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農業的新發展與商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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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長緩慢，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人口六千餘萬，此後由於分裂和戰亂，人口總數幾起幾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階段的天寶十四年(755)約有七千餘萬。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宋初太平興國五年(980)全國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萬。此後的一百餘年，人口迅速增長，到12世紀初(即北宋末年)進入峰值階段，當時在北宋、遼、西夏、大理等範圍內，總人口達到一億四千萬。
　　人口增長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傳統農業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新發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相應增加。如果說，各類耕地的開墾，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圍田、湖田等的出現，是一種外延式的發展；那麼南方地區講究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經營，便是更為重要的內涵式發展。根據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為主要糧食作物的水稻，在這一時期不僅種植地區擴大，而且耕作技術與經營方式都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早稻優良品種占城稻，在宋初從越南引進以後，經過一百多年的推廣，到南宋時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種植。有些地區，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區分，水稻栽培技術有了明顯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採取粗放的直播法，這一時期把直播法改造成為移植法，也就是說過去把稻種直接撒播到田里，現在先把稻種在秧田上培育，然後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陳敷《農書》專門記述了秧田的修治技術，不少地區還發明了插秧工具“秧馬”。
　　其三是對於水稻栽培的各個環節都講究精耕細作。秋收後的耕田，務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鬆細碎；春耕時再三耕、耙，使土細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鋤草，有了耘爪、耘蕩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車、桔槔之外，出現了效率更大的龍骨車(翻車、踏車)，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約化經營的結果，是水稻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當時人說，在兩浙路一帶，上等水稻田一畝，可以收穫稻穀五六石，約為750斤至900斤之間，是相當高的產量。
　　另外有兩點也頗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麥作的推廣與稻麥二熟制的形成，標誌農業生產水平的一大進步。與此相呼應的是，水稻種植由南向北推廣。二是由於商品經濟向農村的滲透，農村中開始出現專門種植經濟作物蠶桑、茶葉、蔬菜、漆樹、花卉、果樹、甘蔗的專業戶，從事個體小商品生產。最突出的是，蠶桑區農家的蠶桑絲織經營，開始從家庭副業中獨立出來，形成專業化生產。陳敷《農書》說，湖州地區農家「唯藉蠶辦生事」，表明蠶桑經營已經成為他們的主業。
　　傳統農業的新發展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導致「商業革命」較早的出現，成為宋朝歷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這是西方漢學家的看法。他們把宋朝的轉折點稱為一次「復興」，或一次「商業革命」。費正清和賴肖爾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關於宋朝的第六章第四節的標題就是「商業革命」四個字。他們寫道，宋朝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19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
　　斯塔夫裡阿諾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黃金時代」的標題下寫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這種對歷史的解讀方式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言之有據的。如果對宋朝的首都東京(開封)與唐朝的首都長安加以分析比較，就可以發現唐宋之間的巨大社會變革，也可以從這個中原大都市中看到商業革命的真實狀況。
　　唐朝的長安是一個棋盤狀的封閉結構，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許多由圍牆封閉起來的居民區「坊」，商業區也封閉在「坊」的區域內，這就是東市與西市。這種封閉性結構在宋朝的開封被打破了。日本學者加籐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說：「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楊寬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書中，進一步指出，這種變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顯現，隨著開封的繁榮，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
　　這種變革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中有著巨大的意義，它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把商業活動從封閉的「坊」中解放出來，擴散到大街小巷的沿線，形成了近代都市商業街的雛形，為都市商業拓展了新空間，也為都市增添了繁華的商業氣息與市井色彩。於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觀：政府宣佈取消對於夜市的禁令，商業活動不再有時間限制，開封城內十字大街有所謂「鬼市」即通宵達旦的商業街；馬行街北至新封丘門大街，夜市營業到三更，而五更時分又再開張；至於「耍弄去處」(娛樂場所)，營業「通宵不絕」。
　　開封城的街巷結構截然不同於長安，他的四條御街與東西南北四個城門相連，此外還有東西向的橫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互相連通成街巷網絡，把商業區與居民區交織在一起。在許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華的「街市」，行市、酒樓、茶坊、食店、瓦子(娛樂場所)等連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晝夜喧闐的商業長廊。最為熱鬧的是以北面御街為中心的街市，從宮城南門(宣德門)東去，有東西向的潘樓街、土市子，南面是界身巷，潘樓街既有集市性質的潘樓酒店，又有金銀彩帛的交易所，還有最大的娛樂場所桑家瓦子。北面的馬行街，既有馬市(交易馬匹的市場)，又有莊樓、楊樓等酒樓，還有大小貨行、醫行、藥行。再往北的新封丘門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飲食店。
　　在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面前，一切文字記載都相形見絀。這幅長卷以寫實的手法記錄了東京開封的街市繁榮景象。畫卷從東水門外虹橋以東的田園開始，向西是汴河上的市橋及周圍的街市、城門口的街市、十字街頭的街市。張擇端畫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樓閣一百多間、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為壯觀，令人目不暇接。畫面上有滿載貨物的駱駝隊正在向東出城，城門內不遠處有一座三層樓房孫家正店(酒樓)，門前有綵樓歡門，十分富麗堂皇。街道兩旁隨處可見各類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羅錦匹帛鋪」、「劉家上色沉檀棟香」、「劉三叔精裝字畫」、「孫羊店」之類絲綢店、香藥店、裱畫店、飲食店，以及豪華的招商旅館「久住王員外家」。
　　當時開封以經商為業的有二萬多戶，其中六百四十家資本雄厚的商戶，分別屬於一百六十行，囊括米、鹽、茶等各類商品貿易。號稱「正店」的大酒樓有七十二家，兼具飲食與商品交易的多種功能，作為商人驗看商品質量、商定價格、簽訂契約的場所。此外還有三千家稱為「腳店」的小酒樓。酒樓、茶坊適應商業大潮，與娛樂場所瓦子，都通宵營業，有應招女郎數百，聚於主廊簷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有陪酒女郎為酒客換酒斟酒；有賣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顯示了開封迥然有別於昔日長安的新潮特色。
　　開封城位於汴水(汴河)兩岸，汴水北通黃河，南通淮河、長江，因此開封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食、沿海各地的水產、遼與西夏的牛羊，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酒、果品、茶、絲絹、紙、書籍，還有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聞遐邇的東京相國寺的廟會集市，各地來的商品琳琅滿目，大山門內出賣飛禽走獸；第二座山門內出賣各種雜貨；廣場上出賣家用器物，有蒲盒、簟席、屏幃、鞍轡、弓箭、時果、臘脯等；近大殿處，出賣老字號名牌產品：王道人蜜餞、趙文秀筆、潘谷墨；兩廊出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首飾、帕頭帽子等；大殿後、資聖閣前出賣書籍、古玩、圖畫、土產、香藥之類。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商業氣息的濃厚，表明這一時期的商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據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說，當時中國的商品交換的價值，合計相當於1500萬至1800萬盎司黃金，折合成現在的價值，約合60億至70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商品流通量，在當時世界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在這種情況下，金屬貨幣已難以適應商品的巨額流通，銅錢、鐵錢體積大、份量重，對於長途販運或巨額批發貿易，十分不便。於是貨幣發生了突破性變革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宋真宗時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戶富商聯手發行一種錢券，稱為「交子」，是由商業信用關係孕育出來的紙質貨幣。宋仁宗時期，政府從商人那裡收回了發行紙幣的權利，在益州設立「交子務」(按：「務」是機構名稱)，負責印刷、發行交子。這種政府發行的紙幣，面額固定，蓋有官印；用戶以現錢換取紙幣時，要把商業字號登記在冊，兌現時按字號銷賬，以防偽造。隨著這種紙幣的流通範圍日益擴大，中央政府在首都開封設置交子務，負責面向全國的發行事宜。南宋時，紙幣逐漸成為主要貨幣，有四川的錢引、湖廣的會子、
　　兩淮的交子、東南的會子。所謂「會子」，原先叫做「便錢會子」，「便錢」即匯兌，「便錢會子」就是匯票、支票之類的票據，大約在12世紀中葉，發展為兼有流通職能的紙幣。紙幣的出現，在商業和金融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意義，無論如何估價都不嫌過分。在歐洲，瑞典是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時間在1661年，比中國紙幣的出現晚了六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