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最後十年

jiunn36

　　首先，清朝的最後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型期。從1901年到1911年的十年，是歷時268年的清王朝崩潰前的最後十年，這十年以義和團運動的失敗為兆端，以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告終，正好有兩個大事件在頭尾。清朝的最後十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
　　早在19世紀中葉，李鴻章等一些人就已經提出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放眼歷史，可以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一直到今天的中國歷史，都處在一個曲折而漫長的轉型過程當中，是從傳統的封建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轉型。其中，1901年到1919年這20世紀最初20年影響深遠，它包括了1911年清王朝崩潰，中華民國的建立，包括「五四運動」的發生，中國2000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隨著清王朝的最後崩潰而宣告結束，從此開啟了共和國的新時代。從社會轉型的意義上說，晚清最後十年是歷史發展的關鍵性拐點，是值得我們關註的十年。
　　其次，清朝的最後十年有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通常我們習慣於將晚清的最後十年放在辛亥革命的標題下講，由此而突出孫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動的主線，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樣去梳理晚清十年的歷史尚有缺憾。這樣一筆帶過的梳理法會使豐富多樣的歷史簡單化，歷史本來是複雜多樣的，簡單化會使很多事情不能得到合理說明。
　　著名哲學家黑格爾有這樣的名言：凡是合理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在黑格爾看來：在特定的時間內，現實性的存在本身具有必然性。由此，我們不能僅僅強調複雜歷史現象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忽略其存在本身的現實合理性。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清政府已經是命懸一線，但最終仍然延續了十年之久，而且這十年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這說明在這十年當中清政府的存在有著歷史的合理性。辛亥革命的歷史應該是包括清王朝和革命派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如果不去理睬作為前者的清王朝的存在，後者也不容易說清楚。
　　所以我認為要重視清朝的最後十年，分析清政府如何應對自己身在其中的社會轉型，這有助於我們以史為鑒。客觀地講，清朝最後十年是圍繞新政進行改革的十年，因而，關註清朝的最後十年當以清政府的新政為中心進行考察。
　　法國近代著名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講到法國大革命時，就改革和革命的關係講道：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他開始改革的時候。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礙大革命的重重障礙，同時也向人民表明了怎樣才能動手進行革命，因而改革為大革命做了準備，改革往往會導致革命。就是說，社會改革的心理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有惰性，矯枉必須過正，才能解決一些問題；另一方面改革一旦付諸行動，慾望就會加速強化，而且還會逐漸失去耐心，急於求成的一面就會出現，這是值得我們註意的社會現象。
　　現在我們用這些思路反過來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說是開弓沒有回頭箭，對於風雨飄搖的清王朝來說，新政已經發動了，就不可能終止，關鍵就在於能否有效地控制因為新政而興起的新的社會力量，有沒有始終把握住改革的主動權，這一點決定了清政府的存亡。也就是說，對於清政府來說新政是把雙刃劍。
　　第一，清政府順應潮流推行新政。1905年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人們直接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改變君主專制，實行君主立憲，因而出現了「立憲運動」。1905年9月1日清政府發佈上諭，決定要仿照實行憲政，但是又認為條件不具備，因而要預先預備，所以叫預備立憲。預備立憲包括很多方面的內容，比如說要改革官制、制定法律、發展教育、清理財務、設立巡警等一系列的準備。至於什麼時候實行立憲，還要看準備情況怎麼樣，按今天話說就是小步前進留有餘地。立憲雖然遙遙無期，但是畢竟啟動了。
　　第二，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演變成權力再分配的盛宴。預備立憲一施行，各種新舊矛盾進一步凸現，清政府面臨著更加難以控制的複雜局面，這種複雜局面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清政府內部新舊矛盾發生激化。
　　1906年9月按照預備立憲的程序，要改革官制，奕劻、孫家鼐(軍機大臣)為總負責。於是袁世凱利用機會預先在這個機構裏面安插了自己的親信進行運作。袁世凱提出方案的基本內容是合併內閣和軍機處，然後成立責任內閣，設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一人，總理大臣總攬行政大權，下面再設11個部，可見，這個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責任內閣。袁世凱本人想當總理大臣掌握大權，但是為了避嫌，他授意安插在內部的親信提名奕劻為總理大臣，自己當副大臣，實際上奕劻只是一個擋箭牌，實權勢必被袁世凱掌握。所以，這個方案一出臺，袁世凱想獨攬大權的心思就暴露無疑了，因此，遭到很多人反對。所以慈禧太后否決了袁世凱的方案，於當年的11月6日採用瞿鴻禨等人的方案公佈了新的官制，其內容是保留了軍機處和內閣，取消責任內閣，底下設11個部，但各部大臣當中滿洲人佔多數，所以新的官制就變成滿洲人集權了。
　　沒有成功的袁世凱、奕劻，進一步伺機反擊。奕劻利用慈禧太后對康梁的恨意，進讒言說瞿鴻禨和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