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名伶楊月樓被棒打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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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劇名伶楊月樓的婚姻風波，和「刺馬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等一起，被哄傳為所謂「清末四大奇案」。其實與其他事件的撲朔迷離相比，這場因官方挾傳統禮法蠻橫介入而導致的風波，它的看點並非情節的戲劇化，而在於從官民話語的對抗和民眾觀念的變革中，深刻反映了宗法社會的基礎被一點點撬動的現實。
　　京劇名演員楊月樓清末活躍於上海舞臺，以小生角色為擅長。楊月樓本人身材魁偉，扮相俊美，嗓音清越，武功精湛，因此每次登臺，觀眾均為之傾倒。說起來楊月樓能夠讓紅粉佳人施以青眼，還要感謝上海獨具的開放性，須知，當時北京的戲院還不許婦女到公開的戲院裏去看戲，而上海則不然，然而偏偏是這種女人緣給楊月樓帶來了麻煩，清同治12年(1873)，一代名伶的婚姻風波上演了。
　　《申報》全程關注了這場風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記楊月樓事》，簡要介紹了風波的起因：一位粵商的女兒名阿寶因觀楊月樓演戲，慕其才藝，遂「作書函，並年庚貼，細述思慕意，欲訂嫁婚約。」後由粵女之母王氏作主，經媒妁說和，遂訂婚嫁。但當迎娶之時，粵商族黨以平民嫁「賤民」，有辱門楣鄉風，遂群起阻攔，並以楊月樓涉嫌「誘拐」訴之於官府。「夫妻方行合巹禮，縣差與巡捕至，扭月樓夫婦」，送至縣署，被亦屬粵籍的縣令以誘拐論處，將楊月樓和該女等分別施刑嚴責，「敲打其(月樓)脛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監候判。
　　男女談婚論嫁，而且還有媒妁之言，居然還會引起「族黨」鬧事，官方也不惜強力介入，棒打鴛鴦，這種當代人無法理解的事情，就當日情勢而言，卻並不缺乏法理根據。
　　《大清律例·戶律·婚姻》中明文規定，良賤不得通婚。「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各離異改正。」哪些人群屬於這一條文所規定的賤民階層呢？
　　《清史稿·食貨誌》曰：「四民為良。奴僕及倡優為賤。凡衙屬應役之皂隸、馬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仵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皆為賤役，長隨與奴僕等。」劃在「良民」這個圈子裏面的，就只有傳統社會認定的士、農、工、商這四大階層，除此之外，就都屬於「賤民」。在傳統社會裏，一個唱戲的儘管可能因為藝術卓越而被無數戲迷追捧，但在官方語語體系裏，其為「賤民」的天然屬性卻無法改變。楊月樓再紅，但仍然是賤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為妻。這就是當日之客觀背景。
　　如果說官府強力介入楊月樓的婚姻，屬於成文法規定之範圍，那麼阿寶父親的「族黨」干預阿寶婚事，則是一種習慣法。在傳統社會裏，宗族的巨大魅影滲透進個人的私生活，被視為當然，早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集體潛意識。在傳統觀念裏，阿寶與「賤民」楊月樓通婚，就不僅僅是其個人的私事，而會影響到整個族群的面子、聲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預不可。而且宗族對個人的影響力，向來能夠得到官方的支持，因為要加強對社會生活的監控，公權非借助這種族權不可。
　　如此看來無論粵商族黨，還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他們卻忽略或曰輕視了另一個事實，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處在日益開放的氛圍之中。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勢力和官方的作為遭到了輿論的強烈反彈，上海市民更是議論紛紛，匿名揭貼遍貼於租界內，為此案鳴不平。初於社會中嶄露頭角的報紙則給這些聲音提供了公之於眾的平臺，典型者如12月29日《申報》發表一篇署名「持平子」的來信，其中寫道：官方對楊月樓和阿寶的處置，「在粵人以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為大慘人目。敢問貴館：邑尊(即縣令)究執何例以辦？夫月樓雖不安分，咎實難辭。然就事論事，似尚不比於搶盜。今竟敲擊脛骨，其將以強盜律之乎？」該文認為，月樓與阿寶之婚姻，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書，得聘禮，而後迎娶合巹」，一切符合正常婚嫁程序。在作者看來，「阿寶疑若無罪」，並認為「即令阿寶私通月樓，亦當候其父自行處置」，族黨及官府不應代為懲辦。「故疑此案，覺有情輕罰重之故。」
　　這封信在報紙上刊出之後，不僅受到質疑和批評的官方大感不快，以粵商為首的主張嚴辦楊月樓的一派也十分憤怒，在報上撰文回擊，他們一方面援引良賤不能通婚的法律條文，另一方面重申傳統道德觀念，認為「月樓一優伶耳，… …至微至賤」，並據「萬惡淫為首」的古訓，認為「奸重於盜」，此事乃「姦淫大惡」，應予重懲，現施之刑，不僅不為過重，反而屬「輕恕發落」。聲稱粵人此舉旨在維護風化，「氣節過人，譽之不暇，何毀之有？」並指責持平子「議邑尊妄刑」是「謗毀邑尊」，「悖謬太甚。」
　　《申報》前後刊出多篇觀點對立的來稿，似乎不偏不倚，其實不然。出自報館人士手筆的《中西問答》一文，已把其真實態度顯露無遺。該文寫道，「有西方人士至申報館笑告，『謠傳邑侯(上海知縣)欲查訪持平子其人及貴館之主筆欲得而甘心焉。』而余昨讀西字日報及持平子原稿全文，則其論及此案時，責備邑侯處理此案不當之文字，已被本館刪去大半，已為邑侯深諱矣。其中有楊月樓在問供之先，已將伊拇指吊懸，幾達一夜之久。膀肩兩骨，已為扭壞不能使動。吊懸時並用木枷以困之，將楊頭頸骨緊壓，幾至不能呼吸。後來花費多金使用，才能鬆寬，始得活命。西方國家均無如此之刑罰。」在報館看來，與西文報紙議論此案相比，《申報》所發表的持平子一文已經技術處理，顯得平和多了。而要論實際，清王朝司法之黑暗的和不人道在此案中的表現更有聳人聽聞者，直言「西方國家均無如此之刑罰」。
　　1874年5月27日《申報》又刊出《英京新報論楊月樓事》一文，「英京倫敦新報述楊月樓之案曰：上海民間風傳有勢力者請於邑尊，務須將楊月樓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許諾之曰：『若果能殺楊，則賄以二萬銀數』，與此案同時，有名瞿茂和者與人和奸一案，僅仗一百下釋放。楊月樓亦屬和奸案，不但已處嚴刑，且堂上聲稱必欲置之死地。此或系奸民風傳，本館譯之，姑欲使官憲知之，想上海縣尊斷乎不會出此手段也。」與前相比，這篇文章對官方來說，其壓力更大。而報館巧妙的地方在於，它只是引述西文報紙消息，向公眾透露官方和主張重懲楊月樓的勢力正在密謀「將楊月樓置之死地」，然後筆墨一轉，說這「或系奸民風傳」，「想上海縣尊斷乎不會出此手段也」。借助新興媒體，輿論這種介入公共事務的勢頭有增無減，對遏制官權的肆虐當然是有益的。
　　儘管輿論哄然，媒體也公然對官方表示不滿，但在官威如故、社會觀念也未得到根本改變的國度，當事人的命運曲線還是在舊式的軌跡中滑行。1874年5月《申報》刊出楊月樓在松江複審情形曰：聞楊月樓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審，楊磕頭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見而憐之，委婁縣知縣複審，婁縣知縣責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誘拐良家女子論罪。按例載：誘拐良家女子為妻，照例擬予軍遣之罪。最後官方定讞，楊月樓即以誘拐結案，被判遠徙，所幸不久光緒登位，清廷實行大赦，才得釋放。1875年7月26日，《申報》也及時刊布了這則消息，說楊月樓判處軍遣罪，適恭遇恩赦，現奉臬憲(各省負責司法之按察司)核明，雖罪有應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乃匯案轉詳撫憲(各省總攬行政的長官即巡撫)，核準奏，專候部復到日，即可釋放而予自新路矣。
　　與楊月樓終被釋放，按照官方口氣還能「改過自新」相比，阿寶的命運更為淒慘，《申報》報道：阿寶發交普育堂擇配，有一孫姓老人，年已七旬有餘，至普育堂申言，無妻室，有資產，欲娶阿寶已久。這就是傳統社會裏所謂的「官媒擇配」。在官方主持下，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嫁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族黨」和官方的虛榮心大概都得到了滿足，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遠比嫁給一個戲子要令其有面子多了，而且還不會對既定的社會秩序產生威脅性。至於阿寶的想法和願景，又有什麼值得關心的呢？
　　楊月樓被開釋後，自然還是操舊業以維生計。因其原有的號召力，加上鬧出的廣為人知的婚姻風波，對觀眾可能更具吸引力。戲院老闆也許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讓其在丹桂戲園接連演戲三日，結果盛況空前，雖早早就已滿座，但觀眾仍蜂擁而至。孰料這種熱鬧也刺激了官府，知縣怒其招搖過甚，飭差役拿辦。楊月樓事先聞風逃逸，經此挫折，其後來在上海終未復業。據1879年4月30日《申報》消息楊月樓應北京著名京劇演員程長庚之邀，轉而去北京獻藝，終成一代名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