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清朝「全球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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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愛進口的鐘表。僅在乾隆49年(1784)，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等人就累計進貢鐘表130件。據現存乾隆朝貢單中的不完全統計，乾隆「大表哥」收到的進貢鐘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國鐘表為最。後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紫禁城內的庫存鐘表有431架，圓明園則有441架，可見歷代收穫之豐。在最高層的身體力行帶動下，大清國的達官與富豪們，成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費群體，依托「一帶一路」，購遍全球：以鐘表、毛皮為主的奢侈品，分別經由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蜂擁而入中國。大清國對奢侈品的強勁購買力，不僅書寫著世界貿易史，甚至對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793年，到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拜見了乾隆，獻上了精心準備的禮品。不過乾隆似乎對貢品看不上眼。這些貢品包括：200匹呢料；2臺大望遠鏡；2支氣槍；2支漂亮的獵槍，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鑲銀；2對加長了像步槍的馬槍，可一次連射8發子彈；2箱愛爾蘭特產波紋絹，每箱裝7匹；2箱高級英國手制華貴地毯。
　　熟悉北京高層的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告訴英國人：「那些精明的耶穌會士早就把乾隆慣壞了，皇帝已有了一隻豪華表，奇特的轉動噴泉鐘，一隻能走步的機械獅子，人形自動木偶等。神父們就怕一句話，就是皇帝對他們說：『好，既然你們能製造一個會走路的人，那麼現在你們讓他說話吧！』」的確對於西方的「奇技淫巧」，大清帝國的領導核心一點兒都不陌生。從康熙皇帝開始，帝國的領袖都是大「表哥」。為此內務府還專門設立了「做鐘處」，仿製西方的鐘表。這個機構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著專門技能的傳教士，因之成為帝國實際上最早的開放特區。老外們為帝國的戴表送鐘事業做出突出貢獻，這也幫助了他們獲得一定的傳教空間。「表哥」們出於對鐘表的酷愛，無論在堅守「自力更生」還是防範和平演變方面，都表現出了相當的彈性。
　　上有所好，往往是最大的廣告。康雍乾時期，鐘表已經成為極具中國特色的家庭必備幾大件之一，當然這與草民無關。《紅樓夢》裏就有相當文字描繪到了鐘表。彼時的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鐘表進口國。著名貪官和珅的家中，就有大時鐘10架，小鐘表300餘架，洋表280餘塊，處處提醒他要與時俱進。
　　在誠懇地熱愛著西方科學的康熙手中，鐘表進口和製作尚可算是改革開放、虛懷若谷的象徵，康熙根本就不吝嗇對這一西方先進技術的讚美之詞：「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陽不改衷腸性，萬裏遙來二百年。」
　　雍正時，名貴鐘表成為籠絡權臣的工具。年羹堯就曾被賞賜一隻自鳴鐘，「喜極感極」，雍正卻還在不斷煽情：「我二人作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可不久，年羹堯被雍正賜死，送鐘成了送終。
　　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鐘不再是為了對科學的興趣，也不再是為了團結幹部，儼然成為純粹的奢侈品和權勢的象徵，成為帝國有產階層或者有權階層的時尚。精明的洋人們，自然不肯放過這樣的機會，一些專為中國特製的鐘表便應運而生。這些特供鐘表，有的在時間讀數上做文章，用「子丑寅卯」代替羅馬數字；有的在雕刻工藝上做文章，用瑤池蓬萊代替西洋天使… …搞出不少中國特色。紫禁城裏的特供，當然更是登峰造極。配備了外籍技術人員的「做鐘處」，根據最高領導人的喜好，對西洋鐘表進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對一臺烏木架葫蘆形時樂鐘進行技術攻關：「著西洋人將此鐘頂上想法安鍍金蓮花朵，逢打鐘時要開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
　　英國人曾向乾隆敬獻了一臺能寫字的機械人鐘，可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後來又有人敬獻了能寫「萬壽無疆」四個漢字的機械人鐘。自此對它們進行升級，書寫滿、蒙、藏字，就成為乾隆皇帝交給「做鐘處」的技術課題及政治任務。1785年的《活計檔》記載：「傳旨：含經堂殿內現陳設西洋人寫漢字『萬壽無疆』陳設，著汪達洪(法國人)想法改寫清語(滿文)『萬壽無疆』四字，欽此。」
　　皇家的特供鐘表精益求精，民間就未必了。中國人的奢侈消費，成了老外奸商發財的機會。馬戛爾尼使團的貢物主管約翰·巴羅記載道，一位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僱員認為，布谷鳥自鳴鐘能在中國暢銷，於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銷路極好。但是這些木製的機械僅僅是為銷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這位先生帶著第二批貨到達之前，就都成了啞巴鐘。他的鐘不僅賣不出去，先前的買主還威脅要退貨。但是他靈機一動，不但安撫了先前的買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貨的買主。他以無可置疑的權威姿態告訴他們，布谷鳥是一種非常奇特的鳥，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節才叫。他還向他們保證，合適的時刻一到，他們買下的所有布谷鳥都會再度歌唱。
　　巴羅沒有記載最後的結果，估計精明的英國人撈一把之後，再也不會來推銷第三批貨了。此類糗事，對來自西洋的奢侈品行業，衝擊自然不小。巴羅感慨說：「那些特地為中國市場而生產的工藝平常、華而不實的鐘表，一度曾非常搶手，如今已無人問津。」在巴羅看來，奸商絕非中國的特產，當歐洲人用特供品欺騙中國人後，中國人有時以木製的火腿冒充真貨欺騙歐洲買主，也只能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
　　不可否認，商人在中國的確「只要有機會、有辦法，就會欺騙」，巴羅認為其原因是：「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 …於是榮譽感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一個奴隸是沒有榮譽可被剝奪的，依賴並受制於他人，沒有權利申述，這種狀況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這種境地的人，不會有更大的羞辱感了。這種處境的惡果是數不清的，顯現存在於這個以風度優雅和政治文明著稱於世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這或許才是大清國回饋給世界的特供專品？馬戛爾尼使團送給乾隆皇帝的禮物中，有一臺巨型玻璃枝形吊燈，要裝飾在圓明園內。這個吊燈，有數百個部件，相當複雜。英國人原先還想帶著技師前來安裝，以免沒見過洋玩意的中國人出洋相。卻沒想到，兩個中國工匠只用了半小時就將吊燈拆散，又用半小時順利裝上。如此超強的動手能力，令英國人驚嘆。
　　使團的貢物主管巴羅說：「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是，廣州的一個中國人第一次見到歐洲鐘表，就成功地仿造出一隻來… …現在他們以三分之一的費用大批生產這種精巧的機械… …中國人的頭腦聰穎敏捷，雙手小而靈巧，天生就適合做精緻的工作。」巴羅說：「中國的陶器、瓷器上的花紋雖然很難看，但如果從英格蘭輸出一種圖案，廣州的工匠就一定會一絲不茍地複製出來，他們所上的釉色是他人無法模仿的。」
　　但是英國人也發現，中國人雖然有各種豐富的經驗，卻從來不在經驗的基礎上再往前一步。比如，中國人知道用裝了明礬的竹筒在河水裏攪動幾下，水就會馬上澄清，但卻並不研究為何明礬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國人用蒸汽來軟化牛角，製作那種薄而透明的大燈籠，卻似乎從來沒有發現蒸汽被壓縮之後的巨大能量；中國人從動物、植物和礦物中提取顏料，深諳調配的藝術，能創造所有的中間色，用最豐富生動的色彩染點他們的絲綢、棉布和紙張，卻沒有色彩理論；中國人很早就使用火藥，卻無法製造像樣的槍炮… …
　　巴羅在贊嘆中國人對鐘表的成功仿造後，也感慨：「唯一需要我們提供的是主發條，因為那是他們做不出的。」在這個善於仿造的國度，對於關鍵技術還掌握在他人手上，似乎並不在意，尤其當這種關鍵技術只是用於外表所看不到的地方。
　　那家名為「做鐘處」的央企，儘管其造出的鐘甚至能通過發條和齒輪的複雜運動，自動書寫漢文和滿文的「萬壽無疆」，但是發條用料一直只能依賴進口。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一份奏章，就要求責成粵海關採辦「廣鋼」2000斤，用於打造鐘表需要的發條。這種彈性最好的「廣鋼」，就是進口產品。這一年，這家工廠實際消耗的「廣鋼」超過了2000斤，可見生產之忙碌，卻似乎從來無人想到要在發條用鋼上實現進口替代。
　　對於中國人在細微處的靈巧，英國人嘲笑道：「目前跟歐洲相比，他們可以說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偉大，在舉足輕重的大事上渺小。」而造成這些的原因，在於「朝廷傲慢自大，假裝對任何新的或外國的東西都不屑一顧，對新的發明創造，不管多麼精妙奇巧，他們都普遍缺少鼓勵，因而極其嚴重地阻礙了藝術和製造業的進步。」
　　不過當英國人經過大運河時，看到中國人使用絞盤拖動航船，進出不同高度的河段，而不是使用水閘調節水位，儘管水閘在中國十分普遍。英國人意識到：「中國朝廷不願意讓任何形式的發明創造，奪走成千上萬人獲得微薄生計的機會… …如果在中國為促進和解放勞動力而普遍推廣機器的使用，那麼伴隨而來的後果將是極其痛苦的、是致命的。」英國人清楚地看到了一個殘酷的中國國情：在巨大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下，「創新」被當作了必須嚴控的洪水猛獸。愛民及維穩，正是帝國拒絕進步的堂皇理由。一帶一路可以帶來巨大的貿易量，卻未必能推動技術的進步。帝國的停滯，哪裏是因為自信帶來的傲慢，恰恰倒是因為缺乏自信… …
　　與鐘表相比，通過「一帶一路」大量湧入的另一奢侈品貂皮等高檔毛皮，畢竟僅僅是原材料，沒有技術含量，而在大清國顯得更為普遍。甚至在並不寒冷的廣州，也流行冬天穿皮，這種大清國的奢華時尚，令到訪的老外們很驚奇。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安德森記錄道：「廣州居民服裝與我已經敘述過的無異，使我驚異的是，這城市雖已靠南，離北京很遠，而在這冬季氣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這種衣服顯然不單是一種奢侈品，或限於上流人士，因為我們所見的皮衣服裝店很多，店裏的皮料很豐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這些皮料裝得很好，縫成外套，皮毛是向內的。」
　　安德森的觀察並不夠仔細，比他晚了12年(1805)到達廣州的俄國「涅瓦號」艦長尤裏·利相斯基，就看到了更多的細節：「廣州人冬季視自己的生活狀況，一些人縫製了皮上衣，另一些人只將袖口和領子縫上毛皮。為此需要大量的海龍皮(海獺皮)、貂皮和黃貂魚(海狗)皮。」廣州人穿裘，並非如安德森所想像的，這座南方城市居然也有寒冬，而是純粹為了時尚。利相斯基所看到的一些人只將袖口和領子縫上毛皮，正是廣州式穿裘的主流：既趕上了潮流，又顯示了奢華，也不至於在暖冬裹著一身毛皮，死要面子活受罪。
　　這種時尚，叫做「衣緣皮」即衣服邊緣上的毛皮裝飾。《清稗類鈔》記錄道：「廣州地近溫帶，氣候常暖，所謂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極冷時，僅需衣棉。光緒、宣統年間則稍寒，亦有降雪之時。然官界為彰身飾觀計，每至冬季則按時以各種獸皮緣於衣之四圍，自珠羔至於貂狐，逐次易之，儼如他省之換季然。」
　　官場穿裘，最初並非為了炫富。中華帝國向來將服飾作為區別不同等級的工具，類似軍銜，清政權則將其傳統的毛皮服飾帶入了「公務員著裝規定」中，不同級別的官員所穿毛皮種類，都有嚴格制度，甚至，換季的順序也被詳細規定，統一更換，不得錯亂：「衣冠定制，寒暑更換，皆有次序。由隆冬穿貂皮起，凡黑風毛袍褂，如玄狐、海龍等，皆在期內應穿；由此換白風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類；再換羊灰鼠、再換灰鼠、再換銀鼠、再換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
　　官場對毛皮的極大需求，刺激了毛皮的進口。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國是俄羅斯，而俄羅斯最大的出口對象就是中國。毛皮也是中國從陸上絲綢之路進口的最大宗商品，中俄之間的貿易，被嚴格規定為易貨貿易，不得動用貨幣，易貨的大宗產品就是毛皮換茶葉。上層官員的事先垂範，以及毛皮通過「一帶一路」的大量進口，最終促成了穿裘從「貴賤」之別向「貧富」之別的跳躍，服飾的規制屢有突破。到乾隆時期，富者穿狐裘、中產階層穿羊裘已成時尚，道光年間一些地方甚至「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李光庭：《鄉言解頤》)。為了追逐時尚，一些超常規的手法也應運而生，比如一件皮衣分兩截、「上截之皮必較遜於下截」，上截用一般的羊皮，下截則用猞猁、貂、狐、灰鼠、銀鼠等好皮，因為「下截為人所易見，可自炫也」。冬季並不寒冷的廣州，穿「衣緣皮」也就與時俱進地成了時尚。
　　追尋毛皮，不僅是推動俄羅斯東進、尤其挺進美洲大陸開闢殖民地的重要動力，也大大加劇了英、法、美等國在美洲大陸上的競爭，其中爭奪美洲毛皮資源銷往中國市場是主要的經濟動機之一。清代中期，國人對於美洲大陸的興趣點，主要在毛皮這種奢侈品上。《萬國地理全圖集》曾記載，美洲「西北各地皆英吉利、俄羅斯各商佔據，捕野獸、用其皮。其中海虎等皮最貴，大半銷於廣東」。
　　毛皮因此成為中國從海上絲綢之路進口的最大宗商品，甚至對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大約是乾隆推行「一帶一路」所料想不到的多米諾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