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清山西腐敗之根

jiunn36

　　中國古代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官商一體缺乏大規模滋生的必要條件和土壤，但也有個別人打破成例，成為最早的官商合體的受益者。早在漢初，統治者就禁止商人衣絲乘車，對商人收取重稅，並適時打擊商人，規定商人不得為官，子孫後代也不得做官，士農工商四民，商人地位最低。正是由於這樣惡劣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古代商人在歧視和屈辱的夾縫裏扭曲人格，艱難生長，被迫成為封建專制政治的附庸。
　　「天下賢才盡入榖中」無疑使封建大一統政治下的馭商之策，國家把那些維護封建政權有過重大貢獻的商人納入官僚整體，用國家之力量，引導更多的商人為國報效。統治者在國家財力拮据的情況下，往往讓富商大賈出資效力，富商大賈樂得乘時「周流天下」「交通王侯」，以達到炫耀自我的目的。漢景帝時開始實行「輸粟六百石者爵上造，四千石者爵五大夫，達萬二千石者爵大庶長「的捐資授官制度，由此開了權錢交易的先河。
　　漢武帝時，河南商人蔔式抱著抵抗匈奴「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的信念，以家產之半捐輸助邊，贏得漢武帝的賞識器重。漢武帝認為應該嘉獎蔔式的義舉，政府給商人的褒獎也只能是官職。於是，蔔式先為朗吏，再拜禦史大夫。漢武帝還任用鹽商東郭咸陽、鐵商孔僅為大農丞，分管國家的鹽鐵事務，任用洛陽商人之子桑弘羊主持全國的計算。這些大商人入住政府，對商人的活動更加有力。當時的大地主，大官僚，也有兼營商業，牟取暴利。元帝時，官吏經商成風。東漢建國後，新貴族與官僚，地主，豪商結合，形成新的豪強地主集團。王莽傚法漢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推行五均六？，但王莽控制不了這些推行政策的商賈，大商「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薄，府藏不實，百姓愈病」，社會上一時賄賂成風，官僚交結商人，也在大肆斂財，王莽的新經濟政策宣告失敗。
　　唐宋時期，官商一體化仍在繼續，在發展。唐中宗時期，奢侈風行，國庫為之空竭，最高統治集團大肆納賄賣官，於是，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一時多達數千人。唐睿宗時，罷黜斜封官，但在太平公主等人的影響下，只得「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買賣官員的現象有禁無止。富者買官屢開屢禁，富商大賈與貴族，官僚和地主因此建立了各種各樣的聯繫。北宋的行會，也多由官吏暗中出資經營，可以說北宋的商業行會事實上就是官紳和豪商大賈共同把持操縱的。南宋初年，南方商品經濟發展規模超過北方，富商大賈「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倖補官」，利用政治特權，肆行兼併掠奪土地，並且「假名早日冒戶，規免科需。
　　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一些參與國家重大經濟活動如鹽商一類的商人，他們的子弟通過交結地方官吏以郡縣學籍參加了科考，一部分弟子由此步入仕途，而官府對此並不明令禁止，這就打破了長期以來不許商人子弟仕官為官的成例。卿相出自科舉是明代的定制，商人子弟入仕做官，提高了商人家族再社會上的地位，同時商人家庭借此利用其政治地位鞏固他們商業上取得的成就，這就是出現官商一體化家族最根本的原因。
　　封建經濟的發展，商人勢力的擴充，必然引發商人參政議政分享政權的願望和可能。經濟服務於政治的思想牢牢地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是商人依附封建政權的前提，也是官商一體化依托的基礎。明代最早形成的山西、陜西商幫，在明初「開中」輸糧、納米換引階段，秦晉兩省的商人，以地臨九邊衛所的優勢，捷足先登，成為明代最早有合法身份的官商，這部分官商人稱邊商。邊商的經營活動屬於政府行為，風險小而利潤大，而且是壟斷商人，與鹽商的經營活動類似。
　　政治與經濟結合的關鍵在於官與商的相互滲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家族中的子弟要讀書做官，不僅需要耗費一定的財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為此，一個家族為了讓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經商，子孫再家族財力的支持下成為官僚學者揚名顯姓，反過來又提高了家族的商業信譽和知名度。當時許多山西商家就意識到：官商結合型家庭是一種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經濟必須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發展。明中葉以後，官商一體家族開始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除晉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體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為典型和突出，時間上也更早一些，因為山西商人作為一個大的商業幫派集團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別是開中制實施以來，山西商人與官方的關係較其他地域商人更為密切。
　　商品經濟部發達的封建社會前期，商業經濟只是封建政治的附屬品，富商交結官方只是個別現象，不能形成氣候，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於統治者的利益需要，決定商人是否可以捐資授官，商人結交權貴處於比較隱蔽和被動的狀態，並不能對國家形成大的影響。然明清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以地域地緣關係廣結商幫，國家對商人入仕以及商人子弟科考政策有所放鬆，加之清代以後由政府出面推行捐納授官職，使得官商結合有了更廣泛的基礎，官商一體化得到了充分發展。
　　明代山西官商家族中的官和商是分別來做的，用明清官商家族出身的大官僚楊義的話說就是商則不官，官則不商，既商之，又官之，其名不正，其事不雅。吾不為也。明代做官的人基本上是通過科舉正道步入仕途的，官商家族中，既有經營大買賣的直系親屬，同時也不乏朝臣要員，他們還利用姻親方式鞏固加強相互間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有時甚至不惜大量的錢財去結交當朝權要，爭取政治上的更大成就。
　　明代的一個大家族裏，官員的地位通常要比商人要高，不少商人是因為當初科考落第走不了仕途專而業商，在商人子弟有了出仕機會後，整個家族就要全力以赴，大力支持，因為家族的生存發展，還要賴封建政治的庇護和支持。家裏有了做官的人，對於許多經商的人來說是找到了堅強的後盾，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又了精神支柱，做起買賣也能少些後顧之憂。不過，當時的許多人對經商的官員是鄙視的。
　　和明代官商家庭不同的是，清代的山西官商家族中難以分辨官與商孰高孰低孰重孰輕，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變更。山西商人對自己的經商活動並不輕看，認為業商是一種正當的職業，較之它業並無尊卑貴賤之分，不少山西籍人士在科考與業商二者間甚至更熱衷於商道，因此清代山西人在商業財產不斷聚增的同時，科舉方面呈現出滑坡態勢，不少有才智的商人子弟捨仕而業商。
　　買官獲爵的捐納制度貫穿了整個清朝，這對清代山西官商家族的構成甚至清朝政治都有影響。捐官文職可至郎中道員，武職可至千總把總至參將，有錢人家的子弟可通過捐銀輕易得官，這對已經積累了一定資產的山西商人極為便利。商人在經營買賣的同時，通過捐納途徑得到一個管缺，經商做官二者合一，一身二任，似乎更像是紳商，既有錢財，又不乏地位。
　　清代官商家族在商業上的成就遠比政治方面大一些。到了清代，晉商發展至鼎盛時期，晉商在對外貿易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又使一大批山西號問世，晉商一時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山西商幫的實力和影響大增，山西票號的實力全國首屈一指，這也就是山西票號之所以享譽海外的重要原因。與明代官商家族不同的是，清代許多官商家族是要借助政治手段來擴張經濟實力，最終目的是要發展經濟擴充財源。票號興起之後，票商除了擴展金融業務外，還積極從事自己或他人捐納事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結交。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魄力，財力，勢力方面遠比其他時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幫的成就顯著，是與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開的。傳統史學也認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觀點者認為：清代「全國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號商人)鹽商和行商(廣東十三行)，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員。山西商人開設的票號、銀號，主要的業務是代官府解錢糧、收賦稅以及代官商辦理匯兌，存款、放款、捐納等事，始終沒有超出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範圍。」可以說明清時期不僅形成了一個官商家族階層，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動對當時的政治經濟都起到了影響。有人談到福建商幫時也曾提到士紳官僚階層在明清福建海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官商不但積極參與這種違法海上貿易，而且成為海上走私活動的庇護著。
　　官商一體化對消除封建等級觀念以及幫助政府疏解一時困難曾起過一些積極作用，然而，明清官商一體化的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在封建社會後期表現的尤其突出，特別是在滋生腐敗，阻礙經濟發展兩方面的消極影響不容低估。官商一體是產生官吏貪腐，政治黑暗的溫床。商人授官拜爵或官營、官貸、管賣活動的結果，必然導致政綱紊亂和政治腐敗，官商勾結，更有利於僭越法令踐踏法律。封建政權強盛時，商人依附國家政權，商人為政府所用，到了封建社會後期，政治削弱，官商相互依賴，相互扶持，對社會的影響無疑弊大於利。官商一體化加速了明清政治的腐敗。《清史稿選舉誌》對捐納之弊概括為：「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開，官吏乃以資進，其始固以搜羅異途人才補科目所不及，中葉以後，名器不尊，登進乃濫，仕途因之淆雜矣。」清朝中晚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小民百姓，對捐納授職憂心忡忡，引為恨事。然而，官商一體化的進程始終沒有停歇。買官賣官有增無減，官僚機構膨脹，行政效率降低，枉法屢見不鮮，世風日漸敗壞，對國家機器正常運行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
　　官商一體化還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管子之法以鹽鐵歸國家專賣，盡蠲一切租稅。專侍此為供給政費之一大財源。其有不足，復時時由政府貨幣操作之力以權衡百貨。質言之，則政府自營商業也。「自營商業就是封建政治對經濟的控制，這有悖於經濟的發展規律。商人發跡後，與官府結托，最後投身政界，而不是投資工商業。商人的財力物力多用於結交封建政權，逢迎封建官員，商業活動的獨立性減少，壟斷性增多，競爭性減弱，積極基礎與上層建築完全顛倒。
　　商人一旦取得封建政權的支持，其經營活動就具有了某一領域的壟斷性，對正當的商業競爭產生阻礙作用。特別到了晚清時期，顯赫的政治任務背後必有資財雄厚的財東支持，如左宗棠又胡雪巖的資助，李鴻章又唐廷樞、葉澄衷、盛宣懷等人相佐，這些富商因此授官府道，商業活動與政局變化的關係更為密切。胡雪巖鼎力相助左宗棠收復新疆時，「關內外需餉孔殷，而山右陜豫復旱災，四方羅掘無所出。光墉獨假華洋商款千二百五十餘萬，助宗棠出關，立蒙廷賞。乃以道員洊晉極品，賞黃馬褂，賜紫禁城騎馬。「就是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轟頂商人，也不得不在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傾軋中飽嘗失敗的恥辱。洋務新政把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商一體推上了鼎盛，然而，不論官督商辦還是官商合辦，洋務派經營活動的封建性和壟斷性極大的阻礙了民族資本註意的發展，這一短暫的自強求富進程，由於對封建政權與帝國主義的過分依賴，在甲午海戰中以慘痛的失敗而終結，官商階層在封建整體重孕育省長，最終無法避免與封建政權同生共滅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