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放棄滿洲家法，確立君權一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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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順治早死，康熙幼年即位，由四大臣共同輔政，鰲拜位居最末，卻最為專橫跋扈，擺在少年康熙面前的既是一個「吏治墮污，民生憔悴」的爛攤子，又是一種受制於人的局面。康熙帝輔政大臣鰲拜的跋扈擅權，使得以賢臣輔政(或攝政)這種為儒家所倡導的好制度變了質，這本來是中國古代社會惟一具有進步意義的權力分配方式，也是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
　　這不是有沒有制度保障的問題，而是由於人的素質低下，品質惡劣，敗壞了好制度。這正應驗了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的觀點。荀子說：「法不能獨立存在，律例不能自動施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律是治的開始，君子是法之源頭(源清則流清)。故有君子則法雖然有缺失，而足以周全；無君子則法雖具備，施行必然有所失，不能應事之變，足以導致亂局… …故賢明的君主急於得其人，而昏暗的君主卻急於使法律貫徹。」(《荀子·君道篇》)。康熙帝非常贊同荀子的觀點，以為這是至理名言。
　　康熙帝整治鰲拜以後，學習漢儒文化，中國明朝的權力形式又被恢復了，所謂「清承明制」，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也有重大的遺憾。康熙帝為了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而拋棄滿洲家法，成為古代中國最高文化利益的保存者，堪稱大智大勇，然而失誤也是如影隨形。
　　康熙帝重新制定了治國方針。在「漸習漢俗」、「振興文教」的基本國策的貫徹實施上，理學大儒們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熊賜履、李光地、張英等帝師們的言教啟發，使康熙帝樹立了仁義的價值觀念，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諸方面的成熟。理學對他的影響最有價值，人稱「理學皇帝」。康熙帝以「與民休息」的政策為治國宗旨，這既是康熙帝深諳「戒急用忍」謀略精義的體現，也是理學「惟在躬行，不在口講」之主張的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