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慈禧為何不如維多利亞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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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3月2日，英國溫莎車站，維多利亞女王剛下火車，正準備上馬車，一個叫麥克林的年輕人突然在幾碼遠的地方舉槍向她射擊。千鈞一髮之際，另一位來自伊頓的男孩條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傘打向麥克林的胳膊。子彈打偏了，兇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一位身著重囚罪衣的太監神色鎮靜，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拜了九拜，又向遠方的父母叩了頭，坦然上路。雪亮的大刀片閃過，頓時血流滿地，頭顱亂滾。此人名叫寇連材，因為公然違背清朝「太監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談論時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將寇連材交刑部議處，明令從速正法，以儆傚尤。寇連材之死竟轟動全國，維新派領袖梁啟超也為其撰文：「寇監不朽矣！」
　　兩起相隔遙遠的刑事案件，都因兩位君臨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決結果，卻彰顯了不同政體下的程序正義。
　　這是維多利亞女王40年中，第7次，也是最後一次遭遇槍擊事件。儘管行刺者們古怪的動機不盡相同，但法庭最終多以「精神錯亂」進行了輕判。為避免因對女王犯罪而判決過重，1842年英國甚至專門通過一項法令，規定任何試圖傷害女王的行為都定為輕罪，判處流放七年或監禁，同時服三年以下苦役勞動。此後的四次槍擊女王案即是按照新法令處置的。對於這樣的結果，女王非常生氣。早在十年前的1872年，一名年僅17歲的青年阿瑟·奧康納就試圖開槍刺殺維多利亞女王。在審理這起未遂刺殺案時，法官裁定這名兇手精神失常，只判了他一年監禁。維多利亞女王大為光火，竭力要求將這名危險分子流放國外，以免他日後再出來幹傻事。法官彬彬有禮地解釋說：「對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這樣做，因為奧康納罪不當此，大英帝國的法律原則不允許我濫施刑罰。」作為全球最有權勢的女王，維多利亞在英國神聖的法律面前無可奈何。
　　回到上文太監寇連材的死因，有些撲朔迷離，學者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忠君敬祖，有人說他癲病發作，還有人說他試圖上書邀寵，結果卻適得其反。然而不管出於哪一種原因，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儘管他是來自慈禧太后身邊的貼身太監，也免不了因為老佛爺輕輕的一句話就丟了活生生的性命。帝師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又聞昨日有內監寇連材者，戮於市。或曰盜庫，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詳。」瞧，連時任吏部尚書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詳」，足見寇連材死得多麼神秘，更死得多麼輕巧。
　　對於乾綱獨斷的慈禧太后來說，別說這麼一個螻蟻似的小小太監，就是權傾一時的當朝重臣，生死也操控於她的一念之間。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在決定是和是戰的關鍵時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徐用儀、袁昶、許景澄，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歷陳兵釁不可啟，且圍攻使館實背公法，堅決反對向各國宣戰。這一下觸了慈禧的龍鱗，她不但不納忠言，反而違背清代優禮廷臣、罕有誅罰的規矩，盛怒之下將這幾位忠諫大臣統統殺害，釀成一起奇冤血案。
　　這樣的專橫殘暴，即使放在中世紀的英國也是不能容許的。例如，1215年的英國《自由大憲章》的第39條就明確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審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而在中國，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為基礎的民主、法治，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在慈禧一類宗法專制者的頭腦中沒有任何位置。皇權的專斷決定了其合法的傷害權、搶劫權，「破家縣令」、「滅門知府」這樣耳熟能詳的稱謂令人不寒而慄。
　　在打壓政敵、維護權威上，慈禧太后從未手軟過。即使貴如一國之君的光緒，以及地位顯赫的珍妃，或囚或殺，不過決於其一言而已。整個大清王朝的子民，全都戰慄地匍匐於一個老女人的腳下。慈禧一生兩次發動政變，三度垂簾聽政，兩決皇儲，乾綱獨斷，始終可以穩穩地運大清國脈於她股掌之上，緣由何在？
　　梁啟超在其《論正統》中早已給出了答案。歷代最高統治者皆以正統自居，擁有至高無上的獨裁專制權。專制制度到清代已達到高度完備、登峰造極的頂點。慈禧儘管善於玩弄政治權術，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權力達47年之久，並非有多麼高深莫測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統皇權代表者的政治優勢在維護個人權力的諸次鬥爭中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
　　千百年來，中國的皇帝乃「受命於天」的「真龍天子」。因此，君主的權力絕不能容許任何人分享，否則即是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天下人人得而誅之。在震驚中外的「辛酉政變」中，慈禧太后正是將朝野上下的皇權正統思想作為無敵利器，給予肅順等人致命一擊，奪取了最高權力。1861年11月2日，當奕訢訢高聲宣佈將肅順、載垣等人逮捕治罪時，端華還厲聲喝斥：「我輩未入，詔從何來？」嚴陣以待的兵丁侍衛們一時面面相覷，不知作何抉擇。奕訢審時度勢，當機立斷一聲大喝：「現有皇命在此，你們誰敢反抗？」侍衛們精神大振，將他們按倒在地，褫去冠帶。當奕訢向載垣、端華出示將其治罪的上諭時，剛才還不可一世的兩人面對赫赫皇命，終於低下頭顱，「相顧無語」。奕訢厲聲追問道：「你們是否遵旨？」載垣等只得低頭稱道「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咸豐帝屍骨未寒，慈禧就依靠手中的小皇帝和頒布詔旨之權，將咸豐遺詔中處心積慮設定的贊襄政務八大臣打倒在地，可見正統皇權思想的巨大影響力。誠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莊練先生所說：「死的皇帝敵不過活的太后。」
　　而維多利亞能夠登上王位，實屬偶然。按照英國1701年《大憲章》中《王位繼承法》的規定，維多利亞原本只是繼承王位的第五人選，國王喬治三世有許多醜陋的親戚，每個人都用貪婪的目光焦渴地註視著王冠。王位第一繼承人夏洛特公主的意外身亡，使問題變得異常微妙複雜，全國目光的焦點一下子全聚集在王室幾位兄弟身上，王室內部也猶如一鍋沸水，王位的爭奪從表面來看十分平靜，然而各人的心裏卻緊鑼密鼓地盤算開來。經過一系列陰差陽錯的複雜變化，王冠居然最後落到了維多利亞的頭上。
　　今天，在大英圖書館的珍品展廳，遊客們可以看到一張陳舊泛黃的羊皮紙。它是距今已有約800年歷史的《大憲章》，它的邊緣已經殘破，字跡早已模糊，但它作為對君主權力進行限制的永久見證，展示的是英國歷史不朽的榮光。這張羊皮紙的背後，凝聚的是英國人八百年的血火鬥爭，八百年的政治智慧。
　　《大憲章》簽訂21年之後，議會逐漸成為依靠《大憲章》的法制原則來限制君主權力的重要力量。1649年1月30日，被議會宣判為「暴君、殺人犯和國家公敵」的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臺。這件事時刻警醒著維多利亞女王及其他後來者必須遵守《大憲章》的規定。因為無情的事實反覆證明了一個真理：凡是英明的國王，都深諳如何平衡與議會之間的矛盾，國家發展也會蒸蒸日上；反之，國家就會陷入內亂和紛爭之中，而他們自己也得不到好下場。喬治五世和伊麗莎白二世都曾恭敬地向憲法史專家請教，學習英國憲政史，總結立憲君主制的教訓。維多利亞女王后來也經常向憲政專家請教學習，永遠記住一個立憲君主只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從表面來看，維多利亞女王留給人們的似乎一直是溫文爾雅的形象，和不計得失、甘當幕後英雄的淡泊寧靜。然而事實上大錯特錯，她鞏固擴大專制王權的慾望和熱情並不見得比慈禧太后小。特別是當她坐穩王位後，一有機會，她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維護、鞏固甚至企圖擴大自己的王權，加強王權專制。這時，她便會把自由、民主、和諧這些名詞拋到一邊，而暴露出固執、任性、自私的一面。在夫君阿爾伯特親王的鼎力輔佐下，她甚至曾經有機會走上慈禧那樣一言九鼎的專制之路。
　　維多利亞與大臣帕麥斯頓和格萊斯頓的鬥爭，最典型地體現了她的這一段心路歷程。在英國政界掌握大權長達20年之久的帕麥斯頓，有著非常高的聲望，被稱為「主宰英國政治的天才」。他行事果斷，膽識過人，同時又野心勃勃，目中無人。有一次，他從奧斯本趕回倫敦，沒有趕上火車。他下令臨時增開一趟專列。站長拒絕了他，說這個時候在這條繁忙的線路上安排專列，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帕麥斯頓固執己見，聲稱自己在倫敦有要事要辦，粗暴地命令站長立即加開專列，出了事情由他負責。最後，站長只好屈服，使他準時回到了倫敦。他的冒險又一次成功了。帕麥斯頓經常驕傲地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英國的強大，足以承擔任何風險。」
　　維多利亞女王遇到這麼一位剛愎自信的大臣，註定將有一場惡鬥。見多識廣的帕麥斯頓出任外交大臣時，根本不把女王夫婦放在眼裏。對於女王的意見，他不予理睬。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遲才交給女王，這樣女王根本就沒有時間細看甚至修改，有時他甚至一意孤行，壓根兒就不送給女王。後來，他幹脆就耍起無賴來，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異議，但經過女王修改後的公文還是一字不動地照老樣子發往國外。當事情被女王發覺時，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賠不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訓斥處理部下，此類事情絕不重犯。但下一次，帕麥斯頓又假裝沒有時間而直接把文件發往國外了。
　　女王向時任首相的約翰·羅素抱怨過多次。羅素首相對帕麥斯頓自作主張的行徑也不贊同，要求他以後謹慎行事。帕麥斯頓卻傲慢地回答說，每年經過外交部發出的公文有2.8萬件，如果每一份都要經過女王批閱後方能生效，延誤的後果將是極其嚴重的。不但如此，對於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帕麥斯頓甚至連首相也不呈閱。外交大臣儼然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
　　女王對帕麥斯頓無視君上的做法非常生氣，她開始和羅素首相討論給這個不聽話的外交大臣換個位子的事情。但帕麥斯頓不顧種種壓力，依然我行我素，在一些重大外交問題上仍然擅自作主，獨斷專行。女王終於忍無可忍，她通過首相直接轉交給帕麥斯頓一封信，措辭嚴厲地聲明，今後一切經過她批準的方案，大臣不得擅自更改修正。否則，她將認為是對君上毫無誠意，理所當然地行使她的憲法權力，罷免這位大臣。
　　帕麥斯頓從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種氣息，但自負的個性使他無動於衷。女王不能容忍這樣的漠視與愚弄。在丈夫阿爾伯特的協助下，她不斷向新任首相約翰勛爵施加壓力。終於，一項旨在反對帕麥斯頓的議案在上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然而在下院的討論中，帕麥斯頓顯示出他老辣的政治手腕，把下院當作了他個人表演的專場。在一篇長達四個多小時的演講中，他以滔滔不絕的雄辯和完美演講擊敗了政敵，再次脫離險境。他外交大臣的位子穩如泰山。
　　對於下院的決議，女王夫婦感到非常失望。現在，維多利亞夫婦深感這位無視君權的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個時候都更危險。一連串的事實終於促使女王夫婦下定最大決心要趕走帕麥斯頓，首相約翰在強大的壓力下也失去了耐心。於是，歷經多次艱難的較量，帕麥斯頓最終遭到了罷免。維多利亞夫婦大感輕鬆，帕麥斯頓被揮到了一邊，王權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可惜天不假年，她最得力的助手阿爾伯特親王過早地去世了。否則，如果他再活30年的話，如同後來一味奉迎女王的首相迪斯累利所說：「如果他活得比我們這些『老手』長的話，我們就能享受專制統治的好處了。」
　　維多利亞在位64年間共經歷了20屆內閣、11位首相。她與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發生過衝突，相處麻煩不斷。尤其是曾任4屆首相的自由黨人格萊斯頓，與維多利亞矛盾重重。1868∼1874年被維多利亞稱為「騷亂不安」的5年。這正是自由黨首相格萊斯頓執政的5年。作為君主制的象徵，女王成為自由主義運動攻擊的靶心。
　　普法戰爭後，法國帝制的廢除、共和國的成立極大地推動了英國國內激進的共和主義思想的發展，報刊上不斷出現攻擊王室、攻擊君主政體的言論。他們甚至提出了廢除女王、成立共和國的要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麼》的小冊子被印刷了上百萬份到處流傳。小冊子稱女王每年有6萬鎊的年俸供其私用，而這一筆國會指定專用的錢被挪作他用，中飽了維多利亞的私囊。這種言論廣泛流傳，人們確信維多利亞女王侵吞了一筆數目可觀的資產。有人公開宣稱：「國君的禮儀職司實質上已經終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廢除國王。
　　這是維多利亞一生最為淒慘的時刻。大臣們、報刊、民眾合在一起激惱她，責備她，曲解她的所為，到處沒有一點同情和尊敬。她聲稱自己是「一個慘遭誤解的女人」。繁重的工作和孤立無援的處境，幾乎將她壓垮。維多利亞以纖弱之軀抵擋著，反抗著，但唯一結果是使自己心力交瘁，徒喚奈何。自由黨首相格萊斯頓的上臺，更把已經風聲鶴唳的維多利亞逼向絕境之地。
　　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格萊斯頓對陸軍的改革。自古以來，陸軍就與王室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在她看來，任何改革都將危及皇室利益。她的夫君阿爾伯特在世時，對陸軍建設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現在，根據格萊斯頓的命令，總司令不再屬女王所管，而是隸屬於議會和陸軍大臣了。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項改革。她感到這是對她個人地位的巨大威脅，也是對親愛的亡夫阿爾伯特個人地位的猛烈攻擊。當她聽說這個可怕的人還在醞釀另一項改革——企圖廢除買賣軍官職位的做法時，頓時覺得如同在她口腔裏突然拔出一顆牙一樣難受，因為鬻買軍銜是得到禦準的一項制度。她努力抗議和反對，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不久，女王與內閣之間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發生了。1881年年初，她在出席議會致辭時驚訝地發現，未經自己許可，她的講稿竟被篡改了。講稿中的內容早已偏離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這是她堅決不能接受的。爭執之中，在樞密院會議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辭職相威脅，他們認為女王粗暴地幹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話說如果這樣，就不會讓女王出席會議。雙方難以達成妥協，不歡而散。內閣大臣們一個個拂袖而去。臨出門時，他們冷冰冰地拋過來一句話：「君主只能按內閣大臣們的意願致辭。因為君主的職責是：只能點頭，而不能爭辯！」
　　格萊斯頓觸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維多利亞女王如坐針氈，她深恐自己將步拿破侖之後塵，被趕下那金碧輝煌的寶座。這個一向倔強的女人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當格萊斯頓把一份份代表內閣的議案擺到她的辦公室逼她簽字時，她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燒掉這些完全違背她本意的文件。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在白金漢宮還是在紫禁城，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都一樣激烈殘酷。但維多利亞女王和政敵的鬥爭，無論如何都是在憲政的軌道上進行的。而慈禧對政敵的打壓，則完全取決於維護王權的需要，是千百年來宮廷陰謀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親王在兩宮面前「雙膝跪地，痛哭謝罪」原來他沒把這個嫂子放在眼裏，誰知自己功高蓋世，命運竟然像羽毛一樣頃刻間被折轉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慈禧通過蔡壽祺的奏折所引起的這場風波，玩一親王於股掌之上，譴責之，以示威，開復之，以示恩，此後又進一步對恭親王領導的洋務事業進行打擊和限制，使其事無鉅細，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斂抑，使恭親王的權力大為削減，短短三年裏，所有恩賞在一日之內蕩然無存。
　　光緒十年，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慈禧操縱大清有史以來最高權力最大的變動「甲申易樞」，完成了軍機處大換血，奕訢被徹底扳倒，慈禧建立了完全聽命於自己的中樞機構。這次奕訢慘遭罷黜，反對之聲寥寥無幾，與同治四年那次彈劾風波引起的反響完全不同。罷免反對的呼聲甚微，僅寥寥數人上疏。前後十九年，同樣是罷黜奕訢，反差如此之大。功高蓋世如恭親王者，仍被如此輕易地驅逐出權力核心，其他人更是謹慎小心，噤若寒蟬。
　　1898年9月21日，慈禧親自指揮鎮壓了變法，狠毒地杖斃了光緒身邊的兩位親信太監，把奕訢劻等親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緒跪於案旁，並置一竹杖於案前，氣氛威嚴，殺氣騰騰。慈禧對跪在面前的光緒厲聲斥罵。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間墮落為亡國敗家的禍首，光緒連大氣也不敢出。慈禧餘怒未消，繼續指斥：「變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聵至此？」
　　這就是大清與英國法治傳統的區別。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權的奴僕，是帝王絕對壟斷的統治工具，億萬子民只有恭順地領受法律裁決的義務，而絕對沒有了解法理依據的權利。對於那些敢於窺視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僅僅觸動了一個字，也要受到最嚴厲的處罰。而在英國，憲政體制中的司法享有獨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後王者一字不能易。兩種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所執掌的政權所具備的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礎。
　　對於權力的追求和渴望，是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的共同夢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徑，衍生出她們不同的政治理念，從而導致中英兩國迥異的國運拐點。她的政治態度在晚年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憲君主邁進，樂於只做帝國精神的象徵。人們把國王比作國家機器的輪子，雖然轉動得很快，但不發生多大效力，因為它與機器的其他部分是脫節的。內閣在名義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樂於不再過多地去幹涉內閣的政務。但是女王仍然是國家機器不可缺少的一環，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國君主立憲制，經過維多利亞與內閣的反覆磨合較量，終於達到一種平衡並基本定型。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對維多利亞這種「統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齡作為慈禧的貼身宮女在清宮生活了兩年，她在回憶錄《清宮二年記》裏記載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話：「英國是世界上的列強之一，但這並不是維多利亞女王獨斷的功勞。她總是有議會裏的那些能人幫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實對國家的方針政策無話可說，只需要在文件上簽個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4億臣民，都是依仗著我的判斷。雖然我也有軍機大臣一起商議國家大事，但這些人主要負責官職任命之類的事情。遇到大事，還得我親自作主。」
　　漂亮的謊言背後，是皇權政治流血的本質。千百年來，中華大地那演不盡的機鋒權謀、宮廷血鬥，誰不是為了一襲龍袍加身、萬世江山獨霸？打天下只為子子孫孫坐天下，建國家實則世世代代成家國。慈禧太后自從登上皇權寶座那天起，就意味著保持這份權力的鬥爭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風。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後，慈禧很快成為各派政治勢力矛頭所向的焦點。在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紫禁城裏，在嚴酷、惡劣的政治環境中，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必須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捨此而外，必然朝不保夕。她個人的命運何嘗不是專制王朝政治的縮影？即使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誰的權杖上不是陰魂不散？誰的王冠上不是血跡斑斑？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
　　然而由於慈禧的一誤再誤，晚清社會的政治體系不但面臨權威危機，而且還面臨統治危機；從實現現代化的政治條件上觀察，清末的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實現現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一場改天換地的社會變革，可能性幾乎為零。慈禧雖然積極支持洋務運動，對早期的戊戌維新也予以支持，晚年還決意進行比戊戌變法還激進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不觸動自己的權力。對於嗜權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慮的不是什麼樞臣治國之才能，而是樞臣對自己絕對的忠心和服從。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洞悉人性、工於心計、個人至上、敢作敢為，而這正是專制帝王所應具備的素質。
　　1900年，當新世紀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時候，兒孫繞膝的維多利亞女王在英國倫敦白金漢宮安詳地度過了她最後的時光。同年8月15日，北京的德勝門，大清皇家軍隊凱旋入城的勝利之門，一身農婦打扮的慈禧太后帶領一幫蓬頭垢面的王公貴族，失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們的身後，是火光衝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臨天下的紫禁城，此時已淪為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人間地獄，遠遠傳來的隆隆炮聲依然令人心驚肉跳，膽寒不已。
　　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一位是東方帝國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國」的女王，這兩位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卻在踏進20世紀的門檻時遭逢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維多利亞女王樹立起不朽的時代豐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則是滿目瘡痍的山河。她們的經歷說明，「把權力關進籠子」，主要障礙不在民智未開，而在官智未開。統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現代文明法制的好處，而是不願意自己手中的特權依法受到嚴格的監督和限制。只要皇權專制的基因還存在於我們的社會肌體，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權的陰影，走上屬於自己的「現代性」道路，就可能還需要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