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地契記錄家園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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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海南民間收集到地契、田契、園契，可以看出瓊島社會當時的意識形態、政治格局、經濟狀況、日常生活的種種演化，被人們稱為“歷史的佐證”。尤為難得的是，這些“土生土長”的契約記錄的是海南所經歷的人情世態，因此每一張契，幾乎都是一段歷史時光投下的影子，令人感到彌足珍貴。僅存不多的契書中所描述的歷史，又多與社會動蕩、自然災害、軍事戰亂等緊密相關，凸顯出的是瓊人家園的血淚變遷。
　　海南漢族地區田地契的保存，曾經歷過幾度浩劫。1953年的土地改革，海南民間存有的契約、借據等，大多被集中起來在廣場上焚燒，現存下來的各類文字其實已是鳳毛麟角，在對海南田地契的梳理中，我們從僅存不多的契書裏，仍可窺見歷史的一角，而這些在契書中所描述的歷史，又多與社會動蕩、自然災害、軍事戰亂等緊密相關，凸顯出窮人家園的血與淚的變遷。
　　多年前的清明時節，原三亞市文化局局長蔡明康在三亞羅馬村嶽父的臥室瓦片下，發現了一張民國31年(1942)的田契，這是老人二女兒阿喜和堂叔父周昌豪之間，買賣五公塘田的文字。田契裏的見證人是昌嗣、昌有二人，都是斷田人的親房弟兄。田契的原文是這樣寫的：「立斷田契人周昌豪，有祖遺下五公塘水田一丘二工(1.2工約為1畝)，因今年牛瘟，村中無牛力租耕，特此田斷給侄女阿喜，所議田雙方合理，田價豪(指周昌豪)即日領足，從斷日起豪田為喜己業，口言無憑，立斷契交喜為據。斷田人：周昌豪；同見：昌嗣、昌有。”
　　斷田契字裏所說的，“今年牛瘟，村中無牛力租耕”，深刻反映出了當時發生在崖縣的歷史事件。民國31年，是崖縣瘟牛病最為嚴重的一年，瘟牛病在全縣內發生，時間長，死牛多，普遍出現了田丟荒、園長草的荒涼景象。據《三亞古今紀事》記載，民國31年：「是年，眉山地區發生牛疫，初自風嶺、長山，後到梅東、梅西，發病約10天就死亡。疫情持續三四個月，共死亡耕、菜牛2000餘頭。」田主人周昌豪居住的崖縣羅馬村，同梅山地界相連，水火相通，僅相距5公里的距離，牛瘟病傳染到了羅馬村，牛瘟死後缺少牛力耕作，經推斷十分可能，而此田契訴說的原因，正與史料記載並相吻合。
　　耕牛，在當時農業生產條件下亦非尋常的重要。因缺牛而無奈棄耕以及農耕文化下人們對牛的重視。舊中國對耕畜的預防和治療技術都十分落後，牛遇到瘟疫必死。所以當年牛瘟死了不少牛，隨後出現了人力代替牛耕，許多農家就因為牛死了或者找不到牛力租耕，田園由此荒蕪，最後乾脆賣掉了田地，換取銀元。
　　另一張體現“天災”對土地買賣影響的田契，是在崖縣四區民間尋獲的。田契原文寫到：「立賣斷田契人韋學堅、韋麟等，為因糧色負累，有祖遺下小埧處田一丘三工，坐米二升，於前清光緒丁丑被水沙衝埋，荒廢不能耕種，以致糧色負累，願將賣斷與人，即有黎伏裏九甲王壽彭、王壽山承買，議定斷價銅錢八千文整，即日親手領訖，其田交與彭山開鑿成田管耕，永為己業。」契字上“前清光緒丁丑(1877)被水衝沙埋，田地荒廢不能耕種。”道明了自然災害對土地流轉的巨大影響。
　　在舊中國，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水衝沙埋，田園便撂荒，無力耕種，這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而根據史料記載，光緒三年(1877)，確實有“颶風襲擊，大水。州境山嶺多崩。淹死數十人”的歷史事件。在這樣的條件下，這塊田荒了近半個世紀(1877年至1926)，可是田荒糧卻不能荒，舊政權統治下的縣府依然對這塊地起征收糧，田主實在沒有辦法，才在民國15年賣給了別人去拓荒。
　　戰亂給海南帶來的影響，在一張張田地契上也有另一番呈現。據《三亞古今紀事》記載，民國7年(1918)，崖縣地區軍民討伐龍濟光，史稱“戊午討龍”。這一年，龍濟光騷擾崖縣，民間相傳，龍濟光挖來了海口秀英炮臺兩門大炮，設防在三亞、榆林。目標就是要血洗崖縣的討龍軍民。秀英炮臺的五門大炮，是清光緒十七年(1891)，兩廣總督張之洞派人購置的。民國7年1月，龍濟光掘走的大炮，傳說已運抵了榆林、三亞，目標對準的是崖縣西排，為此，當地的老百姓十分恐慌。
　　同是這一年，孫中山先生突然辭去了海陸軍大元帥離開廣東，形勢岌岌可危。廣東軍民對孫中山有特殊的感情，對他匆匆離開深感不安。又因為要逃“龍害”，導致了崖縣田荒糧減。從這一時期收集到田契文字來看，民國7年，出現的斷田契約非常多。農民紛紛斷田典園，躲避災禍，進入山區。在樂東九所莊仔村，一戶叫吳世祥的人家，就有一份民國7年的田契，深刻印證。田契上寫：「立斷田契字人，為因糧色負累，有先祖先遺下分落已份營前田，大小弍坵，計工四個，坐米一升出斷與人。先問兄弟無就，後有新莊村何瑞金承斷。兩面議定，斷價銅錢壹拾五千文整，即日親手領錢完足，其田交與金關耕輸納，永為己業，一斷千秋。」
　　到了民國38年(1949)，瓊崖國民黨政權加重了對人民在經濟上的盤剝。據王家槐先生《海南近誌》記載，這一年，海南出現了“一甲一兵法”，就是按照保甲編組，每甲都要出一個兵，如果拿不出新兵，那麽每名兵每月銀幣15元，要照數繳交給縣府代征新兵、這實際，就是國民黨交兵給老百姓代養，“代養兵”之法。該法首先在澄邁縣搞了“試點”，然後就在全海南島推行。如果對兵費抗拒繳納，由縣府在田糧稅賦內扣除。那時候在農村就有甲長，他挑著一個藤籮，籮內放著一支用木板制成的四方形量米器，到每家每戶去收繳“兵甲”米。
　　在一戶典田人何家貴的地契上，說到了“兵甲錢糧負累”，直指的就是“兵甲米”之重、之痛。何家貴在地契上寫「立典約字人何家貴，為因兵甲錢糧負累，願以祖田一坵四工，雙面議定納精谷明凈幹叁陸栳，貴即日親手領到足數，田交與典家陳元添為代業，依例向官納繳。」“一甲一兵法”推行時間較長，特別是國民黨陸軍第二十一兵團司令劉安祺兵敗山東後，南逃海南，號稱“十萬”軍馬，軍糧一時供應不上，就把軍隊散在了民居中，到處“劫食”，把部隊的名譽都敗壞乾凈了，窮人譏諷他們“餓過山東軍”。為了挽回戰爭的敗局，國民政府又在“一甲一兵”的壓榨下，層層加糧添餉，海南人民被置於水深火熱。“兵甲”糧餉一直由甲長收繳到海南解放前的1950年1-2月間。
　　詩經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民國37年(1948)，廣東國民政府在崖縣增設田賦征收管理處，地方繼續推行政賦軍餉雙榨政策。據王家槐《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事紀》，縣府征收人員征收賦糧時，鄉民香煙酒肴之供，稍不如意，則毆打隨之，征收固順利。在一份寫明了賣田葬母的田契中，田主人的母親，就是在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民國37年10月間死去的。因為沒有錢給母親下葬，無奈之下，田的主人把以此為生的路上門田斷賣給了別人，既失去了母親，又失去了土地，讓人看後為其遭遇倍感心酸。
　　這張賣田葬母的契書，也是在崖縣四區民間收獲的。契字完好，書寫的字體也很有風範。原文寫道：「立賣斷田契書人長胞兄光彩、次胞嫂保娥，為因慈母身故，缺費殮葬，願將先祖遺下路上門衝內田一丘一工坐原賦額大洋二角整出賣與人。… …此系兩造心甘意願並無相壓，今欲後有憑，立賣田契書一張，並上手斷契一張，典約一張共為三張，交與三嬸收執為據。」
　　田地契戚戚訴說的歷史，令人生發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