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秦始皇帝權力威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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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代考古總是讓人強烈感受到秦始皇帝的權力威勢，讓今人在欣賞秦代偉大歷史創造的同時，再三深思這種權力威勢背後的深層歷史內容。
　　比較集中地涉及秦始皇的考古資料主要有以下幾宗：一是秦都城考古，主要有秦咸陽宮遺址的發掘等；二是秦陵考古，發現大量的各種類型的遺址，以兵馬俑陪葬坑影響最大；三是以今碣石宮遺址為代表的大量秦離宮別館遺址的發現、發掘和調查等；四是一批典型秦墓地的發掘，以出土大量簡帛文字資料為人們注目；五是一批秦封泥資料的問世等。這些考古資料大大改變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的解和認識，其中包括對秦始皇帝、對秦始皇帝權力威勢的認識。
　　能夠反映秦始皇權力威勢的最重要的材料莫過於當時的大規模興建留下的遺跡遺物。無論是秦都城宮殿還是秦始皇陵，都給人留下無比深刻的印象。今天能夠看到的高大雄偉的秦咸陽宮遺址是當時恢宏無比的秦帝國都城建築的豹之一斑，阿房宮遺址、碣石宮遺址則是秦始皇時關內計宮300，關外400有餘，幾十里連綿，殿屋復道，周閣相屬的一個個宏大建築群的典型代表，從中讓人感受到一種特殊的帝國氣勢。秦始皇陵的考古發現則更集中地讓人感受到秦始皇的特殊權威和特有的政治經濟實力。
　　秦始皇帝陵堪稱天下第一陵，其規制之高，面積之大，建造之宏闊，埋藏之豐厚，都空前絕後，無人及其。無論從5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上，還是從各種設置畢集、儼然一代都城的規模制度上，抑或是它的各種隨葬物的精美與大氣上，甚至是地宮規模的空前絕後方面，都是中國任何帝陵無法比擬的，在世界上也應是規模最大、陪葬最奢華的大陵墓之一。考古發掘越來越證明了，關於秦始皇在建造陵墓時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帝國的財力和人力，最多時動用70多萬人的歷史記載都是可信的，各種陵園用材的選取也都如史書記載那樣，有著很苛刻的要求，甚至包括產地。如用南山荊楚之木、北山之石等等。秦代的大規模建造和秦始皇陵的巨大興建是最能夠反映秦始皇權力的和秦代政治架構的實際資料，面對著這些歷史見證，你無法不強烈地感受到，秦始皇的權力是登峰造極的，幾乎再沒有可與之相比的第二位帝王。你也無法不再次審視一下秦始皇「焚書坑儒」在獨裁專制方面的特殊意義，它也標誌了秦始皇權力威勢至高至極的程度。這種幾乎是對著歷史、對著所有士人群體的殘暴的行徑，竟能夠一路暢行，如果不是秦始皇權力威勢樹到了一定高度，是無法想像的。
　　秦始皇要讓他的權力威勢盡量滲透進一切領域，不過既然權勢是一種張揚，那麼對不同領域的關注程度還是有較大區別的，對政治軍事的專制和思想的鉗制遠較其他方面為甚。而對人們常說的經濟領域裡的幾大統一措施，雖然著力不小，從考古資料看卻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劃一。這既反映了社會接受的局限性，也表明了統治者心目中社會問題的輕重次序。
　　秦始皇經濟統一措施中著力最多的應該是統一度量衡，從能見到的許多標準量、權刻詔器和反覆強調「明一之」的詔文內容可以體察得出。秦始皇不僅頒行標準器，而且在許多標準器上刻出詔書，同時要求每年對標準器進行校驗，還對有問題的衡量器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並進行市場監督，要求明碼標價。度量衡統一不僅是統一國家經濟運行的要求，重要的是與皇室對財富的控制關係很大，統治者在上面下力氣是不難理解的。
　　文字和貨幣的統一則不如想像得那麼好。統一文字的過程很複雜，不那麼劃一也在情理之中。同時從出土材料看，書體也有多種，尤其是隸書的使用，比我們想像得多，是秦大量使用的文字，學界以往多關注秦小篆，其實秦隸的重要貢獻是更值得予以關注的。貨幣的統一相比要容易一些。但其過程也比我們以往認識複雜，並且統一後的貨幣並未如有些史家所稱的那麼理想化，只是對於主要流通貨幣的幣種有了明確的規定和有力的推行措施。作為主要流通貨幣的秦半兩，其鑄造質量並不很統一。秦王朝見諸文字的「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的明確要求也表明，秦對使用貨幣統一的要求定位並不高，顯然保持了足夠的彈性，以新政權的有利條件而言，難度是不大的。
　　秦始皇幾大統一措施的施行雖不像學界通常估價得那麼整齊劃一，然而能夠將權力威勢向社會滲透到如此程度，仍然表現出秦始皇權力威勢的過人之處，不愧其登峰造極的評價。秦始皇取得的權威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無法及其的，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嚴密控制著權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範圍內掌握著思想禁制之權，「焚書坑儒」，在實踐層次上將韓非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極端手法付諸了應用，以法律行政手段封殺思想文化和言論的自由，表現出專制獨裁的特徵。
　　統治本身就是一種權勢行為，作為一代帝王，秦始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勢應是意中之事，本無須特別給予關注。問題在於，秦始皇帝權力威勢所能夠達到的高度正如他的雄居第一的帝陵一樣，幾乎是空前絕後的，並且正由於茲而對中國歷史道路和歷史進程產生了十分特殊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他的統治成為中國專制集權統治的濫觴，他自己則成為中國封建帝王專制統治的範例，因此不能不對秦始皇的權力威勢的特殊歷史條件作一考察。
　　宏觀來說，秦代專制集權統治的確立是難以避免的一種歷史結局，它是中國早期社會經歷了漫長時期的發展所步入的一條帶有一定必然性的歷史道路。在這種歷史必然性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幾點要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早期社會基本生存環境下，從氏族社會就存在的血緣關係起著重要作用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生產和社會思維的漫長的交互作用。在歷史進程中，這種作用的潛化影響相當強烈，又相當複雜，非少量文字所能交代。二是三代尤其是春秋戰國漫長時期的戰爭實踐的特殊作用。就秦始皇權勢問題的探討而言，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值得特別關注，以下幾個方面都與此緊密關聯。
　　1.戰爭塑造和包裝了秦始皇的絕對權力威勢。古往今來的戰爭都在呼喚著強權，這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戰爭取勝的規律決定了這一點。即使在一場普通的戰爭中，帝王獲得的對權力重新塑造的籌碼就不知是平時的多少倍。如果是一場漫長持久而大範圍大規模的戰爭，則不啻為統治權力專制模式的施行提供了極適合的歷史舞台和最適宜的歷史道具，同時創造了其他任何時期無法具有的相當廣泛的社會受體。秦始皇本人及其的權威正是來自於這種類型的戰爭。
　　在戰勝了所有由當時戰爭塑造出來的群雄之後，秦始皇很自然地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威單旁達，莫不賓服。這種權威的獲取是相對特殊的，其程度之高也是平常年代所無法達到的，因為就憑藉著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他的天子加英雄的地位牢固地奠定了。戰爭的勝利對敵方來說不僅意味著肉體的摧殘，更重要的是整體意志被徹底摧垮，也就是說，一代高不可及的英雄般帝王的地位，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從心理上被己方和敵方都服服帖帖認可了。毋庸置疑，歷代以征戰疆場取得天下的開國之君比之其繼任者享有優越得多的歷史地位和豐富得多的治國資本，正是在各自的歷史條件下重複著這種歷史邏輯的結果，漢高祖如此，唐太宗也如此，他們馬上取得的功業為他們換取了特殊的地位，一種非常權威的地位。秦始皇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多半來自這種戰爭時期建立的功業上。
　　一般意義上說，戰爭呼喚權勢，呼喚集權，甚至呼喚專制。社會在一種類似失控的狀態下，即接近於極端無序的時候，秩序的呼喚就會變得很強烈，接受向心力的幅度會變得很大。這意味著特定條件下歷史對和平、對統治和對權勢的某種需求，因為在某些意義上，這種歷史權勢似乎與這種歷史秩序有著特定的因果聯繫。權力與威勢先天就有著特殊聯繫，對權力的控制程度越高，其威愈大，同樣地對威勢垂望愈烈，對權力控制欲愈強，這是一種形成權力絕對集中的天然的催化劑。
　　然而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它是由能夠雙向產生作用的各種相關因素交互制約此消彼長的有機體，圍繞著權力的相互爭奪和相互傾軋既能為權力的集中推波助瀾，亦能成為權力集中的攔路虎，呼喚著分享權力。這種分享權力和專制權力的複雜的歷史運動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是大不相同的，通常在戰爭條件下，這種歷史天平垂青的是後者，即向著權力的集中、權力的專制方向傾斜和發展。可以說戰爭是高度權力威勢產生的特殊的母體。
　　不過在一般情況下，那些時間空間都相對小得多的戰爭，它的思維和它的機制對社會政治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和平統治時期產生的影響無論如何還是有限的，儘管不少歷史事實表明這種有限的影響已令社會付出了不少代價。然而那種曠日持久長期蔓延的全面戰爭則不同，那種背景下產生的戰爭思維和戰爭機制對社會的影響之大和影響之深遠，卻遠非一般意義上的戰爭所能相比，春秋戰國時期遍及全國曠日持久的全面戰爭正是這種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特殊戰爭，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這種非常特殊的時空條件塑造和包裝了秦始皇的權力威勢，給他賦予了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這是需要特別予以強調的。
　　2.法家政治為秦始皇贏得了戰爭，也為秦始皇營造了獨裁專制統治機制。春秋戰國是最值得關注的時期之一。如果注意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特點，並且不去拘泥於細節而是從宏觀把握上思考和歸結當時的社會特點的話就不難發現，列國的政治運作其實都在循著一種服從於戰爭需要的「富國強兵」的路子去進行的，並且愈是到後來，這種指向性愈明確，愈強烈。社會的政治思維適應這種社會需求，從一般探索到系統理論的探求以至直接的社會實踐，莫不循此而行。法家思想正是或主要是這種歷史背景和社會需求驅使下產生的，是戰爭思維和戰爭機制探索系統化的最重要的思想產物。
　　法家思想進入政治領域導致法家政治取得重要地位並取得成功是中國歷史上有著極為深遠意義的事情。法家政治在戰爭實踐中的取勝，是戰爭思維和戰爭機制與政治統治直接接軌的一次最重要的歷史機緣和歷史實踐，難得有一場歷史戰爭提供這樣的歷史條件給法家政治去長久地大範圍地實踐，如此長久地大範圍和全面地將法家學說通過成功地實踐滲透進社會的裡層，尤其是統治思想的裡層，這也許是今天值得認真思索的地方。商鞅變法留下一份特殊的遺產，沒有因為商鞅被車裂而被遺棄，已足以印證出戰爭思維得到社會認可的程度，那畢竟還只是法家政治實施的初期階段，如果考慮以後百餘年的戰爭實踐的進一步強化，法家政治的不斷成功，一種依存於戰爭規律的有關勝敗存亡的反反覆覆的社會演練，那些更適應時宜的觀念和社會機制的反反覆覆運作，反反覆覆地注入和浸染，社會思維和社會機制中某些打有強烈的戰爭烙印而被社會認為是成功了的內涵，漸漸固化下來，也就自然而然了，那些社會思維和社會機制得到比平時高得多的社會認可，成為一份很特殊的社會遺產，也就在情理之中。
　　戰爭政治的標誌之一便是塑造權勢，塑造適應戰爭政治的統治權威，以便在你死我活的嚴酷爭鬥中獲勝。誰來塑造這種權勢，法家政治應當是也的確充當了最適合的角色，並且歷史業已證明它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法家政治實踐的直接勝利，使它有機會建立一個永久留著其影子的政治機制，塑造出高於一切的帝王和以帝王為端首的高度集權統治。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這種法家政治的最典型的產物，是秦始皇力行法家的「法」「術」「勢」思想的代表性行為，也是法家政治的至極實踐，從中也不難領悟秦始皇所追求的帝王權勢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權勢。在這種至極境界的追求下，有條件利用以往文化積累來打造奇跡的事就自然要產生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許許多多煌煌巨製的文物古跡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惟一能夠利用法家思想、法家政治來取得天下且經營天下的帝王。以前的帝王辦不到，以後的帝王也不存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戰爭，但是沒有像春秋戰國那種意義特殊方式特殊空間分佈特殊的戰爭。秦人以法家政治贏得了這場戰爭，卻也以同樣的政治模式失去了江山，正如賈誼所說：「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守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在秦短祚而亡的慘痛教訓下，後世的統治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採用了雜王霸道而用之的統治思想，法家政治再也沒有取得在政治上幾乎是單獨發揮重要作用的歷史機緣。
　　3.霸道政治的累世積澱為秦始皇專制統治培育出難得的統治集團受體。一種高度的專制統治說到底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其中包括統治集團的認同和整個社會的認可。由於直接和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緊密相關，統治集團內對這種統治模式的認同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而正是在累世面對嚴酷的爭霸戰爭的局面下，秦國統治階層對於專制統治模式認同和適應在長期社會磨合中達到了較高的水準，雖然還能看到不少君臣鬥爭留下的歷史印記，但畢竟由累世成功的實踐和實踐的成功，專制的統治模式被完全接受了下來。這等於是為秦始皇立國以後的專制統治培育出了駕御靈便的統治集團核心。
　　秦國統治集團是較早認可這種適應戰爭生存的霸道政治的，這也是秦國在戰爭環境裡能夠取勝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如此，包括商鞅在內的一批東土士人才選中秦國，為強秦計而縱橫捭闔，與精明的秦公及其統治階層一起，演出了秦人由弱到強的發展歷史。這是一段非同小可的秦國發展史，它的演進為以後的中國統治思想史的進程打下了深沉的歷史伏筆，因為正是這種長期成功的由弱到強的政治實踐為秦人也為以後的中國選擇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政治統治模式。
　　秦統治集團對霸道政治統治的認知和實踐由秦穆公往後大體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秦穆公時期開始，秦開始走上爭霸的道路，雖然其道路還有些不很明確之處，但是大體走霸道的端倪還是可以看出來的。
　　至秦孝公用商鞅，秦國的政治選擇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並對秦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帶有根本意義的影響。秦孝公以「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的賭注求能強秦的謀士，反映了列國爭霸面前，統治者在一場特殊的政治選擇面前的心態，也有助於我們認識何以在戰國以後統治階層能夠接受這種極端專制的統治模式。秦孝公和商鞅選擇的政治模式即法家政治模式，其核心是以所謂的是非親疏一斷於法的政治思想來統一和規範社會思想和行為，「一農」，「一戰」，富國強兵，廢分封，強公室，鞏固君主的絕對權力。商鞅在秦國實行的變法是在集權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場改革也為秦國在戰爭爭霸中最終取勝奠定了基礎。商鞅的法家思想雖還沒有形成後來那種集法、術、勢於一體的完整的法家思想體系，但是它對君權的強調，在實行變法過程「禁游宦之民」，「燔詩書而明法令」的一系列做法已經埋下了由倡導集權而趨於向專制政治發展的種子。韓非和秦始皇后來的專制統治正是這種思想基礎上趨向極端發展的結果。
　　秦始皇時期秦國政治的霸道趨向是強烈的，這一時期秦國統治集團包括秦始皇對韓非的崇拜是其典型例證，秦始皇甚至於看到《韓非子》的時候，感歎地說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輔佐著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也是典型的法家人物，與韓非子同師一宗。不同的是，韓非主要是在法家思想方面，而李斯更重要的是在法家政治實踐方面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這一時期秦國統治思想領域法家思想的統治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秦國自戰國末期一直到秦統一以後的政治統治，都是典型的法家政治的直接的實踐。
　　秦國是通過長時期實踐法家政治而取得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的，也是以這種不斷的成功在統治集團內部和秦國社會內確立法家政治的認同基礎和君主專制體制的認同基礎的。連同位高權重如商鞅、李斯這樣的人物，也在說服帝王實行法家政治之後，也卑微怯懦唯唯諾諾地待守在帝王周圍，「阿順苟合」，其整個統治集團的處世態度、生存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就在這相當漫長並一直依賴於特殊的戰爭背景的歷史過程裡，秦代高度集權皇帝專制統治的社會受體合情合理的產生了，秦始皇「王冠」之年便輕而易舉地翦滅了相國呂不韋和嫪毐兩大反對勢力而沒引起絲毫的統治危機，可以視作秦國統治集團內部對皇帝統治認同和接受的程度之高的一個實在標誌。秦國的霸權政治主要從秦孝公時起一直到秦始皇時期，不斷加強、深化並逐步得到社會實踐的認可，成為影響其時又極其深遠地影響到後世的政治思想之一。
　　4.秦代社會對秦始皇專制統治的認同。秦始皇的強勢政權顯然被秦代社會認同和接受了，秦統一後，「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即令統治嚴酷到「偶語詩書者棄市」的情況下，仍能維持著統治的穩定，的確是值得深思的。秦始皇是以統一戰爭贏得統治的，這種戰爭過程不僅僅使得許多戰時社會遊戲規則依其慣性順延了下來，給其嚴苛的統治帶來較平時有利得多的條件，更重要的是戰爭舞台為其創造了獨有的歷史機會和創造了能夠接受新的嚴苛統治的社會心理和歷史氛圍，從而使秦始皇時代具有其他任何時代都不具有的專制政治的社會認同尺度。就整個社會而言，那種認同和接受專制統治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受體業已在長期的戰爭歷史實踐中逐步形成了。
　　社會認同的尺度何以如此之高，賈誼的分析非常地道，他說：「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威之本在於此矣。」
　　在結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戰亂局面下，社會對秦始皇專制統治的認同，其中首要的是對統一的認同和對取勝的認可。反映在諸子百家學說裡的觀點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思想的集中代表，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無論主張王道還是主張霸道的，其實都將統一作為目標和歸宿。這種很有意思的結果其實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歷史運動和歷史積澱，一種關於統一的大文化背景下的強烈的向心運動和戰爭喚起和強化的對和平、安定、秩序、建設的歷史希冀，都強烈地指向這一點。社會寧願接受似乎注定和統一關聯著的歷史現實，即使這種歷史現實還附帶著嚴酷的條件；同時應該看到，社會認同尺度在戰爭的選擇中，其寬容度亦和平時有很大不同，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對和平、統一和秩序的追求，大大加強了王權的地位，亦加強了社會對專制統治的寬容；其次還應該看到，戰爭取勝者是英雄，秦始皇正是由茲扮演著十分特殊的角色，成為人們心目中最神聖的天子加英雄。加上勝利者自己的造神，人們在新的希冀面前的心態，以及統治階層在一場新的分配面前達到的一定程度和一定時期的平衡以後的心態等等，都構成對新的統治極其有利的向心條件。當然，就始皇帝的統治而言，社會的認同程度還不能說得過高，許多資料表明，社會對這種統治或者某些統治措施還是相當保留的。這種認同還和許許多多歷史期望關聯在一起，因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著變化，由之形成了秦始皇時期前後兩段在統治權勢方面的巨大反差。
　　5.秦始皇對自己權力威勢的刻意塑造。秦始皇的權力形成過程大體可分為統一前和統一後兩個階段(初即位至實際執掌權柄那一段時間由於實際「委國事大臣」，作用有限，姑且不計)，兩個階段密切相連又有所區別。統一之前雖然已經表現出強烈的專制帝王特質，但是面對著非常現實的功利要求，始皇帝在實行法家統治的具體操作中，還不得不隱去某些深層的東西，對在統一戰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的人物也不得不作一些表面姿態，如對尉繚、王翦等。尉繚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他從與秦始皇的交往中深刻認識到秦始皇其人，對其評價可以說入木三分，認為「秦王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說到底秦始皇是在法家政治環境里長起來的。他「王冠」之初，即大肆殺伐，毫不手軟地消滅了政治敵手，顯現出鐵腕政治人物的特質。對韓非的「相見恨晚」，對李斯的重用，也都是這種特質的有力說明，從中既可以體味出時勢與造英雄的因果聯繫，也凸現出特殊時代推出的特殊帝王的特殊資質。
　　統一以後階段是秦始皇統治權力威勢的頂峰時期，也同時是這種權力威勢的後果浮出水面的時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專制體制的選擇，秦始皇起了重要作用。他那隨著戰勝攻取而膨脹起來的戰爭思維不但沒有及時冷卻和及時得到置換，反而在一片關於「成功盛德」的頌歌裡飄然起來，明顯表現出面對治世的應對缺陷，而沉湎於帝王極端權力的嗜欲之中，忙於皇帝至高權力威勢的刻意營造。有幾件大的興建是與此直接相關的：一是議帝號，認為「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二是廣興作，廣大都城宮室園囿陵寢，在人口有限的秦代，同時動用70多萬甚至更大規模的人力投入以興土木之作實在令今人無法想像，其主要目的正如秦二世所言，是「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用以「重主」，用以「充吾號名」，亦即用來塑造帝王的權力威勢；三是巡天下，誠如二世所言：「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四是廣立碑石和刻銘文字等，「刻盡始皇帝所為也」，是關於始皇帝「皇威遠布」的大規模的宣示活動之一；五是鉗制思想的代表性事項「焚書坑儒」。始皇帝並不是一個耽於享樂的帝王，卻是典型的迷戀權勢的帝王，方士侯生、盧生在描述始皇帝「貪於權勢至如此」時說到：「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是有著特殊歷史諷刺意義的。始皇帝個人對權勢的刻意營造其實都是在張揚一種威勢，章得意，充號名。他相信這種張揚的效力，不僅在軍事上張揚，在政治上張揚，以及通過各種大規模的興作以在社會意識領域裡張揚，無不反映著一種試圖徹底征服和佔有的強烈慾望，一種佔據著統治核心位置的征服和佔有慾望。秦始皇帝直接從歷史上的各種學說中，從三代統治的直接實踐中吸收可以借鑒的一切，圍繞著塑造帝王進行了很有成效的運作，其實踐有著歷史典型意義，亦有許多奠基性的創造。由於擁有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舞台，秦始皇將這種動作推向極致，並由此造就了中國古代專門用以塑造帝王的「帝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那個「競於氣力」的時代所推舉出來的「偉大」人物所無法避免的歷史軌跡之一。
　　權勢是歷史產物，在與歷史人物結合和歷史交互過程中，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都很突出，有很重要的認識價值。我們注意到秦始皇帝是擁有過最高權力威勢的歷史人物，並處在中國歷史非常重要和非常特殊的階段上，無疑能給我們提供更多更深刻的歷史啟迪。始皇帝的權勢是歷史的一種特殊賦予，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這種權勢曾經成為在戰爭中取勝，在治國中取得某些成功的重要因素。終整個封建社會，封建皇帝以高度權勢君臨天下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歷史現象。然而應該看到，當社會需要這種權勢的時候，歷史會將它推出來，而當歷史需要摒棄它的時候，即令如秦始皇這樣似乎擁有絕對權力威勢的「千古一帝」，也絲毫無法挽回頹勢，「絕對」的權勢也會被歷史毫不留情地「絕對」地推倒。
　　歷史地看，統治權勢是封建政治體制的一部分，是構成統治的要素之一。然而即使從封建統治本身發展的視角看問題，那種過度的權勢也被認為是威脅統治本身的可怕因素。這種權勢的過度膨脹實際在窒息著封建統治權力系統內部的自我調節能力，大大降低了體制本身應付社會變化的彈性，因而常常會引發統治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統治權力威勢達到相當高度的時候，也就埋下了權力危機的種子，並且隨著權勢趨於極端的發展，權勢崩塌危機的趨勢愈烈。這正是秦始皇地下王國建造得如此輝煌堅固，地上王國卻如此脆弱，竟至於很短時間內土崩瓦解的原因所在。
　　本來具有特殊權勢的歷史人物具備了特殊的歷史契機，一舉手一投足都會成為特殊的歷史創造者，然而如果這種歷史人物隨心所欲濫用這種歷史的賜予，隨心所欲地玩弄歷史，也必然受到歷史的懲罰。秦始皇是處在歷史整合時期的統治階級領袖人物，歷史的賜予是豐厚的，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無與倫比的權力威勢，成為那個創造時代的代表人物。也因此，秦始皇有著驚世駭俗的創造力和破壞力，其中對於文化的破壞歷來是人們關注最多貶損最烈的焦點之一，秦始皇帝由茲以殘暴成為百代矢的。顯然權威在一定界域裡是和人類某種貪婪惡性為直接因果關係的，貪婪的統治必然流於殘暴似乎是剝削階級統治中的規律現象。由於殘暴和人類文明進程有著強烈反差，即使封建時代的思想家也是對其完全持否定態度的，也因此秦始皇帝在千百年的歷史評判中始終得分不高，褒貶迥殊，這是很值得思考的。秦始皇是一個非常的偉人，也是一個因擁有太集中的權力而獨裁濫用以致驟然葬送國祚的失敗者。千百年來人們對秦始皇由殘暴而短祚頗多關注、譏諷和譴責，其實這種殘苛暴虐是與一個時代賦予始皇帝以無與倫比的權力威勢成正比的。因為即便是封建社會，也會由社會或統治集團內部的複雜運動而形成一定的制約機制，以便使這種統治得以維繫，「過猶不及」，過度的權力威勢則勢必走向反面，皇帝自己亦必然深陷這種自己編織的牢籠之中而不能自救。秦末殘酷的宮廷政變，使秦始皇20多位子女一個個死於非命，這種歷史辯證法的絕妙注腳，正是對秦始皇本人及其權力的最大嘲弄。
　　其實站在歷史長河的大宏觀角度來認識秦始皇時期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影響，恐怕最值得注意的是那種過度的權力威勢所帶來的特殊機制—一種高度集權甚至於獨裁專制的一整套權力運作機制，所謂「百代皆行秦政事」，它的核心部分在中國社會一直運行了兩千多年。無疑這是一份重要而又苦澀的歷史遺產。以人民權力觀審視，無論怎麼說，權力與威勢的結合是古代社會留給今人的殘孽之一。遺憾的是，圍繞權力的某些封建殘孽在一些領域至今還存在，這是今天應該特別予以注意的。今天人們一方面要想方設法削弱圍繞公共權力的醜惡現象，同時不能忘記社會意識對權力威勢的價值判斷(歷史判斷和道德判斷)，從機制上扼制這種醜惡現象的蔓延滋生。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春秋戰國留下來的遺產是非常豐富的，其中最值得稱道的諸子百家的思想智慧和表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偉大創造。這一時期也留下了一些很具有時代特色的精神產物—一種以高度集權為特徵的政治思維，它的極端形態體現在秦代的政治統治中。對於這種政治思維在歷史長河中的作用還很難一概而論，因為它說到底還是追求統治秩序的產物，避開一定的歷史背景是很難對其好壞驟下定語的。但是即令如此，我們還是不難從權力本身的典型的雙刃劍屬性中悟出些道理來。當權力走向極端時候，不僅整個社會成了權力的犧牲物，即是那看似站在權力塔尖上的帝王們其實都成了權力的犧牲者，他們被自己精心設計的權力運作圈牢牢地包裹在裡面無計脫身，商鞅如此，秦始皇帝也如此，都為自己的實踐付出了代價。然而圍繞著統治的這種權力運作怪圈一直像是歷史的惡魔一樣緊緊地纏繞著歷史，構成圍繞權力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持續千百年的社會爭鬥和社會探索。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權力的限制和反限制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視它為歷史進步的標誌物。這些都有助於我們認識那種今天仍擁有一定市場的封建權力觀念。掃除這種歷史醜惡是今人的歷史使命，但也不要寄希望於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因為這種歷史的醜惡說到底與人性的某些劣根性關聯著，只有人們的普遍文明意識達到一定高度，社會認同給出否定答案的時候，它才會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