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三國演義》不是史詩而只是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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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對史詩的誤解可能在於，只要是有關歷史的敘事，都可以叫做史詩。殊不知，有無史詩的意味，並不在於是否以歷史作為敘事對象，而在於敘事本身，如何取捨歷史，或者說，敘事者選擇什麼樣的敘事方式。比如《伊裡亞特》之所以被稱作史詩，是因為荷馬筆下的那場戰爭，不是聚焦於生存利益的糾結，而是源自愛情和婚姻的衝突。一者是不顧一切的相愛，一者是尊嚴受到了侵犯。愛情和尊嚴，與其說是利益範疇，不如說是關乎存在的標記。荷馬的《伊裡亞特》敘事，並不選擇黑白分明的立場，而是向戰爭雙方，同時投以悲憫的審視和悲情的觀照；致使史詩的詩意，油然而生。基於同樣的道理，古希臘的諸多悲劇，也具有同樣的史詩意味。亞里士多德有言，悲劇是靈魂的淨化；其實，史詩也同樣具有淨化靈魂的力量。這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具有如此史詩意味的經典，應該是《山海經》裡的諸多人物和故事，倘若將那些人物和故事訴諸敘事作品的話。
　　明白了什麼叫做史詩，那麼人們可以發現，《三國演義》了無存在的詩意可言。這並不是說，那段歷史本身沒有什麼詩意，而是意指作者的敘事角度和敘事方式，充滿了道德說教，並且沉溺於陰暗的權謀心計而不能自拔。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們，非但不會得到靈魂的淨化，還可能被諸多陰狠的計謀所迷惑，誤以為那是什麼了不得的學問和本事，從而不知不覺之間，頭腦會變得混亂，心理會變得陰暗。至於瀰漫在小說裡的道德迷霧，不僅不能使人變得明亮豁達，反而會讓人變得怯懦和自卑。因為《三國演義》所追求的不是愛或尊嚴的有無，而是誰比誰更具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本事，而是對權謀的推崇，對權力的崇拜。就連頭腦簡單如張飛者，都知道其奮鬥目標，是要讓大哥劉備做皇帝。
　　《三國演義》所敘說的那段歷史，其實早已有文字記載。即便不算各種史書，亦有南朝劉義慶編撰的「志人小說」《世說新語》流傳於世。《世說新語》的敘事方式，與《三國演義》的道德說教，迥異其趣。《世說新語》的主角，也並非梟雄，而是士子。幾乎是同樣的歷史，同樣的人物，在《世說新語》裡所呈現的，不是計謀，不是江山如何易手，不是誰為霸王誰是忠臣誰是奸雄誰是明主，而是諸多士子栩栩如生的言談，性情，風貌。那樣的敘說，即便不言史詩，其詩意也已然在其中了。此外，晉人陳壽所著《三國誌》，雖然當屬史筆，但也意趣盎然，絕無後來《三國演義》那樣的道德面孔和陰暗心理。
　　比之於陳壽的《三國誌》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人們不難發現《三國演義》既無董狐式的史筆風骨，亦無寫人狀物之間重在性情意趣的人文品質。作者羅貫中，元末明初之人，與漢魏那段歷史相隔一千年左右。羅氏擅寫歷史故事，諸如《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等等，作品頗豐，《三國演義》乃是其代表作。僅就文字功力而言，羅貫中並不遜於陳壽和劉義慶。羅氏之所以會將《三國演義》寫成一部道德說教和權謀大全，是因為深受宋儒理學的熏染。
　　先秦以降，孔孟儒學發生兩大嬗變。一次是漢儒的獨尊儒術，一次是宋儒的程朱理學。獨尊儒術引出的結果，是東漢劉秀開啟的以儒治國，最後以漢末黨錮血案告終。程朱理學將儒術從政治手段轉化為個人修養，名為自省，實為愚民。三綱五常經由程朱理學，由外在的道德律令，變成了內在的心靈桎梏。上古時代針對君王的種種道德約束，到了程朱理學變成了內聖外王的權力張狂。更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德恫嚇，連同沒完沒了的忠臣烈女表彰。漢儒的獨尊儒術，僅止於廟堂和士林；而宋儒的道德說教，卻籠罩天下，殃及所有黎民百姓，造成整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創傷。僅就最為著名的兩部古典小說而言，非但羅貫中的士子文學作品《三國演義》深受其害，與羅貫中同時代的施耐庵基於民間流行的宋元評話撰寫《水滸傳》時，也同樣難逃網羅。
　　基於共同的宋儒理學影響背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不約而同地突出忠義兩字。水泊梁山的聚嘯山林，以忠義為宗旨。從桃園結義開篇的《三國演義》上演的，是一幕忠義的歷史劇。忠義，既是這兩部小說共同遵循的精神圭臬，也是這兩部小說共同恪守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觀念。不明就裡的讀者，又通常會將這兩部小說裡的忠義，誤讀為世人心目中的俠義。事實上，此忠心，並非彼俠義。
　　俠義的理念，最早見諸墨家學派，並且與墨子的兼愛相諧；而與兼愛比肩而立的，則是平等。孔儒的仁愛是分等級、有尊卑的，而墨子的兼愛則是眾生平等，既沒有尊尊親親，也不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別。俠義一旦變成忠義，那麼首先消失的，與其說是友愛，不如說是平等。水泊梁山的眾兄弟之間，是有座次的。而劉、關、張之間，不僅長幼有序，而且君臣分明。可見，這兩部小說裡的忠義，乃是披著俠義外衣的等級尊卑，乃是行走於江湖或現身於亂世的君君臣臣。要而言之，《三國演義》所演之義並非俠義，而是忠義。
　　為演繹忠義所苦的《三國演義》，一葉障目；作者之於三國那段歷史，了無人文觀照能力。有漢一代，帝王是西漢的帝王強壯，儒生是東漢的儒生精彩。以儒治國雖然失敗了，但東漢的士風卻因此而大盛，從而醞釀出無數士林精英；而且代代相繼，並不因為黨錮血案而中輟。假設羅貫中具有歷史洞察力的話，那麼他應該發現，三國歷史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孫權、劉備，也不是董卓、曹操，而是眾多的士林精英。中原儒生有中原儒生的風采，江東士子有江東士子的俊逸；天下人傑，何止臥龍鳳雛？更毋需說，漢末士子思想之自由，性情之奔放，連同不避斧鑊的陽剛氣質，全都遠非弱智而怯懦的宋儒可比。其時雖有倡言獨尊儒術，但士林的精神淵源，卻並不以儒為限。除了先秦遺風，尚有浮屠東來。黨錮血案，時人雖然不曾總結以儒治國的失敗，但士子卻本能地意識到了儒學的短缺。無論是曹營的荀彧郭嘉，還是劉備帳下的孔明龐統，抑或東吳的周瑜魯肅，全都博學而睿智，不為儒學所囿。即便儒雅如孔明者，也別有一番「臣本布衣、躬耕南陽」的清脫瀟灑。與宋儒在人文風貌上的了無詩意可言截然相反，漢末士林，詩意盎然。遺憾的只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卻茫然於如此精彩的漢末士林景觀，以致其小說只能演義，無以史詩。
　　史詩的關注，不在於江山的易手，不在於權謀的較量，更不在於冷血程度的比試，而在於英雄與英雄之間的豪情相激，抑或對手之間的惺惺相惜；而在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愴，抑或由無奈和激昂交織而成的內心衝撞；更在於尊嚴的有無，無論是英雄還是書生，都以尊嚴為是，而不以江山為然。再者，歷史的詩意，並非都由男人的戰伐來炫耀，也能經由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的目光而呈現。諸如海倫之於特洛伊的那場戰爭，或者特洛伊婦女之於征服者的睥睨。然而，怎能設想，羅貫中會選擇洛神原型甄氏的視角，或者東吳大喬小喬的目光，審視漢末歷史？整個一部《三國演義》，惟見男人在角逐江山，根本沒有女人的位置可言。
　　羅貫中無法從漢末歷史中讀出人文的詩意何在。這與其說是羅氏的個人局限，不如說是羅氏耳濡目染的宋儒理學及其忠義觀念所造成的陳腐偏見。倘若說，漢語文字是不斷進化的，那麼與之相反，中國文化卻是不斷退化的。其退化的標記之一，便是後世儒生總是讀不懂這個民族先前的歷史。宋儒讀不懂漢末黨錮，漢儒讀不懂先秦諸子，孔孟讀不懂商周之交。具體到《三國演義》則是，羅貫中讀不懂曹操。
　　從某種意義上說，曹操是漢末黨錮精英於冥冥之中所孕育的「超世之傑」(陳壽《三國誌》語)。曹操少時目睹黨錮血案，及長，曾上書要求平「此處含有不良信息」錮一案。或許是下意識地汲取了以儒不能治國的教訓，曹操既深切同情黨錮英雄，又不以儒術為然。陳壽有評如是：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闃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但曹操本人，卻以周公自許，其《短歌行》最後一句有言：「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其實，申、商也罷，韓、白也罷，周公也罷，都可謂曹操的不同側面。刑法之嚴，有如申、商；攻戰之奇，有如韓、白；幕府之盛，可比周公。更有其《觀滄海》的意境高遠，其《龜雖壽》的超然齊物。作為一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曹操開闊的心胸，豐富的個性，其時諸雄，無人比肩。至於所謂閹宦之後的家世詆毀，純屬無稽之談。按史書記載，從曹操曾祖父算起，曹節、曹騰、曹嵩祖孫三代，皆為人仁厚，德行不薄。其祖父曹騰雖身為宦官，但歷時四帝而口碑極佳。陳壽《三國誌》曾有稱道如是：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穎川堂溪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
　　曹操之父曹嵩，乃夏侯氏過繼於曹騰。因此淵源，曹操起事後的班底，主要由曹氏家族和夏侯氏家族的子弟構成。從曹操的家世上，根本找不出任何污痕，可資攻訐。卻不料，刻意抹黑曹操的羅貫中竟會在《三國演義》裡，硬是編造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誤殺呂伯奢一家數口；再讓曹操說出那番冷血哲學：「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還不算，在曹操臨死之前，羅貫中又杜撰獄殺名醫華佗的故事，以此對照關羽的硬朗，著力刻畫曹操的殘忍。為了中傷曹操的愛才和曹操幕府的兼容並蓄，羅貫中還讓《三國演義》裡的曹操，殺害其首席幕僚荀彧，並且說得有鼻子有眼，活靈活現。要不是翻開歷史一查，很難不信其真。陳壽《三國誌》記載荀彧之死，僅寥寥數語：「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羅貫中的這種手法，不算獨創；前有孔儒之於商紂的抹黑，後有明朝三流小說家所著《封神演義》之於商紂和妲己的極度妖魔化。儒家的一個特色，就是喜歡黑白分明。倘若姬氏家族，諸如文王姬昌武王姬發周公姬旦是白的，那麼商紂只能是黑的，《封神演義》再興沖沖地添上一筆，商紂的女人，也是黑的。同樣道理，既然羅貫中要把劉備捧為內聖外王的光輝典範，那麼曹操就必須被寫成亂世奸雄。老掉牙的好人壞人模式。
　　當然了，比起商紂，曹操還算是幸運的，只是枉擔奸雄之名，沒有被抹黑成商紂那樣的惡魔。曹操之所以有這份幸運，是因為畢竟是個勝利者，而不是商紂那樣的失敗者。歷史上的亡國之君，大都被儒家文人一腳踩入泥潭。幸虧曹操好歹算是魏國的太祖武皇帝，羅貫中即便抹黑，也不敢一擼到底，只到奸雄為止。
　　有了奸雄的反襯，羅貫中得以放手美化內聖外王的典範，劉備。按史書記載，劉備乃「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其人「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陳壽《三國誌·劉二牧傳》。雖然窮愁潦倒，「與母販履織席為業」，但劉備依然「喜狗馬、音樂、美衣服」，似乎祖傳紈褲習氣猶在。但這類特徵，在羅貫中的筆下全都被省略掉了。因為這不符合將劉備作為內聖外王典範的構想，更是有損劉備「忠義」形象。劉備形象在《三國演義》裡，被突出的是垂手過膝、耳長及肩的帝王之相，仁義愛民、禮賢下士的仁君風範。尤其是劉備兵敗、十餘萬眾相隨亡命的情景，被羅貫中在小說裡大肆渲染，全然是一派聖主降臨天下的皇恩浩蕩；美其名曰：「劉玄德攜民渡江」，而不顧事實上的結果乃是：「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陳壽《三國誌·劉二牧傳》)
　　比起曹操，劉備既無詩文之才，又不能運籌帷幄，更遑論治軍治國治天下。群雄逐鹿之際，劉備屢戰屢敗，就像當年的孔丘一般惶惶如喪家之犬。劉備的那兩位義弟，雖然驍勇，卻是一個過驕，一個太暴，只能打打殺殺，不能成功大業。要不是三顧茅廬，將孔明硬是從隆中拽出，劉備於當時的天下，根本就沒有一席立足之地。但羅貫中卻不管這些，硬將劉備栩栩如生地寫成一個真命天子。因為羅貫中需要一個內聖外王的典範，需要一個忠義的活標本。所謂的《三國演義》之義，就是這麼演出來的。
　　從史書所記載的史實上看，被劉備三顧出來的孔明，其實是最悲劇的。少時喜誦《梁父吟》的諸葛孔明，胸懷大志，以管樂自比；結果卻認領了一個平庸的劉備；不像曹操那樣開創歷史新局面，而是抱殘守闕於「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運如此不濟，最後還要侍奉一個幾近白癡的劉阿斗。孔明並非不知道自己無力回天，卻又硬要六出祁山，屢屢無功而返，最後喪命於征途，有道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孔明那兩道《出師表》，確實寫得感人肺腑。但這在《三國演義》裡，卻正好被羅貫中作了忠義的表率，為世人立出又一塊忠臣牌坊。
　　三國時代的人臣之中，荀彧的精彩絕對不下於孔明。荀氏世家，嘗有八龍之名，蜚聲天下。陳壽《三國誌》言：「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有關荀彧其人，陳壽有評如是：「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孔明幫助東吳打了赤壁之戰，荀彧輔佐曹操取得官渡大捷。荀彧可說是曹操的管仲、樂毅。但因為荀彧置身曹營，沒有投在劉備帳下，所以在《三國演義》裡，只能落得個被賜死的下場。這應該算是羅貫中演義的又一生花妙筆。由此也可見出，演義與史詩，究竟相差在哪裡。倘若是史詩，那麼荀彧應該與孔明一樣的光彩照人；但由於是演義，荀彧卻只能被羅貫中當作抹黑曹操的一件道具。
　　讀過史書再讀《三國演義》，不會讓人感到是一幕幕悲劇，而像是在觀看被作者操縱的忠義喜劇。曹操花臉小丑，劉備假仁假義，孔明徒然鞠躬盡瘁，周瑜因為心胸狹窄最終被自己的瑜亮情結殺死；孫權更加可笑，竟然為了籠絡劉備，不惜獻出胞妹，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結果，小說裡最為牛皮哄哄的人物，反倒是那個叫做關羽的赳赳武夫，被後人奉若神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當然，若就創作自由的角度而言，亦無不可。只是這麼一部經典名著，倘若經不起史書的檢驗，又豈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