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安恭曾留學蘇聯任紅四軍軍委書記為何聲名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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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春﹐受黨中央的委派﹐從蘇聯剛回國的劉安恭﹐來到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工作﹐直至同年10月在戰鬥中犧牲。在僅半年的時間裡﹐他曾擔任過臨時紅四軍軍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員､二縱隊司令員等職。
　　由於劉安恭背負歷史的十字架﹐被人指為「托派」。多年來﹐劉安恭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到。1985年4月﹐總政有關單位經過認真核查和證實﹐從實事求是出發為劉安恭重新定論﹐確認為革命烈士﹐並為其立傳。民政部還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
　　1985年6月28日﹐蕭克將軍來南京開會﹐得知劉安恭的女兒劉邦昭住在此地﹐於是專門接見﹐同她談了很多。50多年前的往事﹐蕭克還記得那樣清楚。當談到有的人至今還說劉安恭是「托派」時﹐老將軍有些感情的說﹕「劉安恭怎麼會是『托派』呢！」他是在革命的低潮時來到紅四軍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在戰鬥中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犧牲在戰場上﹐是革命烈士嘛！
　　劉安恭﹐字季良﹐重慶永川人。他出生書香門第﹐劉家是當地的大戶人家。其父劉英山思想開明﹐傾向進步。劉安恭小時很愛看書。由於父親從事教育工作﹐家裡有不少藏書﹐這為他讀書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劉安恭18歲那年﹐劉英山決定將他遠送德國去學習﹐期盼他能用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來強大國家。新婚不久﹐劉安恭就告別了父母﹐在父兄的資助下﹐踏上了出國求學之路。
　　劉安恭是1918年赴德國留學的﹐入柏林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習。第二年﹐他在比利時加入第三國際。他到了柏林後﹐除了正規的專業學習外﹐還廣泛的接觸社會﹐跑了好些個國家進行考察﹐加深了他對西方世界的經濟､文化的了解和認識。在德國期間﹐劉安恭結識了朱德､章伯鈞等中共旅歐支部的成員。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1924年﹐劉安恭學業結束﹐告別了七年的歐州﹐踏上了歸國的征途。在那裡﹐等待著他的是波瀾壯闊的中國大革命的洪流。離開祖國七年的劉安恭回到了家鄉。這裡依然是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
　　當時﹐佔據成都､主持政務的是四川軍閥楊森。楊森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擴展實力﹐正網羅人才。劉安恭肩負著中共秘密使命﹐在楊森的軍部當了個參謀。楊森聽說劉安恭是在國外學習電機工程的﹐遂委任他為成都市電話局長。劉安恭在任電話局長期間﹐推行新制﹐勵精圖治。曾任成都西城區政協委員的肖麗生老人回憶﹕「劉安恭在電話局裡平易近人﹐同職員的上下關係融洽﹐享有較高的威信」。劉家的老人還記得﹐劉安恭做電話局長﹐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配備有供其使用的轎子(相當於現今為領導幹部配備的小車)。可他從來不坐。劉安恭還十分喜歡踢足球﹐他經常在少城公園裡參加足球賽。
　　軍閥混戰﹐楊森被逐出成都﹐駐紮在萬縣。楊森要劉安恭署理兵運事務﹐為自己招兵買馬。這時﹐朱德來楊森部隊做統戰工作。同志相遇﹐分外高興﹐他們又在一起進行黨的工作了。
　　9月5日﹐英帝國主義製造了震驚全國的「萬縣慘案」。為了聲討英帝國主義軍艦炮轟萬縣的罪行﹐中共重慶地方黨組織﹐組織了「萬縣慘案雪恥會」﹐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迫使英艦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離四川。劉安恭同朱德等人參與了這場鬥爭。之後﹐他利用自己搞兵運的有利條件﹐積極策動楊森的一個團易幟﹐因機密洩露﹐楊森下令通緝﹐劉安恭迅即潛往武漢。沒過多久﹐朱德也離開楊森部隊去了武漢。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第三軍軍官教導團任團長﹐劉安恭任副團長。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南昌起義失敗後﹐他遵從黨的指示﹐在上海同劉伯承､吳玉章等人一起﹐登上了去蘇聯的輪船﹐又一次離開了祖國。
　　1929年3月﹐紅四軍在閩西的長汀打了個大勝仗﹐擊潰了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擊斃中將旅長郭鳳鳴﹐並佔領了長汀縣城。佔領沒過幾天﹐從上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派來的一個「通信員」就到了這裡﹐他帶來了關於當時國際和國內局勢的報告和其它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和決議﹐和周恩來起草的《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轉湘贛邊區特委信》﹐即中央的「二月來信」。這位「通信員」﹐就是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紅四軍指導工作的劉安恭。
　　劉安恭是1929年春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國的。他一回來﹐便被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幾經輾轉﹐5月初﹐他到達了寧都紅四軍的軍部。劉安恭的到來﹐紅四軍的領導們感到興奮。朱德與劉安恭是患難與共的戰友﹐南昌起義一別至今﹐又在一起工作了﹐心裡很是高興。毛澤東也挺高興﹐他以前並不熟悉劉安恭﹐但他想﹐這次中央派人來﹐對紅四軍當前工作的開展會有幫助的。就在一個月前﹐中共福建省委收到中央的「二月來信」﹐來信對整個革命形勢作了悲觀的估計﹐要求朱､毛紅軍分散成小股組織﹐到鄉村去開展鬥爭﹐並要求朱､毛離開部隊。
　　這無疑是給正在熱火朝天搞武裝鬥爭的紅軍指戰員們兜頭澆了一盆涼水。毛澤東隨即於4月5日代表前委給中央覆信﹐拒絕了中央的要求。前委研究﹐決定恢復成立臨時軍委﹐前委書記毛澤東提議﹐臨時軍委的書記由劉安恭擔任並兼任政治部主任。有關的記錄可在1929年6月1日《前委書記毛澤東同志給中央的報告》中看到。毛澤東在報告中寫道﹕「今年1月﹐四軍從湘贛邊界出發向閩贛邊境﹐每日行軍作戰﹐在一種特殊環境之下﹐應付這種環境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導下之組織委員會。現在因時間長而發展紅軍數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顧不過來﹐遂決定組織四軍的最高黨部。劉安恭同志為書記兼政治部主任。」至此﹐劉安恭已成為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紅四軍領導層制定戰略計劃､研究具體行動方案﹐都是由毛澤東､朱德､劉安恭共同簽署的。
　　早在井岡山鬥爭時期﹐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之間在建軍原則的問題上就有意見分歧。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共產國際的代表布哈林認為中國的革命正處於低潮時期﹐提出了分散紅軍的主張。中央對國內當時的形勢也做了悲觀的估計。而劉安恭到紅四軍的主要任務﹐也就是來宣傳貫徹共產國際意見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的「二月來信」和劉安恭的到來﹐使得紅四軍領導人之間原有的矛盾加深了﹐從而引發了一場公開爭論﹐即「朱毛之爭」。
　　劉安恭就任臨時軍委書記沒幾天﹐在主持紅四軍軍委會議時作出一個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從表面上看是下級黨委限制上級黨委的權力﹐其實是針對毛澤東個人的。因為當時紅四軍黨內有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是有看法的﹐認為「毛澤東一切事情集中於一人身上﹐既是前委書記﹐又是黨代表﹐又是政治部主任﹐大權獨攬。」臨時軍委能作出這樣的決定﹐也是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的。劉安恭還以中央代表的口氣指名道姓地批評毛澤東﹐並把紅四軍黨內分成兩派﹐說﹕「朱同志是擁護中央所指示的」﹐指責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
　　劉安恭參加革命的經歷﹐大部分時間是在國外和舊軍隊裡度過﹐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卻比較陌生。從蘇聯一回國﹐就被派往紅四軍。到了紅四軍也沒做過細的調查研究﹐他看不慣毛澤東的「山溝溝裡的馬列主義」和「自創原則」﹐於是他生硬地照搬蘇聯那一套經驗來處理初創時期紅軍內部事務﹐導致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
　　5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的湖雪村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上就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發生爭論。其焦點就是紅四軍黨內是否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名為四軍﹐就要有軍委。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制」､「家長制」。一種意見認為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迭機構﹐並指責前一種意見是「分權主義」。這次會上﹐爭論的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劉安恭因此被指責為「托派」。緊接著在6月8日﹐前委在上杭白沙鎮的下洋召開前委擴大會﹐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仍然是對前次會議爭論的焦點繼續進行爭論。毛澤東提出自己的四點看法﹐並書面提出辭職。會上﹐前委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撤銷臨時軍委﹐劉安恭的軍委書記之職也自然免除﹐會後﹐前委還決定毛澤東的前委書記由陳毅代理﹐陳並兼政治部主任﹐但爭論仍未解決。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在龍巖城的一個小學校內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七大」繼續對建軍原則的問題進行了爭論﹐主持會議的陳毅宣讀了對朱毛的處分決議﹕「朱毛兩同志在黨內外負責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種政策和意見不同而互相懷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的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的影響。朱毛兩同志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對「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朱毛兩同志的走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派人來以前﹐可繼續工作﹐仍為前委委員」。決議中也批評劉安恭「把四軍分成派﹐說朱同志是擁護中央所指示的﹐毛澤東同志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這完全不是事實﹐是憑空臆斷。他提出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非常不對﹐這本不是解決黨內糾紛的辦法」。
　　陳毅還認為「劉同志新到四軍應有新的貢獻於黨﹐卻不調查清楚事實狀況偏於一面之詞輕率發言﹐助長黨內糾紛﹐這種輕率的工作是不對的」。陳毅在會上提出的「大家努力來爭論」的號召﹐結果大家的思想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此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四軍的「八大」以後。在四軍的「七大」上﹐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毛､朱､劉等人當選為前委委員。「七大」的結果使毛澤東非常失望﹐他原想通過爭論﹐弄清原則﹐統一認識﹐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特別是陳毅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使他非常惱火。他怒斥陳毅搞折衷主義﹐表示不取消陳毅主義他決不回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落選﹐使毛澤東受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罷免。
　　7月上旬﹐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去幫助工作﹐劉安恭也在白沙會議後被前委派到二縱隊任司令員。由於劉安恭過去曾在楊森的部隊裡幹過﹐又在蘇聯學習過軍事﹐所以他指揮打仗具有一定的水平。6月間﹐蔣介石調動閩贛粵三省共兩萬餘兵力﹐由江西軍閥金漢鼎統一指揮﹐對閩西蘇區和紅四軍發動了大規模的三省「會剿」。為了粉碎敵人的三省「會剿」﹐根據前委指示﹐朱德同志率紅四軍軍部及二縱､三縱﹐採取外線作戰方針﹐出擊閩中。9月初﹐東進部隊在漳平､適中打了兩仗﹐打垮了福建軍閥張貞部的張汝匡旅。劉安恭直接參與了指揮。
　　閩西重鎮上杭﹐三面環水﹐易守難攻﹐福建的另一軍閥盧新銘及其殘部千餘人﹐盤踞其中﹐成為閩西革命發展的障礙。為了肅清上杭的反動勢力﹐閩西特委在8月至9月上旬﹐兩次發動農民武裝攻打縣城﹐結果都沒有成功。出擊閩中的紅四軍二､四縱隊返回閩西﹐重新部署﹐再打上杭。9月21日半夜﹐攻城戰鬥打響了。負責攻打北門的劉安恭﹐指揮部隊爬上城頭﹐並率部勇猛突入城內﹐全殲城中守敵。只有匪首盧新銘慌忙帶了幾個隨從偷越浮橋﹐從僻路落荒而逃。紅旗插上了上杭城﹐紅軍隊伍得到了壯大。正在養病的毛澤東﹐聽聞上杭之役勝利的消息﹐欣然提筆﹐寫下了「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詩句。
　　劉安恭不僅會打仗﹐而且也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經常給指戰員講政治､軍事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軍事理論等高深的知識經他深入淺出地講解﹐在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記得在南昌起義兩週年的那天﹐他們同兩倍於自己的敵人進行了一場激戰後﹐在河邊休息時﹐劉安恭對著正在休息的隊伍講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抬頭的情況。他說﹕「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墨索里尼領導下執政了。」國際銀行家正在扶持德國資本主義﹐想把德意志共和國毀掉。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籌劃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階級組織和團結起來﹐除非中國人民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把中國變成和平進步的基地﹐否則就沒有辦法阻攔第二次世界大戰。蕭克將軍也回憶道﹕「1929年4月﹐紅四軍打下寧都後﹐住了幾天。一天﹐我們在軍部開會﹐一個陌生人進來﹐經介紹才知道是劉安恭。他給我們作報告﹐講中央精神﹐還講政治經濟學。有一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資本家採用不休止傳送帶這種技術方法搞生產合理化﹐使任何工人一秒鐘都不能休息』。」
　　上杭勝利之後﹐朱德率紅四軍再上征途以掃蕩閩西的敵軍。10月下旬﹐紅四軍向東江開進﹐21日﹐在攻打峰市的戰鬥中﹐二縱隊與武裝精良的強敵遭遇﹐劉安恭親自率大隊自蘆下壩涉水﹐躍過汀江。登巖後發現守敵粵軍已於虎市前面的山頭設防﹐控制制高點﹐紅軍若不能衝上去﹐即將被逼至江邊激流遭至覆沒。劉安恭迅速組織突擊隊向山頭發起衝鋒。守軍的火力很猛﹐紅軍被逼在山坳裡。劉安恭見狀﹐奪過戰士的一挺機槍親自掃射掩護。他發揮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獲名射手的神威﹐很準確地把密集的子彈像雨點般傾瀉到敵人前沿﹐打得守軍抬不起頭來。紅軍戰士從司令員的射擊中受到鼓舞﹐個個奮勇當先﹐一聲吶喊衝上山頭﹐展開了肉搏戰。劉安恭即率大隊跟進﹐忽然一顆子彈飛來﹐擊中了他的頭部。參謀長郭化若急令人將司令員抬下﹐在送往永定縣的途中因傷重而犧牲﹐同志們將他安葬在仙師鄉務田村。這場戰鬥﹐紅軍擊潰了敵軍兩個營﹐攻克了虎市﹐但是紅四軍的優秀指揮員劉安恭﹐卻獻出了他年僅30歲的生命。他的犧牲﹐是紅軍自井岡山下山以來首次損失的一員高級將領﹐使紅四軍受到了「入閩以來未有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