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為何惡評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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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既是同志，卻又不可避免常會有不同意見、或發生矛盾。而矛盾衝突之際，像孫中山那樣性格如「大炮」之人，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話出口了。據《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一書披露，1981年3月2日，宋慶齡在信中對陳翰笙說，孫中山的老同志「汪精衛和黃興確實很壞... ...等有一天我和你談談其他『老同志』的事，你會目瞪口呆的！生活中到處都有這種蛇。」
　　將黃興與汪精衛等觀，並斥之為陰毒的「蛇」！這個評說，太駭人聽聞了！顯然宋慶齡的這種極端觀點，不會是無端冒出，也不可能是她本人對黃興、汪精衛等人的獨有看法，而應是生前受孫中山一面之詞的影響。因為宋慶齡與黃興、汪精衛等同志，都是通過孫中山來認識的，而極少有她獨自面對相處的時候。
　　然而孫中山真的是這樣看待他的革命戰友嗎？應該說宋慶齡的這個評說，只是證明了孫中山對黃興等人，的確有過這類毒言惡語，但卻並不因此表示孫中山將黃興等人，真的視為壞蛋毒蛇，真的一貫系統是這樣的認識。因為如果孫、黃等人之間關係的性質，真如孫中山這一面之詞的惡劣境況，那歷史上便不會有孫、黃領導的同盟會革命活動，不會有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但是孫中山為何對黃興等人又會有這類刻薄惡言呢？其實這只不過是口若懸河的「孫大炮」，平日間因某件事而衝動激憤的一時之詞而已。不僅孫中山，就是一般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私下也常會出現這類對朋友產生激憤惡評的現象。但是這往往都是一時一事的獨立衝動之舉，而並不是表明對被惡評之人真的痛恨之極，更不是表明被惡評者不再是朋友、或好朋友！
　　出現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凡在與朋友相處的實踐中，人們也大體都明白，對朋友君子的一時惡毒抱怒，與對仇敵小人真有的切齒痛恨，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所以，私下惡評歸私下惡評，是朋友的，卻照樣還是朋友。但是由於我們幾十年來所受的某種歷史教育薰陶，長期都是被某種形而上學的片面思維所籠罩，從而對近、現代史中的歷史性人物，都已鑄成了種種單一模式印象，即完全將這些人物的面貌，貼上了固定分類的標籤，或是革命者、是好人，或是反動派、是壞人。而這種標籤的劃類，則又是常以某種主流政治觀念為準繩。
　　由此在人們的眼中，歷史人物便都成了一個個有或善或惡之特別身份的符號，而忘卻了他們也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會笑會哭、有優點也不乏頑行的人！實際上歷史活動中的那些人物，若從不同的角度看，他們就都會有「好」的一面，同時也存在「壞」的情況。而這個不同的視角及評價，也就是不同的人，各自所作認識了。《增廣賢文》中，之所以有「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的古訓，就是告誡世人：對人的評說，是多樣的，是經常的，是有褒、有貶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張發奎口述自傳》一書中，便發現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張發奎，在他的書中，說到蔣介石、李宗仁等人時，竟無統一「標準」評價，而是常常似乎存在說法上的矛盾。因為張發奎對這些人中的同一個人，居然是既時有好評、或感激；而在另外某個時候，卻又予以激烈的抨擊、指責。例如他在回憶中，有稱道蔣介石的為人信守諾言，也記有幾處感謝蔣介石送錢給他，以助他能維持部隊軍餉、或個人出國費用之事。然而在書中另一些地方，他又激忿抨擊蔣介石，說蔣有野心，頤指氣使，總想軍政大權獨攬云云。
　　對李宗仁亦是如此看待。既有說李宗仁是仁厚之人的贊語，但也有怒斥李宗仁的憤慨文字，說李總欲處心積累想消滅他張發奎的第四軍。張發奎說的這些，看似隨心所欲，是非混亂，但卻都是他的真實想法。只是這些說法是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處境下，而具有的不同想法。他的這些話，若只看某一篇章，蔣介石、李宗仁就是「好人」，而如果僅看另一些言論，蔣、李則都又成了壞傢伙。
　　人與人相處，總是會有些矛盾、有些不同意見的衝突。因此，要讚揚一個人，或要詆毀一個人，特別是對一生故事很多、經歷豐富的重要的歷史人物，人們都可以找到他所需或褒、或貶的材料、證據。所以真正要評說一個人是不容易的。況且平時人們評說一個人時，往往都只是以某種視角來界定，而不是以全面的情況來分折與推斷。因而對同一個人，不同的人，便往往會有不同的、甚至互為極端的相反評說。
　　例如對曾國藩的為人與才能，在歷來恃才傲物的左宗堂眼中，就一直不怎麼看得起，故對人放言說「滌公(曾國藩)才短」，嘲笑曾國藩為「豬腦子」。而蔣介石、毛澤東卻對曾國藩極為崇敬，尊其為師，自勉「獨服曾文正公」。乍一看左與蔣、毛的不同評價，這同一個曾國藩，簡直就變為二個截然不同的人了！
　　為何會如此？實因左宗堂是曾國藩的平輩同僚，故對曾的處事不足之處，自然看得多，也容易常盯著其缺陷。而蔣介石、毛澤東，則是以後輩學生的視角，解讀曾國藩，故看到的便多是曾的事業之道、權謀大法。因此，不同的視角，便造就了同一個人，在不同的人眼中，會有不同的形象。當然所謂不同視角，也還是有大視野與小視角、大原則與小度量的區別。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既是同志，卻又不可避免常會有不同意見、或發生矛盾。而矛盾衝突之際，像孫中山那樣性格如「大炮」之人，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話出口了。但是這些矛盾，顯然卻又遠沒有到足以影響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合作的程度。畢竟共同的革命追求是他們堅實的友情基礎，是大原則。而平日工作與生活中，不可避免發生的衝突，則全是小矛盾。同樣的指責性負面語言，在不同的語境下，其後面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無疑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是經常能聽到孫中山指責、抱怨他的那些老同志的話語。但是她作為事實上(年齡上)的孫、黃後輩，顯然，還沒能全部認識與透徹理解孫、黃等人之間的那種筋肉相連之血盟關係，沒能體會到孫、黃等人之間長期「和而不同」境界的意義。畢竟，當22歲的宋慶齡與近50歲的孫中山結合時，已是辛亥革命勝利後的事了，宋慶齡能目睹的孫、黃之間關係，時期極短，又正逢發生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的做法，遭到黃興、汪精衛等人反對，惹得孫中山不高興等情況。
　　而實際上孫、黃之間，矛盾歸矛盾，爭吵歸爭吵，二人卻仍是戰友。所以當黃興表示退出中華革命黨內部爭論，與孫中山暫時分手時，孫中山贈以一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再共嘗」，以發依依惜別，黯然神傷之感。而當黃興在此不久後(1916)去世之際，孫中山更以個人名義向海內外發函，哀告黃興的死訊，自省「後死何堪」 ，惺惺相惜、痛悼戰友之情，可見一斑。
　　因而當時涉世尚淺、對內部同志激烈爭紛情況見識不多的宋慶齡，顯然是以短時期內孫中山的某些激忿之詞，而在自己一生的思維中，定格了孫、黃等人的全部關係，以為孫中山的那些私下抱怨、惡言毒語，就是孫對老同志們的本質評價。由於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獨居高位，面對的多是向她示以尊敬、唯諾、服從的人，而像孫、黃等戰友之間那種為不同謀略方法而激憤爭執的場面，她幾乎不再能看到、更不能從中感悟什麼了。
　　所，以，孫中山去世幾十年後，宋慶齡還以為她披露的是一個歷史大秘密。而現在的人如還覺得宋慶齡所說的那些，是宋抖出了什麼秘密，那則是因為，他的思維，還沒有從以往那種片面的歷史薰陶中解放出來。同樣若沒有從歷史中認識到這一點，人們也就難於理智看待身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