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之變官員都在坐等出事

jiunn36

　　歷史規律驚人相似。讓清朝由盛而衰的﹐竟然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因循疲玩」。癸酉之變已經過去200年了。當年一支飛舞的箭鏃﹐至今還深嵌在故宮隆宗門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著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慶皇帝就感到窩囊﹕他差一點兒就當了大清的末代君主﹐並且各級官員早就知道要出事﹐卻都像請客一樣﹐把問題迎進了紫禁城。
　　1812年一個寧靜的仲夏夜﹐台灣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華擾了美夢。原來﹐查廷華他們抓了一個傳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個驚人情報﹕明年中秋節﹐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標是幹掉嘉慶皇帝﹐建立新王朝。頭子叫林清﹐突擊隊長名叫祝現… …汪楠稍作思考說﹕「犯人為了保命﹐什麼胡話都會說。你知道謊報的後果嗎﹖快把那傢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說﹐給我們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親王裕豐的管家祝現有事請假﹐祝現的堂弟祝富慶偷偷來訪﹐一是舉報自己的堂兄謀反﹐二是舉報林清在宣武門租房子賣鵪鶉﹐其實是在打造槍械。畢竟是皇室宗親﹐豫親王一聽就跳了起來﹕「有這事﹖我這就進宮稟報！」僕人備好了轎子﹐豫親王卻擺了擺手﹐沉吟半晌﹐低聲勸導舉報人﹕「做事要動腦子啊！謀反是滅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個祝氏家族嗎﹖此事到此為止﹐千萬別再提了。」。
　　8月以來﹐京城衛戍司令吉倫將軍連續接報﹐說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宮。吉倫十分淡定﹕「紫禁城內又不歸我管﹐我操這個閒心幹啥﹖我九門提督的職責範圍是九個城門﹐加強巡邏就是了。」。
　　9月底﹐嘉慶帝結束休假﹐離開木蘭圍場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薊縣的白澗。為大老闆服務的機會來了﹐吉倫立即率大隊人馬前往迎駕。剛上路﹐一個參謀騎快馬狂追上來﹐氣喘吁吁地報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進城了﹐請大人即刻處理！」吉倫火了﹕「你們有完沒完﹖想立功受獎想瘋了﹖滾開滾開！」參謀不依不饒﹐一把拽住吉倫的馬韁繩﹐苦苦哀求﹕「大人… …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倫大為惱火﹕「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國泰民安﹐天下歸心﹐你竟敢造謠惑眾﹐等我辦完大事再來收拾你！」說罷﹐一腳踢翻可憐的參謀﹐撥馬呼嘯而去。
　　10月7日中午﹐兵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劉之﹐正與客人觥籌交錯。宛平縣令和盧溝橋巡檢破門而入﹐附耳低語﹕「昨夜､今晨﹐家住宋家莊的林清等人﹐騙過崗哨﹐經盧溝橋進了城﹐明天午後攻打皇宮﹐情況十萬火急！」。
　　劉之早已進入酒酣耳熱狀態﹐哈哈大笑起來﹕「幼稚､幼稚！你以為吉倫大人的部隊是聾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柵欄﹐誰想進就能進﹖別沒事找事了﹐陪我喝酒。」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時整﹐天理教徒200餘人裝扮成賣柿子的､送貨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由東華門､西華門攻入皇宮。兩天一夜之間﹐皇帝家中刀光劍影﹐箭矢亂飛。警衛部隊驚慌失措﹐死傷過百﹐假如外援及時跟進﹐林清他們肯定會把大清皇宮連鍋端！湊巧﹐嘉慶帝的二兒子﹐也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平時最愛擺弄冷兵器時代最嚇人的玩意兒火槍﹐這次派上了用場。幾聲槍響﹐竟然穩住了軍心﹐逆轉了形勢。在禁軍的圍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敵眾﹐起義失敗。
　　而遠在河南滑縣的另一支天理教隊伍﹐稍早前已經起義﹐劍指北京。清政府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耗時三個月﹐才勉強平息事態。這件事發生於夏歷癸酉年﹐史稱「癸酉之變」﹐是清朝由盛轉衰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是大清重複歷史週期律的不祥之兆。
　　「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慶皇帝如此表達了他的震驚和憤懣。他發明了「因循疲玩」這個新詞﹐指責汪楠等人不負責任﹐言下之意﹐如果他們幹活稍微認真點兒﹐災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會鬧這麼大。嘉慶皇帝想錯了。觸發癸酉之變的﹐不單是個別人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整個官場出了問題。
　　清朝的吏治腐敗很有特點﹕官員們除了「貪」﹐還特別「懶」﹐沒人想做事﹐討厭擔責任﹐整天無精打采﹐敷衍了事。從乾隆中期開始﹐官場就如一潭死水﹐不作為是主旋律﹐國家統治機器銹蝕得無法運轉﹐社會治理問題按下葫蘆起來瓢。人人麻木不仁﹐個個「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於官員追求狹隘的人生目標﹕陞官發財！目標明確了﹐辦法就有了。
　　一是不犯錯誤才能陞官。「多磕頭﹐少說話！」三朝元老曹振鏞的名言﹐詮釋了官場成功秘訣﹕做事越多﹐錯誤越多﹐不幹活最保險。所以大家遇到事情習慣繞道走﹐踢皮球﹐把犯錯誤的機會留給別人。汪楠殺人滅口﹐無非是怕給自己惹麻煩。白蓮教起義失敗後﹐林清等人利用大饑荒﹐在華北農村轟轟烈烈地傳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宮､再取全國的奇特戰略。「要想白面賤﹐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謠家喻戶曉﹐而在中國歷史上﹐民謠一貫具有政治風向標的意義。林清完全沒有保密意識﹐他們的一舉一動在社會上是盡人皆知。對此﹐官員們個個睜一眼閉一眼﹐假裝不知道。
　　二是上司滿意才能陞官。在清朝官場﹐官運不靠業績靠上司。天大的事吉倫都不用心﹐唯獨接駕很積極﹐就是這個道理。把「唯上」發揮到了極致的﹐是咸豐帝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人稱「溜溜球」。每當需要表態的時候﹐他的聽力就急劇下降﹔事情如果足夠大﹐乾脆就徹底聾了。他是故意讓領導說了算。對於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員們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領導追究起來﹐比較好解釋。天理教徒都進了城裡﹐吉倫的應對措施還是「加強巡邏」﹐顯然是做樣子､走形式。某天﹐嘉慶皇帝咨詢劉墉﹕「你看某某人當知府怎麼樣﹖」劉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擠出兩個字﹕「尚可。」嘉慶帝苦笑說﹕「這麼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麼得了！」官員們如此唯唯諾諾﹐真是又安全､又省勁﹔不但把責任推給了上司﹐上司還高興﹐何樂而不為﹖
　　三是報喜不報憂才能陞官。豫親王為什麼突然改變主意﹖頭年去京南遊玩﹐他通過祝現認識了林清﹐受到熱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臨走還沒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於是﹐國家利益自然讓位給個人利益。對這種現象報喜不報憂符合清朝官員的利益。同豫親王一樣﹐在洪秀全起義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勁捂蓋子﹐巴不得長毛快去別人地盤上鬧。直到太平軍攻克了十幾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煩。概括大清官場風氣﹕「不擔責任是成熟穩重﹐會踢皮球是聰明智慧﹐得過且過是辦事得體！」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價值觀﹐誰信誰弱智。
　　正當整個官場鼾聲一片時﹐國情和世情發生了巨大變化﹐清朝進入加速下墜通道﹐災禍接踵而至﹐且無不帶有癸酉之變的影子﹕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隊只有4000人﹐根本沒打算贏﹔太平軍成氣候﹐源於地方官幫忙﹔大清的海軍噸位號稱亞洲第一﹐卻迎來甲午慘敗﹔北京守城正規軍達15萬之眾﹐被不到二萬人的八國聯軍輕鬆拿下﹔甚至連辛亥革命槍響﹐僅是士兵無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說﹐早在癸酉之變時期﹐清朝深陷歷史週期律的命運已經注定﹔帝國大廈由搖晃走向垮塌﹐癸酉之變只是「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