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中國特色處理手段」與英國鼠疫「烈士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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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高度透明」的指示下，對付武漢肺炎的武漢官員向世人公布了一個可能比死亡與感染人數更令人恐慌的數字：在當局宣佈武漢封城之後，仍有約500萬人離開了武漢。

武漢市長周先旺26日表示：「受春節和疫情影響，目前有 500 多萬人離開武漢，還有 900 多萬人留在城裏。」

武漢當局1月23日凌晨2時宣佈封城，當日10開始實施。正值新春佳節，有些人可能早有出遊的安排，有些人則可能趁這個窗口「逃離」了武漢。

對500萬人「逃離武漢」，許多人很是憤慨，責問武漢當局為何宣佈封城後8小時才關閉「城門」，給人「突圍」之機。對這個責問，我有兩個反問：

反問之一，如果你當時身在武漢，在致命的病毒恐怖籠罩下，聽到8小時後要封城，你會如何決定？

回答這個問題，先要講一個17世紀發生在英國一個小村的故事。

英國鼠疫「烈士」村
埃姆，Eyam， 是英國德比郡距大城市謝菲爾德不遠的一個小村莊，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現有村民969人。Eyam村沒有什麼特別的風景名勝或土特產，但它在英國歷史上和英國人的心目中，卻有著特殊的地位。

每年8月，來自英國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都要來到埃姆村，裝飾村裏的一口水井（well dressing)，以表達對村民歷史上曾作出的犧牲的追思感激之情。

回到1665年。那年秋天，來自倫敦的一捆布料送到了埃姆村的裁縫手裏。 幾周後，裁縫的助手，一個叫George Vicars的健壯的20歲小伙子突然暴病身亡。隨後，村子裏接二連三不斷有村民死亡。

原因很快找到了。裁縫的布料裏藏著跳蚤，這些跳蚤來自倫敦，而此時的倫敦已經有數千人死於鼠疫，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14世紀橫掃歐洲的鼠疫曾奪去5000萬人的生命，鼠疫因此也被稱為「黑死病」。鼠疫的厲害，埃姆村的村民是曉得的。到了轉年春天，埃姆村幾乎家家都有人染上鼠疫身亡。村民們找到教區牧師莫伯森，William Mompesson，尋求指導。這個指導不僅是精神上的，也是實際上的：他們是否應該放棄家園逃離，尋求一線生機。

「接受死亡」
莫伯森牧師的指導讓村民震驚：村民們不要離開埃姆村，相反，應該自己把村子封鎖起來。莫伯森牧師承認，如果大家接受他的建議，也就等於接受死亡。他唯一能做的， 是保證與村民們在一起，只要他一息尚在，就會全力超度村民的亡靈。莫伯森牧師說，他寧可自己死，也不願把鼠疫傳給周圍的村鎮。

更令人震驚的是，埃姆村的村民們最終決定聽從莫泊森牧師的建議。1666年6月24日，埃姆村正式「封村」，不許人出村，也不許人進村。到了那年的8月，村民的死亡也達到了最高峰。一個叫伊麗莎白的村婦在8天之內掩埋了死去的6個孩子和自己的丈夫。

即便是在死亡最高峰時，埃姆村也沒有村民逃離。14個月後，埃姆村埋葬了最後一個鼠疫死者。鼠疫過後，埃姆村的人口從約350人減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遠遠高出英國其它爆發鼠疫地區死亡率的數倍。

英國德比大學的斯維特博士說，莫泊森牧師的決定，實際上就是現代意義的隔離檢疫。盡量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防止疫情擴散的唯一有效辦法。埃姆村民的犧牲，換取的是周圍地區特別是像謝菲爾德這樣人口聚居城市的人的安全。

埃姆村村民作出的選擇，就是放棄自己生的希望，來換取他人更大的倖存的可能。這不是常人能夠作出的決定，也是直到今天英國人仍在紀念緬懷埃姆村民的原因。

極端決定
回到今天的武漢城。反問第二個問題：如果武漢市政府沒有事先發出通知，而是在凌晨兩點宣佈即刻起封城，民眾又會作何反應呢？

封城，就意味著留在城裏的每一個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求1100萬人放棄避免感染病毒的機會來幫助政府控制疫情。

留在城裏的人真的因此被傳染上病毒的可能性，從理性角度看或許很微小，但從心理角度，這種恐怖壓力在集體歇斯底里的氛圍下發酵「井噴」，可能性是實實在在的。

1100萬人口的大都市水陸空封城，這是一個極端的決定。這更是一個極端敏感而危險的決定。這不是一個武漢市長敢且能拍板的。在中國這樣的體制下，可以想見，沒有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表態，誰也不敢下這個令。

如果武漢疫情迅速得以控制，習近平個人威望會更上一層樓，如果疫情失控，武漢肺炎則有可能成為習近平上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國的專制威權，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以後對中國社會日趨嚴厲的全面控制，遭「國際社會」批評頗多。可以想見，如果換任何其它的情形，這樣的決定會讓國際社會一片嘩然。

「幸虧發生在中國」
然而，武漢封城的決定讓世人瞠目、難以想象的震驚過後，是集體的暗自長長舒了一口氣。

因為從醫學專家到政客到普通人都知道，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沒有解藥，得上了，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免疫力強的人能抗過去，甚至沒有發病症狀；抵抗力弱、伴有其他疾病的人，則有可能熬不過去。

唯一能做的，是盡可能控制疫情的擴散。這就要追蹤、鎖定、隔離每一個可能的感染者，盡量避免人群流動，讓疫情最重自然消亡。在1100萬人口的都市，這無異於大海撈針。

武漢、湖北、乃至整個中國在做的，實際上就是不同程度的犧牲個人的選擇自由，以期最大程度的控制疫情。

當局有沒有權力要求公民作出這樣的犧牲，「封城」是否有效，人們可以辯論。但國際社會一個共同的默認是，這場疫情「幸虧發生在中國」，因為只有中國這樣的體制才敢且能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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