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外「選美」導致了西漢王朝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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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的歷史﹐一般以宣､元兩帝之間為一界線﹐分為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面﹐但從元帝開始﹐西漢衰落﹐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史家對元帝的定評是「柔仁好儒」。這個評語應是褒多於貶﹐至少是褒貶參半。現在看來﹐「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確實是一個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至於「仁」字則要大打折扣。所謂「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終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虧一簣。
　　在元帝做太子時﹐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見太子要用「純儒」﹐就歎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並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陽憲王劉欽來更易太子﹐後來因為懷念亡妻許平君﹐才沒有廢兄立弟。但是宣帝對太子進行皇家教育時﹐卻用儒生為師傅﹐用儒經為教育內容﹐所以漢元帝成為中國歷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他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其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如此「柔仁好儒」之人﹐為何自他起西漢會漸趨衰落呢？究其原因有三：
　　一､純任德教。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為什麼元帝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
　　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併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婪﹐天災頻繁﹐各地不斷暴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只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在實行「教化」的儒術方面﹐元帝採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學。元帝即位當年﹐即採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日：「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200兩﹐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弔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謚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後﹐賜塚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徑。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持﹐儒生佈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後… …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後﹐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於政事。
　　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佈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會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並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以動盪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不過﹐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面影響。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同時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後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獃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
　　五鳳元年(前57年)正月﹐太子劉爽18歲﹐宣帝為他舉行了冠禮﹐這標誌他已成年了。五鳳四年(前54年)﹐他最愛的司馬良娣病死了。司馬良娣在臨死前﹐哽咽著對太子說：「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寵愛﹐妒忌詛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劉爽對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憤成疾﹐悶悶不樂﹐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門外。
　　王皇后對此焦慮不安﹐趕快報告給漢宣帝。宣帝聽說太子遷怒於眾位姬妾﹐也不好強拗其意﹐為了使兒子重新振作起來﹐便讓王皇后從自己宮中挑選一些可令太子歡娛的宮女﹐以順暢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選﹐找了5位「家人子」(無職號的低等宮女)﹐排成一行﹐讓太子劉爽自擇中意之人。這時的劉爽還沉湎於對司馬良娣的哀思悵想中﹐瞧也不瞧面前這幾位姑娘﹐又不耐煩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趕快應付了事﹐把手一揮﹐說：「這裡邊有一個人還可以吧！」
　　這時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離太子最近﹐又穿著與別人不同的絳色袍服。王皇后以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這位幸運兒送人太子宮﹐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於內殿。也許是皇太子多時未與女人接觸吧！現在偶然見到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含嗔帶嬌地向他走來﹐不免觸動情慾﹐便一夜風流。沒想到的是﹐僅此一夜王政君竟懷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孫。漢宣帝見皇室有了繼承人﹐便喜出望外﹐親自給孩子起名叫劉驁(驁者﹐千里馬也)。可見老皇帝對這個孫子寄予多麼大的厚望！從此﹐老皇帝常常把這個孫子帶在身邊﹐寸步不離。甘露四年(前50年)﹐漢宣帝去世﹐皇太子劉爽即位﹐史稱漢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為陽平侯。僅過3天﹐又立王政君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歲的長子劉驁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為長樂衛尉的重任。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長子王鳳繼承侯位﹐並被任命為衛尉､侍中之職。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劉爽得遇王政君純屬偶然。但是﹐沒有偶然就沒有歷史﹐這一幕使得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漢的政治舞台﹐為日後的王莽篡漢﹐埋下了伏筆。本來漢宣帝臨終前﹐已給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另兩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並提升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3人並領尚書事。任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有親密關係﹐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為重要。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師傅﹐是當代名儒﹐深諳政事。蕭望之又引進宗室明經達學之士劉更生(楚王劉交的後代﹐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共參朝政﹐史稱「四人同心﹐謀議勸道﹐正義古制多所欲匡正」。
　　「匡正」什麼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實行人治。孟子說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他們相信﹐只要統治者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絕對權力﹐而且再沒有可以對其約束的機制﹐那麼﹐「天子聖明」靠什麼來保證呢？
　　儒家無法解決這個矛盾﹐只能奢談「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變成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所以蕭望之等人就寄希望於對皇帝的教育﹐引導元帝努力實現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個國家或社會﹐扭轉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誠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絕不是萬能的﹐蕭望之等人太過於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3人一體的輔政班子﹐就出現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親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開始時﹐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蕭望之等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於是史高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與蕭望之的嫌隙日深﹐這便為宦官石顯弄權提供了條件。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中﹐漢元帝始終依賴宦官﹐因為他認為宦官沒有家室﹐形不成盤根錯節的龐大集團。這就是元帝時期宦官石顯之流得勢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顯善於順風承旨﹐阿諛奉承﹐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為所欲為。其實石顯之流早有「外黨」﹐和外戚史丹､許嘉勾結在一起﹐還拉攏了一批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甚密。體弱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過宦官石顯來控制大權﹐結果大權旁落﹐授柄於人﹐迫使蕭望之自殺﹐周堪､劉更生被貶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權旁落﹐不僅在於近幸的狡猾技巧﹐更在於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馬光評述道：「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雖然元帝柔仁好儒﹐終因用人不當﹐威權旁落﹐最終使得西漢王朝走向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