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巨大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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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說。張之洞有極高的天分，這種天分使他在狹窄的科舉之途上脫穎而出，又在人才雲集的翰林院大顯才華，成為光緒初年風頭十足的清流幹將。他與曾國藩、李鴻章以軍功封疆不同，純以文章而發達封疆。他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睞，從殿試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員的出任，以及人生數次關鍵時刻，「慈恩」總是或顯或隱。
　　張之洞的歷史舞臺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擔任湖廣總督。他創辦漢陽鐵廠，首設警察，多項「洋務」創下全國第一。張之洞雖是地方官，卻心憂天下，時刻註視天下學術與思潮。他廣致人才，梁啟超、章太炎、辜鴻銘、黃遵憲等時代俊傑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來武昌，與他深談淺晤。他門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為眾多有誌於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士子官員所矚目。他擅長處理涉外事務，就連京中守舊派人士也讚他「在湖北晴川閣上宴俄太子，禮儀不卑不亢」。
　　辜鴻銘曾有英文著作狀寫張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國時局的生動寫照：「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要扮演一個非常困難的角色。我曾經出席過張之洞總督召開的一次幕僚議事會，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問題。這個議事會在武昌棉紡廠的頂樓召開。我至今記得老總督在月光下來回踱步的情景… …」
　　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彈劾張之洞，羅列四大罪狀：怠慢政務、重用惡吏、濫耗錢財、總督衙門被毀不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用語大體屬實，張之洞起居無時，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時起來辦公。他個人好惡重，花錢如泥沙。但是茅海建認為，張之洞的事業大多是傳統社會沒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會多走彎路，多付學費。
　　張之洞短暫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結識康有為，與康有過數度深夜長談。那時，他的一個兒子因賞月覓詩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勸他多找人聊天緩解悲痛。最初他很賞識康有為的才華見地，籌款1500兩白銀支持康有為創辦《強學報》，其中500兩是自己解囊。但在《強學報》創刊號中，康有為的做法引起了張之洞極大不快：康刊發不能公開的光緒帝「上諭」，並用旁註文字自詡自重。更「令人駭異」的是，刊物首頁以「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紀年，擅自「奉正朔」。這在現代國家也不合規程。《強學報》只辦了3期即被張之洞叫停，兩人漸行漸遠。
　　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康有為進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張之洞對他們由警惕轉向擔憂。他認為康所主張的「平等、民權」，「一萬年做不到，一味囈語」(他們兩個所理解的平等、民權，均與現代政治概念相去甚遠)。但張之洞畢竟是新派人物，從未向康有為「公發難端」。他不反對變法，只是希望來一場沒有康有為的變法。為闡明自己的政治與學術思想，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春主持撰寫《勸學篇》，一是針對康有為的「邪說」，二是針對保守官員的「迂說」。書多變法主張，經光緒帝推廣產生了巨大影響。
　　茅海建指出，這部寫於變法前夕的《勸學篇》，因間有「非康」言論，清廷清算維新派時反助張之洞「免議」。
　　就在「百日維新」前夕，清朝中樞有過一項重大政治舉動，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京輔政。這一動議差點成為現實。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親王奕，重領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然而奕壽日無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親王去世，將無人制約翁同龢。翁同龢時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是光緒帝的師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徐桐出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這是一個重大決定。張之洞接旨後一頭霧水，四處打聽「兩宮」真實意圖，知道自己入京後或有大用，卻高興不起來，推諉遷延，光緒帝則嚴詞催促。張之洞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與湖南船幫發生械鬥，船幫放火點著了海關，延燒到日本領事住宅。光緒帝下旨，著張之洞回歸本任處理。有跡象表明，翁同龢對此旨出臺施展了手段。此後北京政情大變，奕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榮祿、剛毅等取代翁同龢，電告張「勿庸來京陛見」。
　　茅海建感嘆，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發，翁同龢不從中阻撓，張之洞應於戊戌年四月初(月底變法開始)到達北京。如果他輔政，必不會聽命於翁同龢。翁、張兩人只是政策分歧，並無不可解的恩怨，也許會互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張將阻止康有為一派的冒進和保守派的反動，清末新政或提前實施。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戊戌變法匆忙展開，100多天後，政變到來，血腥跟進。
　　研究歷史，是希望找到問題出在哪。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我認為在於找到失敗的教訓。對於歷史不能簡單化，不能史實一抹黑、史觀粗暴化。一個民族對歷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堅實保證。
　　光緒帝召見和提升袁世凱，似未引起後黨激烈反應。戊戌政變並不是因為袁世凱告密而引發，但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在此要強調的是，慈禧太后為什麼在八月初五決定將回頤和園的日期推遲到初十日、為什麼初六日親政，這其中還缺少紮實的證據鏈，很多專家考證在我看來還站不住腳。對於我來說，這些依然像謎一樣纏繞著我的心。這個謎底很可能藏在兩位身居要職、知悉內情且有寫日記習慣的大臣的日記裏，他們一位是張蔭桓，一位是王文韶。他們的日記迄今都還沒被發現。
　　戊戌變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監控下進行的，沒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在境外接受記者採訪，出示經他篡改的光緒「密詔」，將帝后矛盾公之於眾。這種做法陷光緒於危險境地。不僅僅是極端保守派，很多主張改革的人都對康有為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張之洞只是其中一個。後來張之洞越來越反感康有為的思想，對梁啟超遵奉其師的做法不以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變態度。
　　戊戌政變發生後，張在悲痛之餘(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被殺)，私下指責昔日的朋友黃遵憲是「康黨」。「康黨」在當時氣氛下是很嚴重的罪名。黃遵憲很早就與張有過從，張曾經為黃的仕途鋪過路。後來黃遵憲在奉旨處理《時務報》糾紛時，表現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張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諒他。政變後有人想推舉再用黃遵憲，徵求他的意見，他用「鉆營嗜利，險狠鄙偽，毫無可取」這樣刻薄的詞語形容黃遵憲。當然，人是複雜的，我們不能因為哪一句話哪一件事就給人下定論。
　　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時代而指引後來者，政治家則必須堅實地站在時代給他搭建的舞臺上。對政治家來說，任何一種輕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險。張之洞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個時代最具實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遠見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