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日本間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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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樂善堂間諜們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覆命書》。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在列強虎視眈眈下﹐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谷。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憂也」﹐日本要先發制人。此後由駐華間諜們提供的一連串大勢報告中﹐最鮮明的就是強調中國的全民腐敗﹐而不只是官場腐敗﹐然後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在這方面﹐分析最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清廷在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慾。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來﹐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咸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於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