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三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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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一詞，為秦朝的嬴政所創。他自稱「始皇帝」，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裏，記載他的這樣規定：「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結果，這番很宏偉的大話，成了天大的笑話，就在他死後，二世當了三年皇帝，就下臺了。胡亥與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從登極到被革命遜位的年頭相似。
　　北京這座城市，曾經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三個重要王朝，元、明、清的首都，因此也相繼出現過三朝末代皇帝，挨個兒數為元朝的元順帝，明朝的崇禎帝，清朝的宣統帝。事後來看，在紫禁城太和殿上，被他父親恭親王抱上龍椅的三歲溥儀，運氣是比較好的。在這三位末代皇帝中，溥儀算是有個好下場，最後能夠得一個壽終正寢的善果，因為他碰上了中國共產黨，被改造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是世界史上的一個特例。
　　而元順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於漠北，崇禎帝倉皇出宮，薄衣單衫，吊死於煤山，都不得好死。這位朱由檢尤其悲慘，當人們找到他的屍體時，一隻腳穿鞋，一隻腳光著，可見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麼狼狽，多麼艱難了。所以從長遠的歷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這個前綴，通常都沒有好下場。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對於這份職業，哪怕工資再高，待遇再好，想到最後的結果，大致會敬謝不敏的。
　　皇帝所以末代，是他所處的那個封建社會所決定的，是他所處的那個靠天吃飯的農業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是他所處的那個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思想所決定的。這三個決定因素，便注定了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難逃由興而衰，由起而落，由勝而敗，由強而弱的過程。然而末代皇帝在位時，大抵不知道自己在扮演著王朝最後的謝幕者，注定了的休想討好的倒黴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將來，他要和這個末代王朝一塊完蛋，一塊被送終。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頭落地，興許還更有可能，既非遜位，也非殺頭，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謝國人；若早就知道會是這樣完蛋，我估計打死他，也不會幹的。誰願意吃飽了撐的，自討苦吃，有今天沒明天，做那種沒有幾天蹦頭的皇帝呢？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終，每個封建王朝，不論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開疆闢土，如何國富民強，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頭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龍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說：「君子之澤，五代而斬」，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元朝一百六十三年，明朝二百七十七年，清朝二百七十六年。大概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都難逃這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興衰週期。葡萄牙如此，西班牙如此，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也如此，這是誰也拗不過的「盛極而衰，否極泰來」的歷史辯證法。氣數盡了，國脈斷了，江山垮了，天下亂了，王朝的末日也就來臨了。於是末代皇帝就會在歷史的這一刻出現。
　　改朝換代，鼎革易幟，一部《二十四史》數千萬言，就是闡述這種新陳代謝的必然。從古至今，除了那位赤著腳板去見列祖列宗的朱由檢，留給後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作為例外，其餘所有逆勢而為的末代皇帝，永遠定位在這個被嘲笑的角色上，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中國封建社會一共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門外月盛齋那鍋永遠在咕嘟著的老湯一樣，由於換湯不換藥的緣故，你就別指望能夠熬出來什麼新鮮別緻的味道。於是在中國歷史上，像走馬燈似的，走過來一輪又一輪的末代皇帝。不過按在北京建都的這三朝，他們最後一位統治者，恰恰分別代表著中國末帝的三種典型：
　　一種，為元順帝類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後主劉禪，如陳後主陳叔寶，如宋徽宗趙佶，他們可稱作「催死鬼」一派，本來這個王朝已經陷於積重難返，無可救藥之際，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穩，盡量拖延著不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機，使得這座王朝大廈，只能傾覆程度越發危重，除加速度地走向滅亡，焉有他哉。
　　一種，為清遜帝溥儀類型的，如西漢孺子嬰，如南齊和帝蕭寶融，如唐哀帝李柷，如宋末帝趙昺，他們可稱作「短命鬼」一派，這些童稚之輩，雖然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運，不是被挾制於母后，就是受制於宦官，如提線木偶，如玩具傀儡。他們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這條即將沈沒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無力自拔，最後只能聽天由命地隨著王朝的滅亡而殉葬。
　　再有一種，則是明崇禎帝類型的。他們可稱作「苦命鬼」一派。要說這個朱由檢，還真不是一個亡國之君，旰食宵衣，恭儉辛勞，在位十七年，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開國皇帝順治所言：「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禍亂，身殉社稷。」是不能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萬曆諸朝敗德亂政之後，衰亡頹倒，是勢不可挽的過程，有勵精圖治之心，無回天救世之力，最後被李自成包圍得無路可走，無處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樹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復這一點上，被金人擄走的宋欽宗趙桓，多少與崇禎帝有點相近。然而大樹已經連根拔掉，倒了下來，一隻手想扶住不讓它倒，那是無濟於事的。大勢已去，時不我予，只能隨之一起覆滅。
　　現在，回過頭去看，在中國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經共產黨改造成為新中國公民的溥儀，算得上是最幸運的一位。這位末代皇帝的標本，在上個世紀末，最終離開這個世界，謝天謝地，對中國人來說，他所象徵的那一鍋老湯的封建制度，也就徹底地走進了歷史。但封建社會的餘毒以及作為其精神基礎的小農經濟思想，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要想蕩滌幹淨，大概還需假以時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