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中淮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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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元年(1736)，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弘歷，接到心腹親信、時任淮安鈔關監督唐英的一份奏折，裏面「爆料」稱：淮安關所依據的徵稅冊，居然是以苛捐雜稅著稱的明末天啟年間(1620~1627)所訂，本朝戶部頒發的各項稅則，以往歷任淮關監督，似乎無人願意執行。精明勤勉的唐英據此斷定，鈔關官員隨意私訂稅則，無非是為了收多報少，上下其手，鉆朝廷財政管理的空子以中飽私囊。唐英能否說服新皇帝下大力氣「打老虎」，推動鈔關制度改革，姑且不表。我們先回顧一下，到乾隆朝時設立已三百年之久的淮安關，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
　　明宣德四年(1429)朝廷下令自南至北的漕運沿線，分設上新河(南京)、揚州、淮安、徐州、濟寧、臨清、漷縣(通州)鈔關，史稱「運河七關」。此後150年，各大鈔關時有變動，興廢不常。直到萬曆七年(1579)才正式確定為杭州北新關、蘇州滸墅關、江西九江關及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屬今天津武清)等七大鈔關。其間淮安關的地位一直不曾動搖。
　　明代在漕運要衝設立鈔關的目的，既為徵收商稅、「寓稽於征」，也為了調節貨幣流通量，平衡銀錢和鈔幣的比重。明代市場上貨幣流通體系比較複雜，既鑄造銅錢如「洪武通寶」，又使用紙幣如「大明寶鈔」，而貴金屬白銀作為通用貨幣廣泛流通，後來更有西洋銀元流入。鈔關徵稅時，錢鈔與銀兩兼收。比如某段時間內，朝廷財政官員報告府庫內錢鈔缺乏，便知會各地鈔關，多收錢鈔；反之則要求折收銀兩。
　　當時尚沒有中央銀行統一控制貨幣發行的現代機制，而民間長距離的商貿運輸，又日益興盛，此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調節手段。「鈔關」之名，正體現了設關的初衷。直到萬曆(1573~1620)初期，名相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規定全國賦稅折銀徵收，鈔關才統一征銀。七大鈔關之中，淮安關的地位甚為特殊和重要，至清代中前期極盛之時，號稱「三關十八口岸」，體系相當龐大。這與明清兩代淮安府的行政級別及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有明一代淮安府屬於南直隸，是今江蘇省境內長江以北僅有的兩個府之一，與揚州府並列。它下轄二州九縣，轄區範圍大體上涵蓋今日淮安、鹽城、宿遷、連雲港四市以及徐州市東部。清雍正年間(1722~1735)幾度分拆後，仍轄一府六縣，相當於現在淮安、鹽城二市的大部分。從地理上說淮安一府，為黃、淮、運三河交匯之處，洪澤湖、射陽湖分踞兩翼，境內支流引河眾多，某一水系倘有改道或淤塞，必然波及周邊。而商旅往來，為規避關卡，往往迂迴行進於密密麻麻的水道中，官方不得不在淮安府城的「大關」之外，再於河道交匯、市集興旺之地多設卡口，稽查偷漏稅者。相比之下，其他各鈔關口岸相對集中，「扼要會而據通津」，聲勢自然不如淮安關。
　　明代淮安關設立之初，稅收定額為白銀12000兩，當時只對過往船隻按尺寸(寬窄、大小、長短)抽稅，稱為「船鈔」或「船料稅」。後來才逐漸依照所載貨物的種類和數量徵收商稅。經百餘年累計加征後，到明中後期的隆慶年間(1567~1572)，淮安關稅收增至鈔三百餘萬貫，錢六百餘萬文，折合(時稱折色)白銀22700餘兩，接近翻了一番。
　　天啟三年(1623)為應付遼東後金侵擾及內地「流寇」作亂，明廷開始大舉加派錢糧，到明末崇禎年間，淮安關稅額已達最初三倍以上，即近40000兩。明代的淮安關，除以鈔關稽徵商貿流通稅外，還有兩項特殊稅源戶部儲糧倉庫常盈倉，以及國營清江督造船廠。淮安常盈倉，每年有百萬石糧食中轉支運北上，納糧民眾、承運客商及裝卸包工頭等都要繳稅。屬工部管轄的清江船廠，也派專員設立「抽分廠」，對過往船隻、竹木、灰石等，按三十抽一的比例徵稅，作為建造漕船的工本銀。這一項每年可帶來收入白銀2萬兩左右。
　　入清以後，淮安關覆蓋地域及口岸大為增加，權限更加集中，稅收額水漲船高。順治八年(1651)全關稅銀為58300兩，經過康熙六十年盛世，南北商品流通量持續增長，到雍正年間，稅收定額20餘萬兩，超出的盈餘已激增至23萬兩。乾隆初年唐英執掌淮安關之時，運河四大關(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滸墅關)的平均年稅收為50.5萬兩，淮安關實際稅銀收入多達62.3萬兩，居各關之首。淮安是以漕糧運輸為主的口岸，糧食流通稅佔了稅收總額六成以上。而在全國常關(內地稅關，與徵收進出口稅的海關相對)之中，淮安關歲入長期位列第三。
　　據學者研究，這六十多萬兩銀子，只是淮安關每年徵收的正稅。與其他各關一樣，淮安關在正稅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種種附加稅，如蓋印費、單費、驗貨費、補水費、辦公費等，通稱「火耗」和「陋規」。此類稅種及稅率，多由關上稅吏自行釐定，總額往往遠超正稅。唐英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嚴厲抨擊歷任關吏的操守，其原因正在於此。
　　唐英並沒有在淮安關監督任上一展抱負，改革弊政。上書乾隆後不久，他調任九江關監督。真正讓他青史留名的，是後來出任景德鎮督陶官的十餘年間，對中國瓷器製造技藝發展的卓越貢獻。至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文華殿陶瓷館內，仍有關於他精心營造的「唐窯」的專門介紹。而自乾隆朝中期起，淮安關與其他各關一樣，上繳稅額開始連年虧欠。時值盛世，關稅反而收不上來，顯然是相當一部分稅款流入了關吏的私囊。
　　清人筆記中，反映了淮安關的腐敗情形：「淮關稅額二十萬，而歲征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鹹取給焉。」又記述淮關監督的日常應酬云：「淮關盛時，庖人能治鱔魚全集，相傳榷使賓客，輒召梨園，戲不散，席不撤也，每席多至一百餘品。」稅關大小官員，乃至一般幫閑跑腿，就像如今位居權力部門的諸公一樣，吃喝玩樂，聲色犬馬，穿戴名牌，出入豪車，無一不是公款消費。如此揮霍，收稅再多，也只會入不敷支。
　　清代中後期，淮安關監督與南河總督(全稱江南河道總督，負責江蘇河道的疏浚及堤防維護)兩大官署，是全國有名的奢腐之地。兩署高官及下屬們駐紮的清江浦，極盡繁榮，十數裏長街上，茶樓、酒肆、浴室密密麻麻，還有上百家青樓妓院，歌舞通宵不停。關政之黑暗，可見一斑。乾隆盛世，是淮安關「三關十八口岸」徵稅格局的定型之時，同時也是它走向下坡路的開始。嘉慶、道光以來，即19世紀中前期，淮安關關稅連年虧額。除上述關吏肆意中飽私囊外，隨著西風東漸，外國政治及經濟勢力入侵，沿海開放口岸城市取代內陸城市地位，而近代化輪船海運又取代木船漕運，淮關事務，不免江河日下。
　　太平天國失敗後，清廷一度試圖恢復中斷了的南北漕運，但收效有限。光緒(1875~1908年)中前期，每年七八十萬石糧食北運，只有十萬石上下經過運河，其餘皆為海運，且此數逐年還有所減少。而江蘇、山東漕運河道設施維護工費，每年耗銀三十萬兩，顯然得不償失。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裁撤淮安關監督，改由淮安知府兼轄。屹立475年之久，見證明清兩朝運河經濟起起落落的淮安關，至此黯然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