡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卻始終未能在中國文化佔據主流地位，這似乎也佐證了中國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時也有著向虛向大向空、缺乏科學精神的特徵，這個特徵甚至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晚清以來積弱積貧、屢弱屢貧的文化緣由。
　　鴉片戰爭之後，日本人不僅把中國的底摸透了，也把自己的出路找到了。他們要征服中國，要「脫亞入歐」，要成為東方的老大。1868年明治天皇明確宣佈「破舊來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學習西方各國技術，學習西方社會制度，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派遣留學生，派遣使節團，興辦鐵路電信，普及教育… …凡是有用的，統統拿來。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54年間，日本的明治維新由上而下，從政治體制到經濟體制，實行了深刻的改革，成為大和民族的共同理想。那些關於天皇節衣縮食、民眾捐贈、萬眾一心購置軍火的傳說如今已為中國人熟知，「天照大神」「八紘一宇」的神話成為舉國上下的信仰，激發了前所未有的狹隘的民族情緒，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視眈眈地註視著曾經的東方巨人中國。
　　同樣在54年間，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是命運多舛，「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之後，替朝廷背了黑鍋，流放伊犁等地；魏源的觀點被認為「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遭到清廷上下圍剿，就差沒被殺頭了。赴英倫的外交官郭嵩燾，不僅眾叛親離，甚至被家鄉的學子宣佈開除湖南省籍。剛剛在中國萌芽的電報因為電報電線埋在地下，會「驚動祖墳」，被斥為不忠不孝。至於火車，就是我們曾經看見的那樣，只能用驢馬拉之。包括軍事裝備在內的西方現代科技，仍然被視為「奇技淫巧」，西方文化仍被視為「異端邪說」，自然科技發明被斥為「彫蟲小技」，至於西方的社會制度，那是提都不能提的，提得不好是要殺頭的。
　　在這54年間，我們的對手窺視著我們，在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隱秘地角逐。開放與封閉，科學與迷信，學習與守舊，積極擴張的熱情和僥倖防禦的態度，幾乎構成了甲午戰爭勝敗的全部先決性條件。公允地說，洋務運動也曾有過短暫的輝煌，曾幾何時，躊躇滿誌的李鴻章不惜重金從德國買回來「鎮遠」「定遠」等十數艘軍艦，甚至還耀武揚威地開到日本「訪問」了一番，那兩艘來自天邊的黑壓壓的龐然大物也曾讓日本朝野「無不駭然」，但是日本的軍官代表團到北洋水師的軍艦上一個「回訪」，很快就發現了破綻。
　　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中國海軍，無論是艦船噸位還是火器配置，在當時確實不比日本海軍遜色，然而指揮和操縱這些裝備的官兵素質，卻是一言難盡。泱泱大國的盲目自信和堅船利炮的行頭，讓朝廷和相當數量的官員乃至直接指揮艦隊的軍官都滋生出十分可笑的傲慢，不惜重金請來的外國教官經常受到嘲笑和嘲弄，這同日本海軍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日本海軍軍官在中國軍艦上看到了北洋水師貌似威武的陣容，也看到了在這陣容背後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軍紀廢弛，訓練沒有章法，貪汙腐敗之風盛行，官有驕矜，兵無鬥志，軍艦上也是聲色犬馬。日軍一名大佐戴著雪白的手套往軍艦的炮位上輕輕一拭，看著手套上的塵埃，嘴角露出輕蔑的微笑，回去就寫了一份絕對自信的請戰書，稱中國海軍「貌似龐大，實不足慮也」，一句話說到底，可以動手了。
　　可以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不是兵力差距的原因，也不是裝備差距的原因，甚至不是戰術技術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民族文化導致的民族精神的差異，是兩個民族的國家意識差異，也是兩個民族對先進文明的學習態度的差異。在這54年間，晚清諱疾忌醫，病入膏肓，不能容忍先進文化質疑朝廷的權威，寧可讓百姓迷信「天子」也不能讓百姓相信科學。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裏，無論是林則徐、魏源這樣的「開放派」，還是李鴻章、沈葆楨這樣的「洋務派」，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洋務運動只能局限於軍備和器物製造方面，而並沒有上升為真正的國家意誌，更沒有營造出全民族的愛國熱情，而且朝廷對此還半信半疑，求全責備。
　　在這54年間，封建專制的腐朽和腐敗，導致政權威嚴盡失，即便是開放的洋務運動，內部也充滿朋黨之爭，爭權奪利，嫉賢妒能；朝廷藉機挪用軍費，官商勾結，唯利是圖，就連軍火製造行業也出現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現象。清朝的軍官什麼都想到了，就是不想打仗。什麼都學會了，就是不會打仗。
　　在這54年間，江山板蕩，風雨飄搖，苛捐雜稅橫生，底層不堪重負，已經形成民不聊生的局面。老百姓往往誤把朝廷當作國家，而那時的國家是朝廷的國家，甚至就是那些魚肉鄉裏的貪官汙吏的國家，而不是蕓蕓眾生的國家，國家這個概念離老百姓十萬八千里。
　　在這54年間，偌大一個中國，千瘡百孔，已經喪失凝聚軍心民心的靈魂了，國家意志，民族精神，道德信仰，生活希望，已經滑落到最低臨界線上。
　　在這樣一個精神對比中發生的甲午戰爭，勝敗已經不是懸念了。從這個角度說，清軍的戰敗，或許正是積澱已久的歷史宿命。誠然，我們不能把戰爭責任推卸給老百姓。封建統治者不愛人民，人民一盤散沙。好在這沙裏還有金子，還有鄧世昌、劉步蟾那樣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
　　沒有誰能夠擊倒我們，除非我們自己。沒有誰能夠拯救我們，只有我們自己。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之心。我們要真正做到以史為鑒，直面屈辱和失敗，客觀總結深刻教訓，深化改革開放，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愛國就是我們的信仰，學習就是我們的戰略，改革就是我們的武器。學而時習之，在學習中知己知彼，在學習中取長補短，在學習中去偽存真，在學習中發展壯大，激發我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敞開海納百川的胸懷，我們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