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宦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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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各朝各代﹐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中國經歷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後期的二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後期的九世紀﹔第三次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
　　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東漢之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凶﹐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從此一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朱家子孫們爭來的天下﹐染著斑斑血跡。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顯然不僅是一個趙匡胤的隱憂﹐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功臣､大將們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剷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這名太監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干政」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干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給自己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一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不得擅自作主。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權﹐是因為在奪取皇位的「靖難之役」中﹐尚為燕王的朱棣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此後又在圍攻南京時﹐與宮內的宦官裡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寶座。
　　因此﹐朱棣上台後﹐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率軍與南兵對沖﹐為朱棣在戰場上立了功。
　　於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問鼎權力巔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後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1420)﹐又增設東廠﹐委任宦官主持﹐專門偵察刺探臣子民眾情形。這樣宦官可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大權在握﹐為後來的宦官專權提供了條件。
　　朱棣孫子宣宗朱瞻基採取了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內書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宦官學校。宦官學校收取了十歲以下的學生兩三百人﹐由司禮監秉筆任校長﹐學長由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請翰林院的學士來教導學生。學生所研讀的課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及《四書》､《千家詩》､《神童詩》之類﹐評定成績的標準是背誦能力和字體的工整度。成績特別低劣和犯規者﹐由老師登記在成績表上交給秉筆。從設立內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為定制。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鎮時代﹐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朱祁鎮即位時年方九歲﹐還是一個只知道玩樂的頑童﹐由太監王振帶著他遊玩。他對這個鬼點子層出不窮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鎮的信任假傳聖旨﹐總攬朝政﹐沒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朱祁鎮成年後﹐皇家教師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是譏諷自己﹐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屍體肢解﹐拋擲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國子監視察﹐祭酒李時勉對他沒有表示特別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時勉盜用國家樹木﹐讓他在國子監門前戴枷示眾三天。數千學生哭號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後輾轉求到朱祁鎮的母親何太后那裡。當何太后詢問朱祁鎮時﹐他驚愕地說﹕「一定是王振幹的事」﹐並下令釋放。
　　朱祁鎮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東推進﹐對中國北部邊疆發動攻擊﹐沿邊城堡相繼陷落。朱祁鎮召集大臣商量對策﹐王振力排眾議﹐極力主張皇帝親征。他把戰爭看成兒戲﹐認為有權就有戰鬥力。詔書頒下後的第二天﹐朱祁鎮即行出發﹐因倉促間沒有準備﹐半途上已有軍士餓死﹐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可想而知。大軍到了大同後﹐王振還要北進﹐可是派出去的幾個兵團先後潰敗﹐軍心大亂。鎮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進﹐連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關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時﹐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書鄺野請求英宗急速入關﹐但運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銀財寶的車隊還沒有趕到﹐他堅持等候。
　　鄺野再三堅持迅速撤退﹐王振罵道﹕「軍國大事﹐你懂什麼？」
　　把鄺野逐出營帳。很快地瓦剌騎兵合圍﹐大呼﹕「投降免死！」王振這才發現權力也有不管用的時候。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用鐵錘把王振擊殺。明軍全軍覆沒﹐樊忠戰死﹐朱祁鎮成了階下囚。這就是驚天動地的「土木堡之變」﹐為大明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轉折點。
　　明代宦官權力全面擴張﹐是在憲宗朱見深統治時期﹐他賦予親信宦官汪直以軍政大權。一些外廷官員想得到陞遷的機會﹐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則此人官運立刻亨通。由此一來﹐那些想走終南捷徑的人﹐莫不以結識汪直為榮﹐這樣一來就抬高了汪直的身價﹐也給汪直的弄權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邊。那時﹐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薊遼､大同､榆林等處﹐素稱北方九邊。擔任巡邊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邊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話﹐可以決定邊鎮命官的生死升謫。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員從來不敢馬虎。
　　這次汪直巡邊﹐鑒於他已經是皇上的寵宦﹐官員們更是唯唯諾諾盡顯小人相。那些督撫､總兵以及所在地的撫台､按台等各種官員﹐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員晉見他﹐都行跪禮。公堂之外﹐官員們紛紛私下向汪直行賄﹐以博歡心。這些喪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後﹐所有對他阿諛奉承的人全部陞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貶謫。
　　成化十四年(1478)﹐曾經發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僕人楊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稱汪直。從蕪湖､常州､蘇州﹐到杭州､紹興､寧波﹐所到之處﹐各地官員爭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門托他打官司。當他南下到福州時﹐被福建鎮守太監識破﹐楊福被斬殺﹐轟動一時。此案雖然頗令汪直難堪﹐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汪直的權傾一時。
　　武宗朱厚照十五歲即位﹐是一個只對女人和遊蕩有興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從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劉瑾﹐猶如朱祁鎮的玩伴王振一樣﹐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權。劉瑾有一個核心集團﹐被稱為「八虎」﹐這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劉瑾使剛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謝遷､劉健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陰謀使皇帝陷於孤立的「奸黨」﹐把他們統統地趕出朝廷﹐連儒家陽明學派的創立人王守仁也於廷杖後貶竄蠻荒。從此朝中文武大臣要麼對劉瑾側目而視﹐要麼爭先恐後拍他的馬屁﹐劉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權。
　　有一天早朝時﹐朱厚照發現了一份揭發劉瑾種種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絕相信﹐把這封信轉交給劉瑾。劉瑾大發雷霆﹐命高級官員三百餘人跪到奉先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級官員們從早晨跪到天黑﹐許多人當眾倒下來死掉。天黑之後﹐未死的人再被囚進錦衣衛詔獄。後來還是劉瑾發現匿名信來自宦官內部﹐跟朝臣無關﹐才把他們釋放了。
　　劉瑾權勢熏天﹐整個政府都圍繞著他轉圈。宰相焦芳､內政部長張彩､國防部長曹元﹐幾乎跟他的家奴沒有分別。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劉瑾的私宅裡決定﹐即使最荒唐最惡毒的大政方針也沒有人敢提出半點異議。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是要向劉瑾行賄﹐叫做「拜見禮」。少的要上千兩﹐多的則五千兩。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謝」劉瑾﹐叫做「謝禮」。送少了還不行﹐會馬上撤職﹐但如果你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復。官位基本上成了劉瑾手中賣錢的商品。劉瑾究竟擁有多少家產呢？據史家考證﹐劉瑾的家產合為三十三萬公斤黃金､八百零五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時﹐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為二十萬公斤黃金！
　　劉瑾當權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刺激張永反戈一擊﹐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家產。從劉瑾家中抄出金銀數百萬兩﹐並有偽璽､玉帶等違禁物。其中﹐有兩柄貂毛大扇﹐裡面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嚇得目瞪口呆。劉瑾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整個明政府的結構﹐幾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了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於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以後魏忠賢的專擅獨斷﹐不過是這些前輩們的歷史延伸與再現罷了。於是﹐歷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這個明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為「最大的太監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