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門胥吏多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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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一個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理解的概念。廣義上的胥，也是吏的一種，狹義上的胥則又有區別，所謂「處官府職簿書」者為吏，「任奔走供役使」者為胥。從身份上講，胥既要聽命於官，也要聽命於吏，等次更低一檔；從制度上講，吏是一種固定的職，胥是一種輪換性質的差，是古代社會中農民服役的一種形式。
　　要把農民有義務去官衙裏服役當差的來龍去脈講透徹，那得做一篇大文章，咱們這兒，只交代一點就可以了。這些徭役中有不少差事，老實的種田人幹不來或不屑幹，也怕因此耽誤了春耕夏鋤秋收冬藏的本份，因此就逐漸形成了出錢免役、由官府募人代替的辦法。時間一長，好多衙役也成了固定的差使，並且多由破落戶、無賴兒甚至地頭蛇之類充任。不過他們是在替官衙當差，又有了種種動聽的名義。比如《水滸傳》裏宋江殺惜之後，被閻婆誑到八字衙門前，閻婆突然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 …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 …」瞧，他們就是「做公的」，也叫「公人」。至於老百姓背後的叫法嘛，那就不太入耳了，謂：差狗子。做公的也罷，差狗子也罷，反正也算是衙門裏的成員之一了。
　　元朝時有人分十等之說，所謂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隸，七倡八優，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這皂隸，比演員、儒生還體面些。當然這皂與隸之間還有區別，所謂「公人」，主要指皂而言；隸者，就是在衙門裏當轎夫、馬伕、夥夫、更夫、閘夫之類的了。當衙前胥役是由農民輪番當差時，自然是吃自家夥食替「公」家盡義務，改成募人充任固定差使後，衙門裏就得給一份開銷了。我們從沈榜的《宛署雜記》中得知，明朝時宛平縣衙門裏的這班皂隸，每年可領取「工食銀」三兩六錢，恰好是書辦的二分之一。有了「工食銀」支出，自然得講個定額，否則會增加衙門辦公經費的成本。還是以明代宛平縣為例，據說是定額49人，門子、庫子、倉鬥級等不計算在內。其實在實際生活中，定額總是被大大突破的，所謂「大縣千人小縣百」，那是一點也不虛妄的。《水滸傳》裏說晁蓋一夥劫了生辰綱後，濟州衙門老爺嚴命「緝捕使臣」何濤捉拿劫犯，據何濤兄弟何清言，「哥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個。」這麼多「公人」又該吃哪一家的飯呢？不外是「君子動口，小人動手」了。這就難怪南宋學者葉適會咬牙切齒地說，當時的社會，「號為公人世界」！所謂老爺「與吏胥共天下」，說什麼也不能把這個「胥」字漏掉。
　　「吏人世界」的代表性構成是「六房」，「公人世界」的代表性結構是「三班」。六房的代號是富貴威武貧賤，三班的形象就是狼、狗、狐。
　　「狼」即皂班，專供學狼嗥擺威風的。老爺坐堂時，他們分站兩邊吼堂；老爺出巡時，他們走在前面吼道；平素還有許多打雜差使。他們賺錢的法門，主要有兩條，一是借執行刑罰，二是趁採買物件。州縣衙門的大堂上，動用刑具是家常便飯，追賦逼稅要動刑，審訊訟案要動刑，處分非禮、違制或不良，也要動刑。這道手續例由皂班經辦，賣人情收訛詐全從這上頭出來。《水滸傳》裏，武松被判「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著肉」，這就是他們的業務專長，但平素發揮這種專長時，都得收錢；反過來的做法，南宋時名宦吳勢卿有過一篇《禁約吏卒毒虐平人》，暴露出的黑幕是：「近閱諸郡獄案，有因追證取乞不滿而殺人者，有因押下爭討支而殺人者，有討斷杖兜錢而殺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這全是勒索不成所致，是以當事人才進衙門聽審，家屬先已上下打點忙開了，皂班的這一筆杖頭錢是穩取的。
　　元代時有人寫過一出雜劇叫《神奴兒》，裏頭有個叫何正的皂班在趕路接回任官員時，不慎撞到李二員外，李二員外罵他是個「驢前馬後的人」，這是取笑他的「吼道」差事，何正反過來警告他道：「你常踏著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門中，該誰當值，馬糞裏汙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層皮。李二，咱兩個休軸頭兒廝抹著！」可巧，這李二員外後來果真被人告了，犯在衙門裏，過堂時被何正下死勁拚命打，連坐堂問案的老爺都疑惑起來，問他：「何正做甚麼，將那李德義這般打也？」何正回答：「大人斷事，小的每是只候人。官不威，牙爪威！」真是妙極了。至於採買物件時的外快，也不消細說，既要詐店舖的，還得揩賬房油。
　　再說一件關於皂班的史實。據宋人孫光憲所著《北夢瑣言》記，唐代宰相畢誠出身寒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縣衙門裏的皂班，靠賺杖頭錢致富。畢誠顯達後，想替舅舅謀一個官職，舅舅還執意不肯，說是我幹這個行當，每年光「事例錢」便有六十緡可拿，茍無敗闕，終身優渥，不知你想替我謀什麼官職？言下之意是，還有比行杖更好的進賬嗎？六十緡即六千文，抵得上當時一個縣令加上一個縣尉的俸料了。況且這僅僅是「事例錢」，「例」外的受賄還不算在內。怪不得老娘舅連官也不願做哩。
　　「狗」是快班，靠手腳快捷嗅覺靈敏混事，專供持票傳案、拘捕人犯、刺探偵緝和傳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等，《水滸傳》中的何濤，就是捕快的領班人。唐朝時的快班，還有個「不良人」俗稱，如《朝野僉載》中，記有一則故事，謂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個高麗婢名玉素，貌美受寵，替主人掌管財物。後來玉素投毒謀害主人，洩露後卷帶金銀器物逃跑。有關破案的過程，作者作了省略，但讀者看了後自然明白這裡頭反覆出現的「不良」，並不能望文生義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則同何濤一樣，是他們的領班。也不知什麼緣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簡稱「不良人」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對於這班捕快的平素為人來講，形容得恰到好處。西漢時人們又管緝捕盜賊的隸卒叫「求盜」，也和「不良人」有異曲同工之妙。
　　快班輩究竟怎麼個「不良」，沈榜是當知縣老爺的，該知道很多，也該相瞞不少，但《宛署雜記》中仍有「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的考語，大體是「每民間有事，應與拘送，則有“鞋腳錢”；或已就拘執，兩願和息，則有“酒飯錢”；奉檄蹤跡奸宄，未得而株連之，則有“寬限錢”；已得而墨覆之，則有“買放錢”；城內每月每家有“燈油錢”；買賣房契有“畫字錢”；各巷搭蓋披簷(即「違章建築」)有“隱報分例”；相驗有被犯法物；每初僉及年終，置酒邀會，每家銀三五分，則曰“打網”、曰：『秋風』；… …巧立名色，莫可枚舉。」以「寬限錢」為例，又叫「賊開花」，清人姚元之撰《竹葉亭雜記》裡，對此有描述：
　　州縣中差役之擾鄉民，其術百端… …有「賊開花」等名目。言民間遇有竊案，呈報之後，差役將被竊鄰近之家資財殷實而無頂戴者，扳出指為窩戶，拘押索錢。每報一案，牽連數家，名曰「賊開花」。鄉曲無知，懼干法網，出錢七八千至十數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釋之，謂之「洗賊名」。一家被賊，即數家受累，如此數次，殷實者亦空矣。有魯典史者，刻一聯榜於堂，聯云：「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
　　李伯元《活地獲》中，用了許多篇幅，專述清代安徽天長縣捕頭吳良勾結竊賊玩弄「賊開花」的事跡。在這裡，「警察」與小偷的對話是：「現在我就收你做個徒弟，你儘管去做生意。可是做徒弟的規矩，是個三七分紅。你做了買賣，我是扣一個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 …還有一樣，你去偷東西，總要把人家的門同房屋記清了，碰到嵌兒上，也可以攀他一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錢已是我們的了。」
　　李清編《折獄新語》裡，也收有不少快班輩的劣跡。如卷5《斬奸事》記慈溪縣捕快柳阿安、葉僧受淫棍章馬賄買，反誣良民為賊，「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虜衣物廿一件、銀五兩之事」；如《姦殺事》記奉化縣捕快蔣少龍、張章，趁拘人名義，強姦當事人妻子；又如卷4《枉詐事》中，有衙役張鳳、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繼武為賊，繼武以六錢付，猶怏怏未厭，又益以二鵝。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即便發作了，至多是「杖治」，而執行者又是他們的皂班同行，到底有幾下「著肉」的，不言而喻。
　　「不良」喪盡天良的極端行為，是養寇自重或乾脆自己也當盜賊，縣令縣尉等老爺追比急迫時，就胡亂抓平時有仇隙的人抵罪，甚而有比這還駭人聽聞的。徐珂編《清稗類鈔》上就記有一事：清朝咸豐時，河南多盜，州縣故廣置胥役以捕盜，有多至數千人者，實則大盜即窟穴其中，時遣其徒黨出劫，捕之急，即賄買貧民為頂兇以銷案。有個鎮平縣捕快胡體安，陽為胥役，陰為盜魁，有一回唆徒黨去鄰近某縣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體安當主謀後，上控到守道衙門，當時正值塗宗瀛在河南當地方官，馬上指派有司去鎮平拘人。這個胡體安竟買通來抓人的鄰縣捕快，把自己掠來的一個小伙夫王樹汶充胡體安名字帶走歸案。
　　讀者或許要問老爺幹什麼吃的？這也有記載，縣令馬翥聞(胡)體安就獲，狂喜，不暇審真偽，遽稟大府，草草定案。塗宗瀛在清代官員中，也算是以能幹著稱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這等事情，足見「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役用銅錢串接起來，何懼區區塗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歎：「地方大吏安得盡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親民者又安得盡一縣蠹役一一而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