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期粟裕的兩次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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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黨史上，除了有鄧小平同誌三落三起的故事，還有粟裕大將三次蒙冤忍辱負重的經歷。粟裕1958年被誣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的經歷多有見諸報端，前兩次蒙冤的經歷則鮮為人知。
　　粟裕參加了江西蘇區的五次反「圍剿」戰鬥，多次負傷。1933年11月傷癒出院後，他被任命為紅七軍團參謀長兼第二十師師長。當時，正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在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下，紅軍傷亡慘重，根據地被敵蠶食，逐步縮小。與此同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已擴展到野戰部隊，部隊裏的氣氛遠不如過去那樣活躍。軍團政委蕭勁光抵制錯誤被撤了職，中央派樂少華來擔任政委。樂少華曾與王明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搞宗派，在部隊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
　　樂少華剛到七軍團上任，部隊在一個大廟裏開會歡迎他，請他作報告。恰巧這時粟裕從戰場回來。粟裕曾回憶說：「軍團長尋淮洲見我到了會場門口，走出來同我打招呼，剛簡單說了幾句，樂少華就在會上拍桌子大罵：『媽那個×，我在報告，哪個還在講話？』當時他還不認識我，竟對軍團長如此態度，顯然是要當眾耍一個下馬威。」
　　在閩贛邊界執行牽制任務時，一次紅七軍團阻擊向江西前進的敵第四師李默庵部，消滅了一部分敵軍。粟裕後來回憶：「我從前沿跑回來請示是否繼續追擊。當時樂少華和軍團長尋淮洲坐在一根木頭上，尋淮洲同誌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追擊，樂少華同誌沒有作聲，我以為他同意了，一轉身就走。他突然跳起來大叫：『站住，媽那個×，政治委員制度不要了？！回來回來！』我們只得停止追擊。當晚，軍委來電批評我們為何不繼續追擊，他才沒再說什麼。但從此卻把我作為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的危險人物加以限制和監視。」
　　對樂少華來說，只有政委才是紅七軍團的最高領導，不承認他的最高權威，就是反政治委員制度。粟裕被列入「反政治委員制度」的另冊後，受到了「限制和監視」。1934年11月，紅七軍團和閩浙贛蘇區的紅十軍合編成立紅十軍團時，粟裕被迫離開了野戰部隊，任閩浙贛軍區參謀長，後在方誌敏力薦下，於是年冬才重新擔任主力紅軍十軍團參謀長。
　　1935年年初，紅十軍團在安徽懷玉山被國民黨14個團包圍，軍團領導方誌敏被俘，兩千多主力全軍覆沒。僅粟裕、劉英率800多人突圍至閩浙贛根據地的崇山峻嶺中。2月，根據中央指示，以突圍部隊為基礎，正式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率部隊進入浙江境內，開展遊擊戰爭。就在這艱難險惡的鬥爭中，粟裕再次蒙冤。
　　1935年10月，挺進師與閩東特委負責人葉飛等會師。為協調浙江與閩東、閩北根據地的行動，浙閩領導人經協商達成共識，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臨時省委由劉英、粟裕、葉飛等11人組成，劉英為書記，粟裕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兼共青團書記，並相應成立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粟裕任司令員，劉英任政委。
　　臨時省委成立後，由於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和山頭主義，特別是互相錯抓了人，錯殺了人，發生了誤會，產生了矛盾。臨時省委本應妥善處理好矛盾，但劉英卻想「統掉」閩東，幾次提出把葉飛留在省委工作，藉以調離閩東。粟裕不贊成，同時對劉英派往閩東獨立師任政委的人選也認為不當。1936年2月，粟裕寫信給閩北特委書記黃道，請黃協調。劉英得知後甚為不滿。
　　5月，劉英到閩東根據地召開臨時省委會議，葉飛等閩東四人退出省委。秋天，又發生了挺進師誘捕閩東特委書記葉飛的「南陽」事件。當時粟裕正活動於閩浙邊境慶元縣境，劉英以省委名義送來一封信，要粟裕乘與葉飛見面的機會，把葉飛押送省委，並派出一支武裝監督。粟裕在回憶錄中說：「這個命令使我十分震驚，不知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問題，總覺得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解決，不應採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我未能堅決抵制，將葉飛同誌扣押了起來… …」幸好在押送途中遇到敵人伏擊，葉飛乘機脫險。隨後，劉英召開臨時省委擴大會議，提出了所謂「分裂省委」的問題，會議足足開了半個月，對葉飛等人缺席批判，粟裕則成了主要鬥爭對象，說他參與「葉飛、黃道的分裂省委活動」，「全盤否定浙西南工作」，違抗省委指示，放跑葉飛等，並派了一個班監視粟裕，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接著在組織上又給粟裕留黨察看的處分，撤銷他挺進師師長、軍區司令員等職務，降為省委辦事處主任。
　　從浙南革命鬥爭的全局著想，粟裕違心地作了「申明」，這場黨內鬥爭才算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