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管如何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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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起源的另一版本說法，是交易市場的興起，因此古代城管很多時候是「市管員」，或者說古代的市管員就是今天的城管隊員，這與今天城管要禁止占道經營是一樣的。古代城管可以帶著有攻擊性的執法器具上崗，如在周代，城管在崗時都得帶著鞭子或兵杖，遇到亂停亂放、占道經營不服從管理這類事，往往執鞭抽打，揮杖追趕。
　　中國「城管」出現在戰國時期當時稱為「監市」。說到城管，首先得說一下「城市」。從現代考古發現來看，中國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時期就有城市了，如在江淮之間的淩家灘、環太湖流域的良渚、黃河中遊的陶寺遺址，都已發掘出了四五千前的城址，《呂氏春秋·君守》中所謂「夏鯀作城」，並非想像。
　　但和現代功能較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如齊國的首都臨淄，據《戰國策·齊策》記載，當時有7萬戶，僅以現代一戶3口的最低標準來算，總人口也達到了21萬。到後來這樣的「大城市」就更多了，如漢長安城(今西安)，比同時代歐洲最大發達城市羅馬面積大三倍以上，有8萬多戶。唐代1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多個，其繁榮程度都是空前的，其中長安、洛陽兩京最為繁華。長安設有東西二市，《長安誌》卷八「西市」條原註稱，「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積集。」東市也一樣繁榮，會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東市失火，一下子燒掉了4000多家門市，而這僅是市場的一部分。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衛生、交通等一系列問題也就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古代城管應運而生，如《莊子》一書中提到，戰國時代有「監市」，這監市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城管的雛形。但是古代城管與現代城管的概念和職能並不太一致，古代城管的職權範圍相對較廣。從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負責環衛、拆違章建築、禁止占道經營外，還得「防火緝盜」，如現代消防隊員、聯防隊員一樣要負責救火、抓小賊；有的還有管理市場物價、維持公平交易和社會治安的義務，兼有現代公安、消防、工商、物價、稅務等部門職能，是真正的「綜合執法」，權力也比現代城管大。
　　那麼，古代城管都是些什麼人？古代的城管隊員叫法不少，或稱「胥」，或稱「卒」，還有稱「市吏」、「監市」等等。但在事實上，古代並沒有現代城管局這樣的專職機構，自然也無城管隊員一說。古代城管的身份比較複雜，既有軍人城管，也有警察城管。當然更多的是行政人員來當城管，如漢唐時相當於現代首都所在城市市長的「京兆尹」，其重要工作之一不是招商引資、增加GDP，而是城管執法。
　　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當。這是因為城市的出現原本就是軍事防禦的需要，由軍人把守。這麼說來，武漢出現「武裝城管」並非什麼新生事物，而是一種「返古」現象。讓「當兵的」來當城管，其實也是古代的常見現象。如在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朝廷便設有相當於現代街道城管隊的「街道司」，並相應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組成的執法隊伍，以保持開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環境衛生。
　　明代的北京，由相當於今北京衛戍區或武裝警察部隊的「五城兵馬司」來承擔現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職能。《明史·職官誌三》記載：「巡捕盜賊，疏理街道溝渠及囚犯、火禁之事。」清代的北京，還專設了「督理街道衙門」，其部分職能也與現代城管局比較接近，主要負責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壞公用設施、侵佔下水道等不良行為，都是督理街道衙門的執法對象。
　　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國，由警察承擔起了現代城管的工作。如中國歷史上首個警察機構天津警察廳，除了負責當地社會治安外，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場秩序等，都是其分內工作。(全文未完，請繼續分頁閱讀或使用餘下全文閱讀功能)
　　古代有「城管」打人嗎？「城管打人」這類暴力執法，成了現代城管的一大詬病，也是社會批評的焦點。在古代的不少時期，「城管打人」更不鮮見。
　　城市起源的另一版本說法，是交易市場的興起，因此古代城管很多時候是「市管員」，或者說古代的市管員就是今天的城管隊員，這與今天城管要禁止占道經營是一樣的。古代城管可以帶著有攻擊性的執法器具上崗，如在周代，城管在崗時都得帶著鞭子或兵杖，遇到亂停亂放、占道經營不服從管理這類事，往往執鞭抽打，揮杖追趕。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中「司市」條稱，「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鞭子大家都知道，「度」可能有的讀者不是太明白，這種「度」又叫「殳」，系古代一種兵杖，用竹子或木板做成，有稜無刃，長約一丈二尺長，其威懾力與今天的警棍是一樣的，雖然一下子打不死，但卻也致死，因此頗具威懾力。
　　其中的「胥」條說得更明白：「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如果說「司市」是城管(市管)大隊長，這裏的「胥」則是城管隊員，或市管員。換成今天的話來理解，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管理員在崗時間，要拿著鞭子巡視，對占道經營的流動攤販，隨時可以抓起來；對違法者進行鞭打的同時，還可以追加處罰。
　　古代「城管」怎麼管？在古代，現代城管中的兩大難題占道經營和違章搭建，同樣十分突出，且歷代不絕。古代城管也為此傷透腦筋，不得不經常發「處罰通知」。在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和今天如出一轍，不少商戶為了擴大經營面積，非要在門面(正鋪)外多佔一塊(偏鋪)。在李顯(唐中宗)當皇帝時的景龍年間(707~710)，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發佈了一則當時的最高「城管通知」：兩京市場上各行業，凡自有正鋪者，不得在鋪前再建造偏鋪。
　　宋代稱占道經營為「侵街」，為了防止侵街行為的發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個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標記出範圍。這與現代街道畫線一樣，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當時的「城管隊」會經常檢查是否有人侵街。在古代也存在「執法大檢查」。如在北宋，宋真宗趙恆便曾下詔開封府，要求開封的「城管隊」拆毀京城的違章建築。其繼任者宋仁宗趙禎，也曾作過同樣的指示：限開封府在一月之內，將侵街的官邸民舍全部拆毀。
　　到明清隨著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占道、違建更突出。在清末，天津警察廳便發佈了在今天應該是城管局發佈的《整頓路政辦法四條》：其中兩條是：馬路街衢旁各商舖有安設風擋、佔用邊道者，應即一律拆退；鐵鋪、石鋪、木器鋪及洋廣雜貨等鋪，在門前堆積什物材料，佔用官路者，應即一律讓出。天津警察廳的通知中，可以看出清末天津的市容有多麼亂。
　　城市管理光憑嘴說是不行的，中國古人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如上文提到的周代「執鞭度」、宋朝立「表木」。其中，最值得為現代城管借鑒的是「城管立法」，而非罰款了事。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頗為成熟的，為後世效仿。《唐律》規定：「距府十丈無市，商於捨外半丈，監市職治之」，即擺攤設點至少要遠離政府辦公地30米，也不能離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監市負責督管。對占道經營有嚴厲的懲罰：「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復故。」挨打後還恢復原狀。
　　《宋刑統》也有類似的規定，「侵巷街阡陌」條：「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對亂倒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也有規定：「其有穿穴垣牆以出穢汙之物於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響了公共衛生，不只當事人倒黴，連「城管隊長」都跟著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頗有創意，他在要求開封府官員強拆違章的同時，特別指示相當於現代司法機關法院的左、右軍巡院，配合「開封城管」行動，「懲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國以狠著稱，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據《明會典》，在京城，「凡侵佔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對往街上丟垃圾、放汙水的，「其穿牆而出汙穢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另外明代對破壞公共設施、不按規定行車，以及在禁區內擺攤設點、取土作坯、隨地大小便等行為，也一律「問罪」，涉事者要被強行戴上刑具，在街頭示眾一個月，即所謂「枷號一個月發落」。撒泡尿也要遭受這麼大的罪，這樣的城管手段不可謂不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