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官員的窮日子和闊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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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房子20兩銀子，吃喝拉撒至少30兩銀子，燒炭買柴、僱傭車馬僕人一年又是40餘兩，總共將近100兩銀子。這是晚清時候，一個普通京官每年維持生活的最低限度開支。但在賬面上，一位六品京官一年的俸祿到手只有32兩銀子。那些米鋪、布店、炭廠、車馬店的掌櫃可不會管你是不是官，到了年關時分，掌櫃、夥計就會拿著賬單，上門催賬。他們會笑呵呵地把賬單遞給官員們：「大人您行個方便。」如果「客官」掏不出銀子，這些勢利商人會立馬換一副輕蔑的嘴臉。
　　如果只憑朝廷的俸祿，京官們必須面對這樣顏面盡失的窘況，交不起賬單，肯定會遭受商人們的侮辱。但作為這個國家實際的管理者，他們獲得收入的途徑絕非朝廷俸祿一途。他們首先會得到一筆數目不等的「養廉銀」；然後會收到地方官員或者在地方做官的同窗好友送來的「冰敬」「炭敬」；各部裡小金庫會給每個官員一筆「印結銀」。
　　這些林林總總的收入，會根據官階高低、衙門不同，落到每人手中，從數百兩到上萬兩銀子不等，基本上可以讓各級官員過得起一日三餐可口，僕人車馬齊全，迎來送往頻繁，父母家人贍養的生活。到了年關，絕大多數上門要賬的掌櫃都會滿意而歸。
　　但是，那些俸祿之外的額外收入從何而來？地方官員怎麼會有給京官孝敬的銀錢？各部如何建立起給官員發獎金的小金庫？
　　何剛德，福建閩縣人士，自幼向學，光緒二年，年方二十，便中了本省鄉試舉人，湊了些盤費衣服，上京會試。可能是何家祖墳冒青煙，第一次趕考何剛德便中了進士，殿試三甲，奉旨以部屬掣簽，分在吏部考功司行走。新科進士，又分在吏部，按說何剛德可是春風得意，但到了年底，卻發起愁來，家裡的生計賬本讓人難以消受。
　　這一年，何剛德初到吏部，例應學習。「學習」即今日之「實習」，小何一學三年，部中最苦最累之活計，均交由這些官資尚淺之小輩。每至當月值宿，何剛德便要在署留宿，不特值宿之「當月處」「屋極湫隘」，至夜更「闔署闐無一人」。晚餐菜只一碗兩碟，次日早晨又有一餐，清苦得很。
　　苦累不說，薪俸卻少得可憐。何剛德以進士分發吏部，是六品銜，一年春秋兩季京官年薪是60兩銀子，卻按六折發給，七除八扣，到手只有32兩。現銀之外另有米30石，但六品僅發老米，五品才給白米，老米卻多不能食，只得折給米店，兩期僅得好米數石。
　　但何剛德這一年的開銷高達343.9兩，已是何剛德所得年俸的9倍，還沒算上那件昂貴的官服錢。在何剛德看來，自己的狀況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家境雖清苦，而心實太平，安分從公，並未嘗呼枵腹也。比起那些翰林，總還好過很多。與何剛德同年考上進士擔任內閣中書的直隸官員李錫彬，是一名真正的窮京官，內閣中書收入微薄，因此李錫彬全家四口每天只吃兩餐，煤炭柴薪都買不起，是真正的「不能舉火」。他每天早上以銀一錢購買開水，供全家洗漱用，每日飯費則控制在京錢一千，也就是6分銀子，只能買四斤饅頭，就著蔥醬鹹菜度日。
　　「窮京官」已然老生常談，一如晚清《京官曲》所唱的那樣：「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
　　就在何剛德剛剛踏入京官生涯，加入到京官叫窮行列之中時，另一位京官李慈銘也在日記中大聲叫窮：「余能忍寂寞，忍寒凍以讀書，而不能忍飢餓，比日窮乏，告貸路絕」。簡直就是快餓死的狀態。如果僅從這幾句話，便下定論說李慈銘也是「窮京官」中的一員，那恐怕會被他的表面功夫所欺。告貸典當固然有之，但加在一起不過71.2兩，並非難以接受，倒是他這一年豐富多彩的京官生活，足以讓人大開眼界。
　　這一年，李慈銘雇了十名僕人、兩個車伕，還有三名更夫和一個廚子，加在一起花了24.7兩。為了討小妾的喜歡，他又買了綿緞褂一領湖綢袷衣裡外裁、金銀羅一隻，還有一件天青緞鼴鼠褂，一共是15.2兩，他自己則添置了一件猞猁狐褂，花了20兩。
　　李慈銘有藏書癖，文墨之事也自然少不了，書籍筆墨加在一起花了近64.2兩。但這並非是開銷最大的一頭，最大的恐怕是李慈銘本人在日記中抱怨的「飢餓」，但用以填補飢餓的卻是珍饈美酒、佳僕歌郎。霞芬樓應當是李慈銘最愛的館子，這一年在霞芬樓李慈銘就花了45.8兩銀子。此外秋蔆樓又花了30兩，加上豐樓、宴賓齋、福興居和天寧寺的一頓素席，李慈銘這一年舌尖上館子就開銷了147.4兩。如果將其他雜項加在一起，那麼李慈銘一年的開支就高達607.4兩。
　　這不是一個小數目，當時北京一個普通五口之家的年花銷是50兩，那麼李慈銘這一年的消費足夠養活12個五口之家。所謂的「窮」，不過是因為與一擲千金的高官生活相比，自己實在是顯得太過清貧了。而過著闊日子還叫窮的李慈銘，卻任由弟弟在家鄉餓死，他才假惺惺說道：「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但是他自己也承認這一年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確切的數字如上所計，乃是147.4兩。即使如此，他在開始還不忘強調一遍：「余雖窮。」
　　李慈銘當時只是個五品銜的戶部郎中，而且是學習行走，加之他是納捐入官，即所謂「萬年候補」，故而連俸銀和祿米也沒有，這一年只有象徵性的所謂「養廉銀」18.6兩。實際上，這一年李慈銘的收入總數折銀卻高達766.9兩，他的正式官俸只佔其中的2.42%，而剩餘的占總數的97.58%的收入，也就是相當於他俸銀40倍的748.3兩，恐怕是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究竟是什麼，會比他的「合法收入」還要高出這麼多呢？
　　翻看李慈銘的官員賬簿，會發現每年都有一筆相對固定的進項，這筆少則40餘兩，多則400餘兩的額外收入，被稱為「印結銀」。光緒三年，李慈銘收到的印結銀162.19兩，大致是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這一年新進仕途的何剛德，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俸之外則有印結銀，福建年約二百金左右」。
　　所謂「印結」，其實是清代一種行政文書，即鈐有官印的證明某人身份的保證書，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頂替。晚清因太平天國戰亂及各省災荒，加之對外賠款，國用支絀，於是大開捐官之門，以廣收入。為防止假冒頂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鄉為官者出具印結，這可是要擔風險的，一旦發現捐官者的身份有假，出結官也會被問罪。
　　於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對出結官饋贈一二，久而久之，饋贈成了規矩，甚至有了固定數額。為了這筆饋贈能夠讓同鄉的官員利益均沾，同鄉京官便成立了「印結局」，由進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結的，都直接去印結局納了「印結銀」後取印結即可，而官方也只認可印結局開出的印結。
　　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結，得掏不少銀子，就拿一名叫李圭的江蘇捐官者來說，他是監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補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記記述，捐官的費用是1096兩，但繳納的印結銀加在一起卻高達584.03兩，其中大結四張：註冊99兩，驗看99兩，聲識及識認兩項是99兩；還有兩張小結：保免本班44.5兩，留省44.5兩；另外還有1.07兩的小費。
　　這些印結銀除了出結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歸入印結局再公分給同鄉官員。儘管平均到每個官員頭上每月也就只有數兩到十餘兩不等，但對那些初入京門、無權無勢的小京官來說，可謂大旱之望雲霓。據前文的窮京官李錫彬說：「印結費一項，作一月伙食費足矣」，這是真正的救命錢。而另外一名叫姚學塽的官員不受印結銀，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廟裡吃糠咽菜當清官了。
　　只靠印結銀一項維持京官的體面生活，仍然不夠。何剛德在這一年，還有一項收入，雖然不多，每年所入不過百金，但不無小補。這就是來京地方官的饋贈。按照何剛德的說法，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同年同鄉於別敬之外，則有團拜項，謂每歲同年同鄉有一次團拜也。所謂「冰敬」，就相當於消暑費，「炭敬」則可以認為是取暖費。
　　當年曾國藩初做京官，無錢過年時，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筆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錢還沒到先把話散出去，但最後還是空等一場，只得借錢過年。到了何剛德的時代，送炭敬則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兒的味道，漸重官階而輕交情，專重權貴，致送炭敬，單子上倒是儒雅得很，從來不言數目，而是套用詩詞章句，40兩叫「四十賢人」，300兩則曰「毛詩一部」，甚至還有「千佛名經」。
　　至於別敬，倒是同鄉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雖然其數不過10兩上下，也聊勝於無。但何剛德到京後，因為京官日漸加多，外官所費已然不貲，所以最後甚至降到6兩。但是雜七雜八湊起來，也能有一二百兩。至於像李慈銘這樣已經享有文名的官員，所得更多，光緒三年，他得到的饋贈高達316兩，足夠讓他再多給小妾添幾件首飾衣裳再多下幾次館子。
　　如果仔細分析這些額外收入，會發現無論印結銀還是外官的饋贈，都不能簡單地歸入「賄賂」一欄，它已經成為一種規則。你可以稱之為陋規，或者按時下的稱呼稱為「潛規則」或「灰色收入」。這些「灰色收入」是成體系的，在大清朝存在著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隱形財政體系，維持著官員們體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