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反對變法得罪皇帝竟靠睡覺揀回一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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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胸懷﹐在兩種境遇下可以一覽無遺﹐一是極樂時﹐二是極悲處。極樂時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極悲處沉淪到厭世﹐那是俗輩。蘇東坡大才槃槃﹐然而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尤其遭遇「烏台詩案」﹐深陷「文字獄」﹐幾次瀕臨滅頂之災﹐九死一生。面對這種人生極悲﹐蘇東坡的心態如何呢？
　　蘇東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導､王安石組織的「熙寧變法」全國鋪開﹐他不由自主地被捲進這場風雲激盪的政治風波。當時蘇東坡並非京官顯宦﹐多在基層任職﹐耳聞目睹新法的執行情況﹐尤其是「青苗法」﹐本來目的是鼓勵農業生產､抑制土地兼併﹐但在執行中卻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助民」到「擾民」﹐使許多農民家破人亡﹐嚴重損害了百姓利益﹐導致民怨沸騰﹐蘇東坡因此上書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但是宋神宗求勝心切﹐聽不得半點不利於新法推行的指責﹐加上蘇東坡是文壇巨擘﹐堪稱「意見領袖」﹐他的話往往成為左右輿情的風向標。於是﹐御史李定､舒亶認真研究蘇東坡的文字﹐終於從奏摺《湖州謝上表》和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聞到了他們需要的氣味﹐紛紛彈劾蘇東坡﹐說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
　　元豐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傳喚時任知州的蘇東坡。欽差來了﹐事由說了﹐立刻上路﹐刻不容緩。蘇東坡一家老小二十餘口﹐頓時慌成一團﹐妻子王氏更是淚眼婆娑﹐一副大廈將傾的樣子。蘇東坡見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邊﹐對她說﹕「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一句話就把王氏逗笑了。原來﹐蘇東坡曾給王氏講過一個典故﹕宋真宗東封泰山的時候﹐順便尋訪天下隱士﹐得杞縣(今河南杞縣)人楊樸。閒聊時﹐宋真宗問楊樸會作詩否﹐楊樸故意說不會。又問臨行有人送詩否。楊樸說﹐妻子送了一首詩﹕「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宋真宗聽後大笑﹐知道楊樸不願入仕做官﹐強扭的瓜不甜﹐遂把楊樸放回家了。蘇東坡用這個典故開導妻子﹐終於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為笑﹐放心讓他上路了。面對生離死別﹐蘇東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亂﹐還能夠用笑談化解妻子的擔憂和焦慮﹐其從容曠達﹐可見一斑。
　　作為因變法而步步高陞的李定､舒亶們﹐當然容不得異己之聲﹐他們欲置蘇東坡於死地的態度非常堅決。一介文人蘇東坡在御史們的拷問下﹐受盡凌辱﹐斯文掃地。據說﹐蘇東坡下獄時﹐獄官當面就問祖宗五代有無「誓書鐵券」(皇帝賜給功臣､重臣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允其世代享有優厚待遇﹐犯法時可免死罪﹐具有特別的法律效用)。按當時的規定﹐只有死囚才會詢問五代之內有無「誓書鐵券」﹐其他只問三代﹐可見蘇東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為宋朝當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們不斷向他提供「反詩」新證據､不斷給他誅殺蘇東坡增加理由的時候﹐他卻有點六神無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殺士﹐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開殺戒﹐當暴君。但蘇東坡反對變法太過火､太顯眼﹐影響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負面效應﹐也是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對於宋神宗來說﹐蘇東坡成了燙手山芋﹐放也不是﹐殺也不是﹐讓他舉棋不定。
　　蘇東坡到底是出於國家大局還是一己之私來表達對新法的態度﹐成了宋神宗判斷此案輕重的關鍵。他做了一個決定﹐安排宦官去獄中「臥底」。某日天剛黑﹐蘇東坡像往常一樣﹐在獄室倒頭便睡﹐躺下不久﹐有兩個人推門進來﹐什麼也不說﹐也倒頭睡下。蘇東坡並未在意﹐鼾聲漸起。凌晨四更的時候﹐他們又悄悄離開了監獄﹐蘇東坡鼾聲如故。後來﹐蘇東坡才知道﹐這二人是宋神宗派來觀察蘇東坡的﹐看他心裡有沒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輾轉反側﹐心中無鬼﹐當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興地對左右大臣說﹕「朕知蘇軾胸中固無事也！」命懸一發﹐還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蘇東坡真是人中之傑﹐這也是他能從黃泉路上撿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
　　蘇東坡胸中無事﹐無愁﹐亦無仇。宋神宗以後﹐朝廷關於變法的爭議從來未曾間斷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法漸漸演變成了黨爭。變法成了士大夫陞遷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變法﹐則變法派得勢﹐皇帝反對變法﹐則反對派得勢﹐許多人通過支持或反對變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馬光上台﹐司馬光去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環反覆﹐推動著北宋這艘大船漸漸駛向破敗與沒落。蘇東坡雖然反對一些變法主張﹐但對變法中利國利民的政策還是非常支持的。他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當王安石下台後﹐他和王安石卻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與司馬光政治主張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馬光上台﹐盡廢新法﹐他又上書指出個別新法不可廢。他以事實作為判斷變法對錯､長短､優劣的標準﹐而不是像別人一樣﹐在變法中通過站隊來謀求政治前途。所以﹐他既不見容於變法一派﹐又不見諒於反對一派﹐變法派當政﹐他受排擠﹐反對派當政﹐他同樣受打擊﹐故一輩子顛沛流離﹐屢遭貶謫。不過﹐無論境遇怎樣﹐他始終豁達﹐樂觀﹐不記仇﹐對於曾經欲置他於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勢時﹐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勢時﹐也不落井下石﹐且總記著人家的好。
　　蘇東坡和章惇年齡相仿﹐年輕時曾是好友﹐終因改革的推進而失歡。紹聖元年(1094)﹐宋哲宗起用章惇為宰相﹐鑒於自己曾經遭到反對派的攻擊､貶謫﹐章惇在復行新法的同時﹐還大肆對反對派進行報復。他不僅把已故宰相司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賜司馬光的碑文磨平了﹐還動員十幾歲的少皇帝下詔對司馬光掘墓鞭屍﹐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殘忍﹐實屬罕見。因為蘇東坡曾經明確反對過變法﹐同樣被章惇劃歸反對序列﹐毫不手軟。於是﹐蘇東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市)﹐為寧遠軍節度副使。蘇東坡習慣了貶謫的日子﹐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他都優遊自樂﹐精神高蹈﹐還佳作不斷﹐詩如泉湧。在惠州﹐他曾作詩﹕「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惇見蘇東坡貶謫的日子也這般滋潤﹐觸動了敏感的神經﹐馬上又將61歲的蘇東坡再貶至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任瓊州別駕。
　　世事難料﹐元符元年(1098)﹐宋哲宗早逝﹐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繼位﹐變法派又一次失勢﹐章惇被貶嶺南雷州(今廣東雷州市)﹐也跌落至人生低谷。章惇的兒子章援在蘇東坡任禮部主考官時中進士﹐算是蘇東坡門生。章援去雷州半島探望貶居的父親時﹐想繞道拜見蘇東坡﹐又擔心老師記父親的仇﹐忐忑之際﹐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蘇東坡﹐表達歉意﹐希望老師能夠原諒自己的父親。蘇東坡回信說﹕「某與丞相(章惇)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至淡如水的話﹐沒有怨憤﹐沒有仇恨。蘇東坡認為與章惇「四十年交情固無增損」﹐他甚至還記得當年章惇對自己諍友般的規勸。不忘人家的好﹐這就是蘇東坡的做人原則。
　　宋代孫宗鑒的《東皋雜錄》記載過一樁趣事。元祐初年(1086)﹐「垂簾聽政」的高太后﹐起用蘇東坡為翰林學士､知制誥﹐蘇東坡顯赫一時。碰巧﹐有一個曾經在「烏台詩案」中對他進行過殘酷折磨的獄官也在朝﹐每次見到蘇東坡都支支吾吾﹐滿臉慚色。蘇東坡對此等人﹐一貫不放心上﹐但對方每次都閃爍其詞﹐頗有悔過之意﹐蘇東坡便給他講了一個笑話﹕有條蛇咬死了人﹐被閻王追捕﹐按律當死﹐蛇申訴說﹕「我雖然有罪﹐但我有『黃』﹐能治病﹐可以贖罪。」閻王赦免了蛇。不久﹐小鬼牽一頭牛至﹐說它頂死了人﹐當死。牛辯解說﹕「我有『黃』﹐能活數人。」閻王又赦免了牛。後來﹐獄吏引一人至﹐說他殺了人﹐當償命。此人學起了蛇和牛﹐申訴說自己也有「黃」﹐要求活命。閻王聽後大怒說﹕「蛇黃､牛黃入藥﹐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黃』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說﹕「我無別『黃』﹐但有些慚『惶』而已。」獄官聽後﹐臉紅地笑了起來。蘇東坡不計前嫌﹐一段笑談﹐原諒了自己的仇人。
　　蘇東坡仕途坎坷﹐倍受打擊﹐但總能雍容大度﹐一笑泯恩仇。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