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江而治的明代破產版

jiunn36

在林逋死後近四百年，歷史上又出一位傑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幾乎就是明代版的陳摶，只不過捍衛正統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因為博學有才，得以從有問題的子女被召為翰林待講，遷侍講學士，更定官制後改文學博士。方孝孺還是位歷史學家(或稱當代史學家)，總裁《太祖實錄》即負責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偉人傳記」編定工作。按現行的官階(官價)來論是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專家，或許更高一些。因為他是新皇帝朱允炆的老師，皇帝的家亂確實給身為高官的他帶來許多難題。其他高官何嘗不如此呢？多少人為擁立的押寶，丟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獲幸而雞犬升天。遊戲規則很簡單，但程序卻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因素太多。接受這樣的歷史教訓，既便比較混蛋的君主也講一言喪邦，讓參與廢立或有此心的投機者們慎重。而聰明且霸道的君主則說：「這本來是我們家裡的事，你攪和什麼？」，朱棣對方孝孺就是這麼說的。
　　如果單取一個鏡頭即死不寫詔的細節，顯然能把方氏神化為英雄。其實他不過較早地投資(機)到了新皇帝那裡去了，在不可預見因素(燕王奪位)干擾下無法轉化投資風險。很顯然，在當初，投資於建文帝既正統又安全且不確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與侄子建文帝的利益衝突中，方孝孺毫不動搖地站在正統一邊。他與黃子澄、齊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團，不同的是黃子澄、齊泰二人以削藩導致內亂，而方孝孺則一力主戰。從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發動叛亂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經過三年的交戰，北方取得了明顯的軍事優勢。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請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巖去面談。薛巖回來後，方孝孺先於皇帝探聽了北方的實情，但又不相信，還是決計主戰。在與皇帝見面的三人會談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巖說的是真的，那麼理虧在朝廷，齊泰與黃子澄可是誤我了。」
　　至此，方孝孺仍堅持已見，反而誣陷薛巖，說：「他是在為燕王遊說。」。然而，方孝孺內心知道薛巖說的是實話，遂準備消解北方實力的辦法，使用離奸計來製造朱棣的父子不和。方孝孺門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對世子朱高熾不太恭敬，宦官黃儼向來奸險，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與世子朱高熾共同守衛北平，朱高煦隨燕王在軍中，時時在燕王跟前中傷世子。而此時南軍出師河北，久而無功，德州糧道斷絕。
　　方孝孺便對建文帝說：「兵家貴用反間之計，燕王父子兄弟可以用計離間。如果世子朱高識真被燕王懷疑，燕王必定北歸，燕王北還，我們的糧道就可暢通，北伐之事就可成功。」建文帝認為此計很好，立即命方孝孺草擬書信，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到北平把書信交給世子，令其歸順朝廷，並許諾世子作燕王。世子得到書信，沒有拆開，就遣人將書信連同張安一起送到燕王軍營。當書信送到北平時，宦官黃儼就已先遣人飛報燕王說：「世子將反。」燕王懷疑此事，詢問朱高煦。朱高煦說：「世子本來就與太孫親善。」朱高煦話未說完，世子派遣的使者帶了書信及張安來到，燕王拆開來看，急忙說：「唉呀，幾乎誤殺了吾子！」於是將張安囚禁。
　　北方軍隊再次發動攻勢，攻克了臨近南京的儀真(今江蘇儀征)，進抵長江北岸，朝廷六卿大臣為了自保，都請求出外守城，整個南京一派空虛。建文帝不得己，下了罪己詔，並在詔中要求天下兵馬勤王，方孝孺此時再出奇計，讓建文帝致書朱棣提出割江而治的政治解決方案。表面上看來是行緩兵之計，實質上是已經無奈北兵。他的一句話，就見了底牌：「長江天塹，北兵不慣舟楫，若與北兵在長江上決戰，勝敗未可知。」
　　好一個「未可知」，顯然沒了原先的堅定。戰爭到了成敗不知的情形，方孝孺也不可能再向薛巖道歉了。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媽也就是燕王的堂姐慶成郡主過江求和。兩人相見自然是悲敘一番親情，燕王擦去眼淚後，拒絕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換和平方案，他說：「連父親分給我地都保不住，我還怎敢奢望割江而治，顯然是奸臣的圖謀！」
　　建文帝得到回復，大為驚恐，問方孝孺該怎麼辦。沒想到他一口大話：「長江天險可抵百萬兵馬。江北船隻已派人全部燒燬，燕兵豈能飛渡！」大話歸大話，不細論之，只看「未知勝敗」的底牌到目下「豈能飛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證了宋濂的《大言》、劉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預言了！
　　到被捕時，也就是建文帝遜國後，他已經沒有任何資本提出和解條件了。為了保住那點迂腐文人的最後自尊，他只有選擇不合作，做最後一搏。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長大後從名儒宋濂學習，在學者圈裡被稱為「小韓子」，比喻有韓非之風骨。韓非是大學問家，也是大權謀家(雖身死冤獄)，有名篇叫《說難》，主研向君主進言的學問。從對對象的心理揣摩與個人好厭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詳究細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韓非的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