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蘇東坡的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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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臺獄受審。禦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宋神宗趙頊少有變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異議不斷，這不免讓宋神宗有了強烈的挫敗感。他決定拿出皇帝的權威，以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對於那些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嚴懲，而著名的大學者蘇軾剛好趕上了風口浪尖。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詞開豪放一派，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嘉佑二年(1057)中進士，之後才名滿天下。他資稟忠愛，議論英發，歷典州郡，所至皆有去思。其文章政事為天下所宗仰，甚至蓋過歐陽修為文壇領袖。宋英宗趙曙(宋神宗父)在未即位前便聽說過蘇軾鼎鼎大名，十分仰慕。繼位後，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慣例將蘇軾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誥職務。但宰相韓琦卻說：「蘇軾是能成大器的，今後必然會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麼全國的文入學士都會為皇帝效勞。那時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對此有異議了。倘若現在突然重用蘇軾，天下士大夫恐怕會懷疑他的能力，這對蘇軾是極為不利的。」宋英宗還是不甘心，又問韓琦：「讓蘇軾修起居註怎麼樣？」韓琦說：「修起居註與知制誥官職性質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適。」由於韓琦的一再阻撓，宋英宗只好任命蘇軾在史館試用。在宋神宗時，蘇軾才受重用，但不久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貶黜出京。
　　元豐二年(1079)四月蘇軾調任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到了湖州後蘇軾作《湖州謝上表》。其實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之類便可以上交了。但蘇軾性格豪邁，不拘小節，興之所至，又在謝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其實就是發牢騷的意味，以此來表示對新法的不滿。
　　本來這種謝表送到朝廷，也不會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蘇軾文名滿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爭相一睹為快，就連蘇軾的謝表也格外為人矚目。由於「新進」是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結果惹怒了一些尚在當政的新進們。他們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誹謗朝廷，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天下不滿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蘇軾這一句牢騷也不是太大的罪名。為了置蘇軾於死地，一張有預謀的羅網悄悄展開了。
　　禦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彈劾蘇軾「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還專門舉出了蘇軾的《杭州紀事詩》做為證據。為了羅織更大的罪名，這些人更是處心積慮地從蘇軾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地給予定罪。如蘇軾自責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一句，本來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卻被說成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而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則被指稱為影射皇帝。「皇上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之心，莫過於此」！管想要蘇軾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對蘇軾非常惱火，但他還是不願意下殺手，只同意逮捕蘇軾，而且特意要求在進京途中，不得將蘇軾關入監獄過夜。
　　同年七月禦史臺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蘇軾。蘇軾好友王詵得知消息後，緊急派人告知蘇轍，蘇轍立即派人送信給兄長。蘇軾得知消息後，立即請假。皇甫遵到後，蘇軾不敢出來，後來才勉強出來相見。在進京的路上蘇軾聽說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因此數次想跳水自殺，只是擔心自己一死，會牽連到弟弟蘇轍，這才沒有下定決心。蘇軾走後他妻子王閏之(蘇軾第一任妻子王弗堂妹)為了避禍，將蘇軾詩文手稿全部燒燬，蘇軾的作品因此而湮沒不少。蘇軾後來在給文彥博的信中說起這事：「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
　　到京城後蘇軾被正式逮捕下獄，交禦史臺審訊。與蘇軾關係密切的親友，如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牽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
　　「烏臺」即禦史臺，據《漢書·朱博傳》記載：「是時，兀禦史府吏捨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意思是說禦史府中有許多柏樹，常有數千只烏鴉棲息在樹上，晨去暮來，號為「朝夕烏」。因此，後世便以禦史府為烏府，禦史臺為烏臺。蘇軾下獄後，其長子蘇邁一直照顧他。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早做心理準備。有一天蘇邁有事，不能去給父親送飯，就托一個朋友代勞，但蘇邁忘記告訴朋友這個約定，偏巧朋友給蘇軾送去了一條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難逃一死，便寫了兩首絕命詩給弟弟蘇轍。
　　其中之一為：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之二為：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瑯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蘇轍看到哥哥的兩首絕命詩，立即痛哭流涕地給宋神宗上書，要求以自己的官爵為其兄贖罪。宋神宗此時也猶豫不決，宋太祖曾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多人愛惜蘇軾才華，為蘇軾求情。就連賦閑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後，也緊急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經奄奄一息，聽說蘇軾的事後，抱病責備宋神宗。這些臺前幕後的人，對挽救蘇軾的命運起了決定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
　　蘇軾被拘禁近百日，終於獲釋。巨大的挫折並沒有改變蘇軾豪爽的性格，飽經憂患的人生體驗反而激發了他創作的熱情，在黃州的日子，蘇軾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膾炙人口的詩詞。受蘇軾牽連的人中，有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首當其衝。他因為事先洩露機密給蘇軾，且交往親密，在禦史臺調查時不主動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禦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臣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喧囂一時的「烏臺詩案」終告結束。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一首給孔文仲的詩裏，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糜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裏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誌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誌，「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礡、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裏；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捨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樽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茍，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裏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