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第一個在國外護衛五星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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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汝康(1916-2006)，是蜚聲中外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社會學系主任、中國社會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1940年他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參加雲南大學與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魁閣)任助理研究員，跟隨費孝通教授從事雲南的社會學調查；1945年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深造；194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受英國殖民地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委任，前往砂拉越從事該地華人社會結構的研究。身在海外的田汝康，心繫祖國，不惜放棄在國外的優厚條件，回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施展才華田汝康也因此屢受磨難，參加新中國誕生慶祝會遭「遣返出境」，在船艙中懸掛五星紅旗的愛國行為也遭人嫉恨歷經波折，田汝康終於在1950年返回祖國。
　　1948年復，是中國西南聯大留學生田汝康終生難忘的日子。他在英國人類學導師裴士爵士(SirBaymondFirth)的精心指導下，用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最終完成了他在英國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的博士論文《擺夷的擺》，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第一個來信聘請他的是美國耶魯大學的人類學系，接著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系。但由於英美兩國長期以來在學術方面的競爭，裴士爵士很不願意自己的這位高徒接受美國的聘請，而決意安排田汝康留在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擔任導師，負責輔導一般學生的亞洲研究和有關論文寫作。但那時田汝康歸心似箭，與其他留學生一樣，都渴望回國服務，認為就當時的中國而言，拿個學位已無關緊要了；因此他既沒有參加學校為他舉行的畢業典禮，更沒有去穿「道袍」和戴博士方帽，也沒有顧得上去領取畢業證書(所有證件至今仍由倫敦大學有關部門保管)，而決意起程回國。
　　田汝康乘坐的輪船到達開羅時，在船上接到導師裴士爵士的電報，內容是讓其前往馬來西亞砂拉越(沙撈越)從事當地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於是田汝康不得不改變行程，遵師之囑托，前往砂拉越。砂原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砂拉越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砂國國王從英國回國接受王位後，因王位繼承權問題，決定將自己的國家交給英國人統治。為此在砂拉越發生聲勢浩大「反讓渡」示威遊行。田汝康由馬來西亞到達砂拉越時，正碰上這場「反讓渡」運動。所以他的到來被懷疑負有英國殖民部的「特殊任務」。這也是導致他後來蒙受莫須有罪名的一個因素。為避免這方面遇到的麻煩，田汝康找到和他聯繫的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馬爾康·麥唐納(MolcolmMacdonala)的秘書，請求盡快送他到古晉，即華人社會居住區，從事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
　　田汝康來到古晉，在生活安定下來後，便每天騎著自行車，到古晉各個地區參觀訪問華僑社會和各階層人士，全面了解古晉華僑社會。他之所以將自己的調查重點放在古晉，因為古晉聚集了不同籍貫的福州人、詔安人、客家人、莆田人、仙遊人、海南人、潮州人；分佈有不同籍貫的華僑所建的方言會館和學校；也有各種各樣的職業與業緣性的團體。古晉的華僑既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各種不同淵源的民間崇拜。此外各個方言集團還有互不相同的民間習俗。古晉的華僑社會不但有城市、鄉區之分，也擁有工、農、商、學各行業。通過對這些不同特點的調查，田汝康掌握了古晉華僑社會豐富多彩的素材，並取得砂拉越華僑的最佳取樣，總數達100餘份。這為他後來最終完成《砂拉越華族社會組織的報告》奠定了基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傳到新加坡後，古晉一家左翼報社在利聯戲院一座茶園裏舉行小型慶祝會，因田汝康在古晉作華僑社會調查研究已小有名氣，且住在附近的政府賓館裏，所以也被邀請參加慶祝會，同時還受邀在會上發表演講。田汝康以激動的心情，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愛國言論。接著大家決定發一賀電給毛澤東。但是用什麼名字拍發賀電？公會名字又不能用，組織名稱不像樣，用全部出席者的名字又太多，費用太貴，結果議決以「田××暨×××等三十七人」署名，發給原倫敦新華社，再轉往香港新華社的陳先生(JackChen)。
　　據田汝康後來回憶，他在無意中出了一次風頭，然而這一舉動，卻給他帶來一場災難。之後就有三方面的人對他進行誣告、打擊和陷害，使田汝康蒙受不白之冤。據出生在古晉的田汝康的好朋友房漢佳後來查閱1949年10月25日的《南洋商報》發表的古晉通訊的標題中曾這樣寫道：「田博士曾領導華胞慶祝祖國新政府成立，致受華僑中反動分子嫉妒。」此條報道說明田汝康確實參加過為新中國的誕生在異國他鄉召開的慶祝會。之後不久，英國政府因接到新加坡殖民部的誣告函，田汝康遂於同年10月23日被「立即遣送出境」。
　　被「押送離境」的那天，押送者在車裏拉起衣袖，指著皮膚的顏色給田汝康看，田汝康用感激的眼神會意看了他一眼。古晉的許多社會名流都不敢前來相送。但好人是不會寂寞的。很多民眾不顧一切，湧來與田汝康話別。田貴安一家大小特意從實仁甲的椰園來與田汝康送行。田汝康站在拉者布律克號(RajahBroke)的甲板上向送行的群眾說：「我們雖然分離，但是，我們的思想和共同目標將使我們更加密切。」
　　田汝康先生被「立即押送出境」，並不是遣送回中國，而是押送新加坡，這是因為他到砂拉越所從事的華族社會組織的功能調查是獲得英國殖民部社會科學研究所獎學金的。事實上，凡就讀於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人類學的博士生畢業後都要到砂拉越參與民族研究調查工作。如後來出任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和劍橋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的艾蒙·李茲爵士教授(Prof.SirEdmundLeach)，還有後來出任牛津大學眾靈學院院士和牛津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的毛裏斯·費力德曼教授(Prof.MauricePreedman)等，都曾到過砂拉越。
　　田汝康被押送到新加坡後，就像犯人一般，正面、背面和側面都拍了「四方照」，然後被限令住在拉克士旅店(IuxHotel)裏，寫作研究報告。此時，田汝康還不知道應該怎樣寫這份報告，因當時的沙撈越華族社會還處在原始狀態，沒有什麼具體的著作可以作為研究的參考。通過幾天的苦思冥想，最後，他將100份採樣資料分門別類，再將其拼湊起來，擬訂了一個寫作大綱。經過日以繼夜地趕寫，並把寫好的逐章寄到古晉的砂拉越殖民地政府審查：成為定稿後，田汝康把原稿打印成兩份，一份交殖民部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份自己保存，後來帶回了中國。這種寫作方法雖不是人類學的正統，卻為研究這門學問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而且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與倣傚。事隔數十年後，田汝康曾笑著對他的朋友房漢佳先生說，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二由於田汝康對砂拉越華僑社會認識之深，他的這份報告經修改後於1953年由倫敦大學人類學系出版，美國的著名大學至今仍然將其作為研究社會學的「教本」。田汝康在社會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已成為當今國際學術界的典範一在完成《關於砂拉越華族社會組織的報告》生決定返回祖國。
　　田汝康先生準備回國消息傳開後，曾引起許多外圍朋友的關註和惋惜，他們試圖挽留田汝康。當時首先向田汝康說教的是時任英國中國運動協會秘書的芭芭拉·伍德曼(BarbaraWooclman)。他特意讓一批從東歐逃抵英國的學生向田汝康講述他們的國家在斯大林高壓政策壓制下所受的苦難，想以此打消田汝康回國的念頭：田汝康也知道，新中國剛成立，在國外留學的中國學生想回國是很難的。一方面，當時國內的反對勢力還很強大，到處都有特務、間諜和破壞分子，情形與馮晶主演的電影《羊城暗哨》描寫的很相似。有鑒於此，中央人民政府當時也規定不準外來人員行李中攜帶書籍和收音機。有的人甚至一下船即被戴上手銬，或被關押。另一方面，英美等國當時也不批準中國留學生回國。即便如此，田汝康回國的念頭仍沒有動搖。
　　田汝康的朋友李茲博士對他可謂關懷備至，特別在新加坡為田汝康找了兩份工作。當田汝康抵達新加坡時，首先是新加坡大學地理系主任來邀請他到該大學任教。接著來找他的是泰國曼谷的方昱庭先生：方先生時任聯合國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地址就設在曼谷。他來邀請田汝康前往該所工作。但田汝康對這兩個「獻議」都婉謝了，並做了四個大木箱，把所有的書籍都存放在新加坡，然後空身前往香港。
　　田汝康到達香港後，又被時任香港《大公報》社長的費彝民留住了。費對田說，香港《大公報》遲早都會被香港政府封閉，為了能維持報社員工的生活，他準備擴大持中間立場的《新晚報》，該報由田汝康掛名主持。但由於當時香港社會非常複雜和混亂，田汝康覺得此種環境很難適應，遂婉言謝絕，決定回國。可就在他決定把隨身行李留在《大公報》社，而準備買火車票北上時，他突然接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函邀」，請他前往任教。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據田汝康後來回憶，澳洲國立大學是當時剛成立的一所大學，這是該大學所發出的第一封邀請信。他們之所以會邀請田汝康前往任教，是因為田汝康的導師裴士爵士是協助創辦這所大學的成員，他特「囑意」讓自己的高徒出任該大學的第一位研究員。函中示意，要是田博士接受邀請，可到澳洲駐港專員處辦理入境手續，然後立刻「動身」。這個獻議一度頗使田汝康動心，因為一方面這所新大學是他的導師人類學祖師爺裴士爵士協助創辦的，一方面澳洲是他不曾到過的地方，很有誘惑力，為此他左右為難，一時拿不定主意。
　　那麼是什麼原因最終促使他義無反顧地回到自己的祖國呢？據說有這樣一個細節：就在田汝康為是否到澳洲舉棋不定時，有一天，他下山到中環海邊散步，走進一個公廁時，看到一些「苦力」正在小便池溝邊牆上的淋水管上揩身，甚至用手掬水解渴。看到這種情景，田汝康感觸很深，認為人不應該自私，專為自己打算，而應該為他人設想，替他人做一點事情。他於是決定回國服務，而不考慮任何外人的「獻議」。
　　田汝康先生在新加坡完成他的砂拉越華僑社會調查報告後，準備返回倫敦與導師再見上一面。他在新加坡認識的朋友莊希泉、洪絲絲等人專門歡聚一堂為他餞行。在田汝康臨行前，《南僑日報》的朋友送給他一份珍貴的禮物，即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他上船之後便把這面五星紅旗掛在他的船艙裏。然而，他的這一愛國行為，使得船上的其他旅客，特別是那些回國度假的英國殖民地的官吏火冒三丈。正當他們試圖找借口對田汝康進行陷害時，12月10日船上的廣播報道了砂拉越第二任總督司徒華被馬來青年羅斯裏·多比行刺身亡的消息。此時全船人的憤怒都集中指向了田汝康。船長帶領兩個水手闖進他的艙房，要扯下那幅鮮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田汝康為了保護國旗，與他們竭力抗爭，幾乎要與對方打起來了。在田汝康的一再抗議下，對方知道不可輕侮，乃悻悻而去，扯旗的企圖暫未得逞。
　　可是此事其實並沒有了結。當田汝康離開他的船艙去餐廳用餐時，卻發生了兩件事：一是他發現他在大餐桌上的位子被轉到了一張小餐桌，與眾分隔開了；一是艙房裏的五星紅旗在他離開後被撕掉了。儘管田汝康找他們表示抗議，要求對方追查肇事者，並對此事賠禮道歉。對方對此根本就不予理睬。幾十年過去了，每當提及此事，田汝康總為未能保護好國旗而內疚。
　　1950年9月田汝康放棄國外數所大學的多方邀請和優異的生活條件，經過艱難曲折，終於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在廣州，他見到了時任中共廣東省委、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饒彰風。當饒第一次見到田汝康時就想留他在廣州工作。他請田汝康等候工作安排。但就在這時，田汝康已接到杭州浙江大學人類學系的邀請函，到該大學出任人類學的教授。值此，他渴望有了一個繼續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潛心研究學術的環境。但是以後發生一系列的事情，讓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海歸」背景，田汝康被誣為「有歷史問題」，被打入另冊，備受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