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巨貪和珅如何成為乾隆皇帝貪污受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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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處理貪污官員不可謂不嚴厲﹐整個清朝因貪污被處死的二品以上高級官員共41人﹐而被乾隆帝處死的就高達27人﹐佔了三分之二。在乾隆帝的意識裡﹐天下是屬於他一人﹐他是國家的唯一所有者﹐絕不會容忍臣下的貪腐行為﹐因此皇帝反貪腐是真心誠意的。由於乾隆帝擁有絕對的權威﹐他關注的反腐案件最終一定會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情況之複雜﹐官員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幹的君主也無法燭照一切﹐必然會存在燈下的陰影。甘肅貪污案的主審官﹐乾隆帝最寵信的和珅﹐恰恰就是整個清朝最大的貪污犯﹐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薛福成對乾隆朝的反貪有一個說法﹕「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薛福成﹕《庸盦筆記》卷3。那麼這個內隱究竟是什麼呢？薛福成認為這個內隱就是和珅。
　　和珅是正紅旗滿洲人﹐出身於中等武官家庭﹐少年時家境一般﹐參加鄉試未中。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襲了父親的三等輕車都尉爵位﹐並被任命為三等侍衛﹐到了乾隆帝身邊﹔六年後﹐被乾隆帝賞識﹐提拔為御前侍衛兼副都統﹔第二年﹐被提拔為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一躍成為乾隆帝最寵信的大臣﹐時年才26歲﹔隨後又兼步軍統領､崇文門稅務監督､總理行營事務。
　　和珅的官運還遠未到頭﹐乾隆四十五年﹐在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黷案回京後﹐成為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理藩院尚書﹐其子豐紳殷德與乾隆帝最寵愛的幼女固倫和孝公主訂婚﹔第二年赴甘肅鎮壓「回民暴動」﹐雖未立功﹐回京後卻兼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乾隆四十九年升為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管戶部﹔兩年後升為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戶部事﹔爵位從一等男､三等伯､一等伯﹐直至最高的一等公。
　　和珅並無顯赫的功績﹐陞官晉爵速度之快是清朝的一大異數﹐但能深獲一向英察的乾隆帝賞識﹐他必有過人之處﹔兩人年齡差距如同父子﹐乾隆帝對他的兒子們均不太滿意､喜歡﹐而和珅的忠誠､聰明､機智､能幹､趣味足以與一向自視極高的乾隆帝相匹配﹐只有這樣才能揣摩透乾隆帝的心思﹐這才是和珅深得寵信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博聞強記﹐學識淵博﹐愛好詩詞､文藝﹐政治能力超強﹐精通騎射﹐並通曉漢､滿､蒙､藏､維吾爾五種語言﹐能與這些民族的首領直接對話﹐有效統治著擁有眾多民族的､遼闊版圖的大清帝國﹐他的兄弟､皇子､皇孫以及大臣們在才能的全面性上都只能望其項背。
　　因語言能力有限﹐大臣們很少能勝任少數民族事務﹐而和珅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同樣博聞強記﹐精通各項事務﹐多才多藝﹐且精通騎射﹐所以乾隆帝才能讓其一人兼管眾多重要的職位。乾隆帝到了晚年﹐身體､頭腦均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剛吃完早飯又索要早飯的地步﹐而他又不願意大權旁落﹐因此需要一個自己非常信任的代理人幫助他處理事務﹐尤其是理財事務﹐和珅可謂是適逢其會。中年以後的乾隆帝志得意滿﹐不僅四處興兵征伐﹐他的生活起居也逐漸由儉入奢﹐大興土木營建宮殿､園林﹐四處巡遊的費用更是十倍於康熙帝﹔晚年的乾隆帝更是藉著自己與太后萬壽的機會極盡奢華之能事﹐大辦慶典﹐但又必須遵守祖制永不加賦﹐所以明令群臣進貢奇珍異寶﹔和珅出眾的斂財能力正好可以充分發揮﹐而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恥為､不能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與和珅成為了事業上的親密夥伴﹐乾隆帝需要和珅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斂財事務﹐而和珅打著乾隆帝的大旗趁機中飽私囊。
　　和珅極為貪財﹐利用第一寵臣的身份與大學士､軍機大臣以及兼管眾多事務的地位公開索賄､賣官﹐又利用內務府總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進獻給皇帝的貢品﹐因此他成為乾隆朝也是整個清朝的第一大貪官﹐並且形成了以他為首的自上而下､有組織､有系統的貪腐食物鏈﹐層層貪腐､索賄行賄﹐敗壞了整個官僚體系。這一切的成本最終還是要落在廣大民眾身上﹐明為永不加賦﹐實為以貪腐加賦。更可怕的是﹐因貪腐官員日益增多﹐擔心反貪會清除貪腐的食物鏈﹐和珅創立了「議罪銀」制度﹐即貪腐犯案的官員只要上交一定數量的白銀就可贖罪﹐而且獲得了乾隆帝的批准﹐議罪銀直接交給皇帝的私人銀庫內務府廣儲司﹐成了皇帝斂財的工具﹐這是變相將貪腐合法化﹐甚至是鼓勵貪腐。到了晚年﹐乾隆帝的反貪也逐漸改變了性質﹐變成了他斂財的手段﹐有意縱容官員貪腐﹐然後等到一定程度再用議罪銀､抄沒家財打擊﹐起到了不加賦而斂財的目的﹐既保持仁君的形象﹐又因反貪而獲得民心﹐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但這種手段看似機巧﹐實際上卻損害了整個帝國的肌體。
　　和珅在這場乾隆帝親自導演的遊戲中扮演了主角。在這場遊戲中﹐貪官們實際上成為了皇帝的投資公司﹐和珅就是大大小小投資公司集團的總裁。貪腐的錢財在當時沒有現代各種巧妙的技術手段隱匿﹐更無法轉移國外﹐因此無處可逃﹐貪官們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學誠評論﹕「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後﹐迄於嘉慶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如蠶食﹐漸至鯨吞。」《清史稿》認為﹕「和珅繼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寵貪恣﹐卒以是敗」﹐乾隆帝則因「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章學誠遺書》﹔《清史稿》卷319《和珅傳》､卷15《高宗本紀六》。與薛福成一樣﹐章學誠和《清史稿》在評價這段歷史時也將乾隆帝晚年的吏治敗壞歸於和珅﹐最多認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珅蒙騙﹐這些均僅及表面﹐未觸及實質﹐沒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斂財､自以為是地操弄權術才是貪腐的根本原因﹐這是由於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導致的。
　　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麼會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珅的所作所為？只是和珅的貪腐烈度之強﹐危害之大遠遠超過他的想像﹐他一向自以為是､志得意滿﹐以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對和珅始終寵信不衰。乾隆朝誅殺的貪官不可謂不多､手段不可謂不烈﹐這些貪官只是太過於肆無忌憚､超過皇帝的容忍底線才被清除﹐而實際上當時已經幾乎是無官不貪﹐乾隆帝為了政局的穩定以及斂財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當然﹐以當時的技術手段﹐皇帝一個人的精力､能力畢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樣對貪腐深惡痛絕﹐沒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輿論､民眾監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獨立司法體制﹐僅僅依靠少數人﹐想要徹底清除貪腐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