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官場的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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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衙門」這個詞，我總是聯想到它的諧音「爺們」。事實上衙門就是由一大幫「爺們」構成的。以清代縣衙門為例：正印官知縣，秩七品，一縣最高行政首長，老百姓尊稱為「太爺」；知縣手下有一班供其差遣、具體執行公務的書吏、衙役，也被小民尊稱為「差爺」。另外朝廷通常還給州縣配備了若干佐貳官作為縣太爺的副手；縣丞，秩八品，縣衙的第二把手，相當於常務副縣長，人稱「二太爺」；主簿，秩九品，分管糧馬或治安的縣衙第三把手，人稱「三老爺」；典史，未入流，分管一縣治安，縣衙第四把手，人稱「四老爺」。
　　以上四位「爺們」(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是進入行政序列的朝廷命官，具有正式的國家幹部身份。除此之外衙門還有一幫人物，並非國家幹部，勝似國家幹部，也絕對稱得上「爺」。
　　首先是幕友，俗稱「師爺」，即知縣私人出資聘請的行政顧問、行政秘書、行政助理，但地位比現在的縣長助理之類高，與知縣大人以賓主相稱。一個小縣少說也要有兩位師爺，分理錢谷(稅務)與刑名(司法)；大的縣份，師爺則多達七八位乃至十多位，除了錢谷師爺、刑名師爺，還有什麽書啟師爺(起草公文)、賬房師爺(財務會計)、知客師爺(招待賓客)、掛號師爺(掌管函件)等等，以致清代有「無幕不成衙」之諺，幕友又以紹興師爺為著，所以又有「無紹不成幕」之說。
　　知縣雇用的長隨、家丁，即官之仆役，地位雖卑，但仆以主貴，也被稱為「二爺」。他們的工作是為縣太爺辦差、跑腿、伺候左右，根據分工不同，長隨有門丁(傳達室大爺)、跟班(生活秘書)、司倉(倉管員)、管廚(後勤)、司簽(辦公秘書)等。有的衙門，「二爺」還有自己的跟班隨從，供己使喚，俗稱「三爺」，又稱「三小子」，說白了三小子就是仆役的仆役。平日知縣有事要吩咐胥吏衙役，按例由門丁傳諭，不過門丁並不親自傳喚，而是轉頭叫「三爺」去跑腿，受傳喚的胥吏衙役進入內衙，也由三小子陪領。
　　衙門裏還有另一批人也被稱為「三爺」，即舅爺、姑爺、少爺的合稱，在這裏用來泛指官親，官員的遠親近戚乃至乾親熟人都可以歸入官親之列。古人外出當官，常常拖家帶口赴任，親朋好友也會跟隨著到任謀個差事。現在所謂的「裸官」，在以前是很少見的。以上三類「爺們」(師爺、二爺、官親)，大致屬於前人所說的「無官之責，有官之權」的隱權力者。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作為隱權力者的三類「爺們」，與具有正式官員身份的「佐貳老爺」相比，誰的權力更大？誰更受到吏役、百姓的敬畏？
　　在這裏先轉述一段《官場現形記》的故事：
　　話說湖北武昌省城有一座龍華寺，很是繁華，合城文武官員，空閒時候都走來「隨喜隨喜」(指捐獻香油錢)。寺裏方丈只管清修，不問別事，執事的另有知客僧，專管應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門來往。這龍華寺裏的知客僧，法號善哉，能言會道，非常有人緣，當知客僧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裏的貴官顯宦，豪賈富商，他沒有一個不認得，而且還沒有一個不同他說得來。他更有一件本事，是這些大人老爺們的太太尤其沒有一個不喜歡到他寺裏走動。
　　有一次善哉和尚搞了一個超大型的水陸道場兼募捐儀式，廣發請帖，邀請達官貴人參加這次水陸功德。善哉和尚竭力張羅把寺裏寺外陳設一新。男客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鎮、司、道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二等是實缺、候補府班以下人員至首縣止，同著些闊佬商家，什麽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等字號；三等乃是候補州、縣，以及佐貳各官，同尋常買賣人等。女客席座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
　　中國人在排座次上的學問一直是博大精深的。這個善哉和尚乃佛門中人，按理應該講「眾生平等」，不過他果然是「知客」的天才，深諳俗世凡塵的「排名學」，將來賓的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貴賓包括提督、鎮總兵(他們是駐武昌的高級武官，相當於省軍區的司令、軍長)、布政使與按察使(副省級領導)、道員(相當於地區行署專員)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大概沒有屈尊參加這種宗教活動，否則，那一定是VIP中的VIP了。二等貴賓席所坐的是實缺、候補的知府級官員和首縣(省衙門駐地知縣)，還有一些闊佬商家，主要是金融界與外貿界的成功人士。至於州縣領導以及佐貳官，則安排在三等席位上。
　　這三等席位，是根據什麽標準進行排次的呢？第一，肯定不是全然按照來賓的官職高低來排序，因為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並不具備領導身份，卻能列席VIP上等貴賓席，那些「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的老板們，也不是官員，但席位卻在州縣領導之上。第二，這也不是完全按照來賓的財產額排名，因為「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的老板們顯然財大氣粗，卻沒有資格進入VIP席。
　　如果引入「隱權力」的參考系數，我們一定會恍然大悟。善哉和尚原來是根據來賓所擁有的實際權力值(實際權力＝正式權力＋隱權力)作出不同檔次的「知客」待遇的。提督、鎮總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員都是地方高層領導，正式權力很大，是當然的VIP；督撫衙門的幕友與官親，雖然不是朝廷官員，但與高層領導關系非同一般，隱權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於晚清之時，商人的社會影響力(隱權力)日益顯著，因而那些商界的闊佬們，也能享受到與中層領導同等的招待。
　　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貳各官」，雖說也是戴官帽、著官服的，也各自有獨立的衙署，看起來似乎風光體面，實際上卻有職無權，權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貳官不準擅準詞訟，不得擅系犯人算功。難怪他們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尋常買賣人」一般待遇。從知客僧善哉的「權力排名學」，我們可以得出前述問題的答案了—衙門中的師爺與官親，遠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員身份的「佐貳老爺」更有權力、更受尊敬。
　　借用一個醫學術語，將佐貳官的權力短缺狀態稱為「權力虧虛癥」，其主要「癥狀」是油水不足、肚皮乾癟，因為沒有人買他們的賬。我們繼續轉述《官場現行記》的故事：
　　話說湖北蘄州有個新任吏目(吏目是州的佐貳官，從九品，協助正印官掌管治安巡捕之事)，叫做隨鳳占，花錢買了個「藍翎五品頂戴」，請了漆匠將「五品頂戴賞戴藍翎蘄州右堂」的頭銜制成招牌，帶著上任。到了蘄州，照例先去稟拜知州大老爺。先見了門政大爺，送過門包，自然以好顏相向，彼此如兄若弟地鬼混了半天。見過知州大人之後，還不敢告退，凡是衙裏官親、師爺，打賬房起，錢谷、刑名、書啟、征收、教讀、大少爺、二少爺、姑爺、表少爺，由執帖門丁領著，一處處都去拜過。也有見著的，也有擋駕的。連知州大人一個十二歲的小兒子，他還給他作了一個揖。一個州衙門已經大半個走遍了。出來之後，仍在門房裏歇腳。門口幾位拿權的大爺，是早已溜得熟而又熟，便是知州大老爺的跟班，隨鳳占亦都一一招呼過。三小子倒上茶來，還站起來同他呵一呵腰，說一聲「勞駕」。
　　按照例規，蘄州當地的煙館、賭場、窯子、當鋪，每逢三節(春節、端午、中秋)是要向吏目致送節禮的，隨鳳占接任的時間是臘月，臨近春節，他生恐怕節禮被前任預支，急急趕來上任。誰知有兩家當鋪的節禮還是被前任先收了，也就四塊銀元。隨鳳占心想：「煙館、賭場、窯子等處是我吃得住的。唯獨當鋪都是些有勢力的紳衿開的，有兩家已被前任收了去，年下未必肯再送我，豈不白白地吃虧。這事須得趁早向前任算回來，倘若被他走了，這錢問誰去找呢。」主意打定，立刻親自去向前任要錢。但前任不給，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最後拉扯著要去交知州大人。
　　來到知州衙門大門口，兩人又都用死力揪住不放，幾位門政大爺正在門房裏打麻雀牌，見狀，一齊上前喝阻。隨鳳占說了原委，只聽一個打牌的人說道：「真是你們這些太爺眼眶子淺！四塊錢也值得鬧到這個樣子！我們打麻雀，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四塊洋錢什麽稀奇！我昨天還輸了四十多塊哩！」另一人說：「老哥，誰能比得上你？你們錢漕大爺，一年好幾千地掙，人家當小老爺，做上十年官，還不曉得能不能賺到這個數目！」錢漕大爺道：「我有錢賺，我可惜做不著老爺，他們大小總是皇上家的官。」眾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把個隨鳳占同前任羞得無地自容，也深悔自己孟浪，如今坍臺坍在他們這一班奴才手裏。
　　看看隨鳳占的名頭：「五品頂戴賞戴藍翎蘄州右堂」似乎很能嚇唬人，其實這個頭銜沒有半點權力含量，只能用來向當地煙館、賭場、窯子、當鋪收幾塊大洋的保護費，紳衿開的當鋪還不敢十分招惹，對知州衙裏的官親、師爺、門政，更是執禮周到，連對知州大老爺的跟班和三小子，也要盡量套近乎。不是隨鳳占這個人為人謙卑識禮，而是權力不如人。權力大小，可以體現在可見的權力收益上，協助知州征收錢漕的長隨一年有好幾千兩銀的收入，佐貳官隨鳳占卻要為區區四塊大洋斤斤計較乃至大打出手，這幾塊錢還不夠州衙仆役們打麻雀牌。
　　可見「二爺」們(衙門仆役)掌握的權力，也比佐貳官的那點職權更管用。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隨園詩話》中有一句話說：「衙門自以總督為大，典史為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為典史，而不為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屬朝廷命官。」袁枚是用衙門的比喻來說明學詩應自成一家，別跟在名家屁股後做“挑水夫”。事實，總督衙門的擔水，那當然是比典史等佐貳官更吸引人。
　　如果，有職無權的佐貳官是「權力虧虛」，那麽無職有權的官親、長隨等隱權力集團，則得了“權力虛高癥”。“虛高”這個詞來隱喻官親、長隨在名分上本無合法權力，但實際上隱權力卻高得離譜，主要表現為油水足，權力收益豐厚，大夥爭著討好送禮。這裏主要探討一下官親的權力值。還是引證《官場現形記》的故事：
　　話說湖廣總督湍制臺有個姘頭，叫寶丫頭，後來收為乾女兒，並為她找了一個夫婿武昌城本標右營代理遊擊(軍區中層武官)戴世昌。這戴世昌自從做了總督東床，有了靠山自不免有些趾高氣揚，眼睛內瞧不起同僚。他的乾丈人也果有勢力，成親不到三月便把他補實遊擊，代理官轉為實缺官。除了尋常差使之外又派了一只兵輪委他管帶。人家見他有此腳力，合城文武官員，除了提督、鎮總兵、兩司之外，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就有一班候補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在龍華寺的水陸道場上，戴世昌雖是遊擊小官，但因是湖廣總督的乾女婿，所以也坐了第一等客位。
　　湍制臺的乾女兒寶丫頭(現在應該改稱「寶小姐」了)比丈夫還厲害，真正是小人得志，弄得個氣焰熏天，見了戴世昌，喝去呼來，簡直像她的奴才一樣。後來人家走戴世昌的門路，戴世昌又轉走他妻子的門路，替湍制臺拉過兩回皮條，一共也有一萬六千兩銀子。湍制臺受了。自此以後把柄落在這寶小姐手裏，索性撒嬌撒癡，更把這乾爸爸不放在眼裏了。
　　寶小姐有一樣脾氣是歡喜人家稱呼她「姑奶奶」，不要人家稱她「戴太太」。你道為何？她說稱「戴太太」，不過是戴大人的妻子，沒有什麽稀罕；稱「姑奶奶」方合她是制臺乾小姐的身份。她常常同人家說：「不是我說句大話，通湖北一省之中，誰家沒有小姐？誰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這些姑奶奶當中，哪有大過似我的？」她既歡喜奉承，人家也就樂得前來奉承她。有些候補老爺，單走戴世昌的門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來奉承寶小姐。這些太太們同她來往，知道她是闊出身，眼睛眶子是大的，東西少了拿不出手，有些都典當了東西，買禮送她。
　　那次出席龍華寺水陸道場，善哉和尚對她更是接待周到備了一間精室，特地買了一張外國床，一副新被褥和外國紗帳子、鴨毛枕頭，說是預備姑奶奶歇午覺的。床面前四張外國椅子，一張小小圓臺，圓臺上放著一個精美的果盒，堆著些蜜餞點心之類，極其精致，說是預備姑奶奶隨意吃吃的。靠窗一張妝臺，脂、粉、鏡奩，梳、篦、金暴花水之類，亦都全備，又道是預備姑奶奶或是午休後或是飯後重新梳妝用的。床後頭還有馬桶一個。
　　戴世昌盡管是個小軍官，但當了總督大人的乾女婿之後，立即成為合省文武官員巴結的對象。他的職務雖沒有大的變化，但實際權力顯然已今非昔比。他的妻子寶姑奶奶雖是女流之輩，在男權社會是沒有資格當官的，但這並不妨礙她在湖北官場上呼風喚雨，把持權門，充任權力經紀，收取賄金，比戴世昌還搶手。這對夫婦的權力與其說是科層制內的公共職位所授，不如說是來自他們與總督大人的特殊關系網絡。科層制的權力分配，甚至遠遠比不上關系網絡傳導過來的隱權力有用，為什麽有職的佐貳官權力不如無職的官親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作為官親的衙門「爺們」，非常容易從關系網絡中獲得隱權力，一旦他們濫用這種權力，惹出禍端本官往往難以收拾，清代不少官員對此都深有體會，當過師爺和知縣的汪輝祖說：「官親滋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傷法”、“治婿則礙女，治舅則礙妻”」；官場閱歷更豐富的張集馨也認為：「官親“犯事不能懲辦，非如家人(指家丁、長隨)可以驅逐而嚴治之。”」
　　所以清代官場上有一句諺語說：「莫用三爺，廢職亡家。」此處的“三爺”就是指以少爺、姑爺、舅爺為代表的官親，誤用官親，後果可能是丟了官、破了家。一些有見識的官員也提倡“至親不可用事”，曾在我家鄉做過知縣的清代能吏李平書還貼出公文告示：「隨任之官親，襄理家務，於公事絕無相幹。一切詞訟案件，概由本縣親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參末議。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謠，謂某官親可托關說，則造謠之人，立時拿送到縣。」
　　這種戒用官親的思路，與帝國相承已久的“流官”(異地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親”的政治哲學，是基於同樣邏輯之上的。“流官”制度也好，“任人唯親”批判也好，“戒用官親”信條也好，其邏輯出發點都是官場上的熟人關系無可避免地會結成隱權力網絡，對朝廷的正式權力體系造成破壞；為了防止隱權力網絡的出現，必須將官員隔離在熟人關系之外。
　　站在科層制的立場上，這種看法無疑是合理的。然而現代社會所實行的文官制加民主制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土官」(本地人主政)未必就會導致產生出一個私人性的權力關系網絡；“任人唯親”的情況更是民主體制下的家常便飯，民選首長不選擇自己熟悉的人組成領導班子，難道要將權力交給一幫自己不了解的陌生“爺們”嗎？　　那麽為什麽人家任用“官親”不會產生隱權力之患呢？
　　歸根結底，隱權力是否興風作浪，並不在於官親是否獲得權位，而在於權力的日常流動是否嚴格控制在制度性的管道內，這個權力管道是否能保證權力流動的暢通無阻、是否能有效抵禦私人關系網的入侵。如果制度性的權力管道是斷裂的、堵塞的，如果權力的流通需要借助關系網絡的隱秘通道，如果私人關系網絡可以輕而易舉地嵌入正式權力管道。那麽，即使“任人唯賢”，那個“賢者”也會積極建立關系網、積累隱權力，晚清一代名臣胡林翼在湖北當巡撫時，就極力討好湖廣總督官文，想方設法走後門拉關系；即使官親們都不在其位，他們還是有隱權力的“爺們”，還是能夠透過關系網絡謀其政，上述《官場現形記》故事中的寶姑奶奶就是明證。
　　事實上雖說官諺有云：「莫用三爺，廢職亡家」，但在比較關注的清代官場上，要做到“戒用官親”，簡直是不可能的。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經知道，朝廷為州縣配備了一套佐貳班子，衙門又有一大幫書吏衙役辦事，但州縣長官總是帶著自己熟悉、信任的師爺、長隨赴任，並將他們安排到重要的權力環節中。這個州縣長官的私人班底，寬泛點理解也可以說是“官親”。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州縣長官這麽做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委派熟悉、信任的人去辦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權力能落到實處。但是由於帝國官場上的權力呈現出彌漫狀態，而不是嚴格控制在正式管道內，越接近權力中心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獲任正式職務)，越能用鍋碗瓢盆撈到不受約束的權力，於是隱權力泛濫成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