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進是劉裕的好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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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蓋死後的英雄譜並非以草莽為主流，而是以體制內走出來的人物為主。這在宋江的安排裡已見分明，他的排列是：自己暫居忠義堂(相當中軍)，左軍由林沖執掌，右軍由呼延灼執掌，前軍由李應執掌，後軍由柴進執掌，水軍由李俊執掌。這樣安排也無可厚非，讓人奇怪的是楊志竟然被放在前軍第五位，難道一位歷經挫折的英雄還要被壓抑。但是對這種安排，楊志沒有絲毫怨言。他認命了，有這麼個水泊存身就知足了，還要什麼榮耀。楊志的經歷最典型地反映了社會上舊族與新貴的地位輪換。「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巷陌家」這句唐詩太精闢了！高俅低吟此句時(當然《水滸傳》並沒這麼寫)，他腳步輕盈並志滿意得地走進殿帥府，先羞辱了王進再陷了林沖。楊志呢，吟此句的感覺(書中亦沒如此寫)是什麼樣的？背負名將之後的壓力，企求著憑借一刀槍積的累升。高太尉的一頓臭罵雖讓他倍感屈辱，但還在堅持。
　　楊志非常明白這一點，所以從不賣弄出身，只想通過個人的業績博取功名。可惜他命運多舛、時運不濟。運送花石綱時翻了船。他絲毫不懷疑這個花石綱於國於民有什麼意義，只是恪盡職守地完成本職工作。雖然翻船，但他希望在挫折中振奮起來，收攏一擔財物去東京打點。為了刻意求官，他可以和任何人達成諒解，包括梁山的強盜。他的性格中的柔性(求官的韌性)佔了主導，他絕對不像後來的盧俊義那樣沒事找事兒。經過與林沖一番精彩的搏鬥後，被王倫叫上山，王倫勸他落草為寇，他堅決不從，但他願意與對方談判。酒喝到該說正事的份兒上，他幾近央求地說：「承蒙眾頭領如此帶攜，只是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就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今日欲投那裡走一遭。望眾頭領還了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
　　江湖黑道也有它的原則性，所謂「盜亦有道」，王倫發還了他的財物，派人送他登上往東京買官復位的行程。真正的悲劇才由此開始，施羅二人給他做了預測，實在是一代人一種人的命運讖言：
　　清白傳家楊制史，恥將身跡履危機。
　　豈知奸佞殘忠義，頓使功名事已非。
　　儘管痛遭高俅辱罵，轟了出來(賄賂的錢也白花了)，還攤上官司，但他還抱著一絲希望。被高俅轟出來後，他也有一絲閃念，對他為之賣命的體制發生了懷疑：「王倫勸俺，也見得是。… …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薄！」。不過，這僅僅是一閃念，祖宗光榮的業績對他來說成了負擔，成了必拜的圖騰，他無法背叛它。
　　梁中書送給了他這樣的機會，使它從罪犯一躍成為軍官，恢復往日的榮耀，他怎敢不盡力。同樣，對生辰綱的態度他也是不問其道德性，如同對待花石綱一樣地去努力完成押運任務。為了完成任務，他不想讓自己再出現任何閃失。在黃尼岡，他不住地毆打軍漢快走，告訴他們：「這裡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但是眾意難違，沒有人再願走了。既便如此，他楊志還是不放棄最後一次警惕性。其實，既便是一點酒也不吃，這場被搶的悲劇也會發生。腐敗傳導出的社會危害，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現出來。他楊志只不過是受害者之一罷了。
　　所謂的命運把他逼上絕路，他想一死了之。只有這樣，才能讓心中刻求陞官的夢有個不太悲慘的結局。但又一個閃念讓他放棄了死，好死不如賴活著，他寄托於官方能破獲此案，給他個說法兒。論出身，柴進遠比楊志要高貴，他是前朝大周宗室。趙宋家的權力是從他家那裡奪去的。為了補償柴家，不僅給了豐厚的資產與大量的土地，還給了免於刑事處罰的鐵券。但是柴進並不以這些為重，他處心積慮地交遊，心平氣和地等待時機。「柴進門招天下客」既是一種個人風格，更是一種偉大的志向。甚至是一種政治宣言。
　　林沖來到柴進莊子前的飯店裡，遇見了奇事兒。酒家並不賣給他酒飯，只是說賣給他酒飯，柴大官人便無賞給他這等配軍的錢了。柴進留下過話：「酒店裡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這句話很有份量，說明柴進對流配的犯人比江湖上的一般好漢更重視。在林沖於訪他不遇再往牢城走的路上，遇見柴進(猜是)，報上名號，柴進給予林沖的禮遇是超乎常規的，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訝。」就草上拜了。
　　柴進與梁中書有同樣的特點，那就是愛惜人才，特別那些有特殊才能人。有野心的人無一不深愛人才，想幹大事的人也無一不如此。林沖與洪教頭斗棒，楊志與索超(及周謹)比武，同樣是居於三人之上的野心家、大人物為或可利用的英雄設下的局。柴進的威力是梁中書不能比的。何有些說？宋江倒霉的時候便是例證。
　　宋江見柴進時，柴進拜在地上一聲「端的想殺柴進」再現了他見林沖時的情節，表現出禮納英雄的一貫作風。隨後柴進說了兩個要點，以讓宋江宋清兄弟倆安心躲災。
　　第一點，既便做下十惡大罪，你來到我莊上，捕盜的官軍也不敢管，因為我莊子的牌頭硬。
　　第二點，我也有膽量，別說殺個平常人，就是殺了朝廷命官，我也敢收留你。
　　柴進的威力與膽量，不只是有大周皇帝嫡派之孫的名號，也不只靠鐵券的諾言，靠得是一種道義的力量。柴進代表了這種道義的力量，或者說他就是道德資源的象徵。他想不想當皇帝並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並不重要。關鍵是他傾向誰，站在誰那一邊。當他徹底站在宋江一邊時，王朝的神聖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義的源泉就是社會公意對腐敗的義忿、對不公的痛恨、對昏庸的輕蔑。倘使在位皇上敢和柴進當面較勁或說讓柴進謹守法度，柴進一定會回答即反駁：「我的祖先把帝位禪讓給你趙宋家，是看你們有德；而今天，你們這些子孫敗壞無德，失去了治天下的資格了。」
　　當然皇帝還不致愚蠢到與他進行辯論的地步，由他去吧！其實，在《水滸傳》中，施羅二先生所不願明說的就是這句話。道義基礎的轉變，是一切王朝出現或潰滅的根本。歷史上的北宋王朝沒有亡於強盜(宋江們)手中，或者說《水滸》小說還努力轉化強盜去認可朝廷，但它卻實實在在地亡於外族。何以亡於外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內部出了大問題，吏治腐敗、司法不公、皇權昏庸。
　　所謂國的盛衰，也左右著所有的人的命運。巨宦達官還有一些迴旋餘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隨風倒了，或說一如江中漂葦任止任行。柴進在被官司所累陷於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賊中」，丟棄合法的殼子也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個過程中，他的柴家莊已是梁山的交通站了。柴進對追蹤李逵而來的朱仝同說：「近間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他對朱仝表明了自己與梁山的關係，也說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實目的。吳用在柴進莊上暫時擺平了朱李二人的糾葛之後，也明確地告訴李逵：「待半年三個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還山。多管也請柴大官人入伙。」
　　至於在高唐州因叔叔柴皇城與高俅親戚發沖而入獄，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貴的興起以貶損舊族為代價，已經是常識性問題。只是這個新貴是腐敗、不公、昏聵的代表，終於與柴進所代表的社會公正的道德(資源)力量發生了衝突，才引發出一場具有社會學意義的事件來。如果說「高俅系統」對待王進與林沖僅僅是在個人恩怨、利慾上的事情，那麼它對待「柴進系統」的粗暴就是無可救藥的敗筆了！
　　宋清在整個《水滸傳》中是最平淡不過的人了。從藝術角度講，他的出場顯得很勉強。宋江殺了閻婆惜逃匿在家，官方去人追查時，也只有宋太公的一人答對。按現代術語說，宋清缺席即未在場。既便是到了他與哥哥遠走滄州躲難時，也只一句話涉及他的特徵：「原來這宋清，滿縣裡都叫他做鐵扇子。」。
　　這「鐵扇子」的諢名由來沒有詳細介紹，沒有晁蓋奪塔故事的簡略鋪墊，更沒有宋江時不時掏錢資助窮人並讓受助者感激涕零的傳神描寫。宋清是個邊緣化的人物，並且是最邊緣化的人物，份量還不如神醫安道全與轟天雷凌振。只因遵守父命，保護逃亡中的兄長，才接觸到一班有揭天掀地的大英雄。他之所以上山，也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判斷下才選擇的。
　　宋江在江州法場被救了，並且上了梁山。因思念父親，回家探望。宋清沒讓兄長入門，急不可奈地說：「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裡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趙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裡監禁，聽候拿你。日裡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眾頭領來，救父親並兄弟。」(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如果說，在他隨宋江到滄州躲難的時候，他還是個隨從、觀察者話，那麼到了出了江州大案，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挾於其中。宋清的生存狀態的變化典型地說明了一個公正缺位、道德淪喪社會中草民階層的選擇。作為莊主的李應被裹挾上梁山的經歷要比宋清的多些情節，然而他被預先定好的套路(一半是命運，一半是他為)套住，也幾乎與宋江一樣：發誓不願入伙，迫於形勢又不得不入。起初，他只想以情義那種底層社會的道德規制來為時遷(梁山的代表)與祝家莊(官方勢力在農村的代表)之間提供妥協的平台。但祝家莊以毀三村之盟約為代價駁了他的面子。他與祝家莊一戰，少有救時遷的成份，而是找回面子，純屬一場「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村際械鬥。械鬥中，他中了箭，左臂傷了。為了自保，他閉門不出，一併謝絕了梁山的禮物。與當初宋江不要五百兩黃金何其相似乃爾！但是知府不這麼認為，傾向認為他有罪，必帶到州里訊問。到了宋江解救他時，他還分辯：「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其實梁山的根本沒殺知府，因為知府溜得不見蹤影。宋江已經經歷過有關的法律程序，知道不公審判的後果(「官司裡怎肯與你如此分辯」)。逼他也是救他，裹挾他也是保護他。於是，下面的情況發生了。
　　當下不由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法律不公的成本是隱性的，而國家所謂朝廷也在為此默默承擔著這無形中加於其上的負資產。等這種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便崩潰了。不休的征伐，難止的戰亂，瘋狂的搶掠，肆意的屠殺，便成為社會的常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