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洪濤十年「潛伏」在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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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支」一共22名黨員的組織關係自始至終都由左洪濤直接掌握。「特支」在張發奎所部堅持鬥爭將近10年之久。期間除一人病逝外，其餘21人全部安全撤出。
　　1927年12月11日淩晨3時30 分，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沒吹號，也沒吹哨子，各連隊靜悄悄地集合，分發紅領巾，檢查攜帶的槍支彈藥，傳達了當晚的口令：普通口令「暴動」，特別口令「奪取政權」。「老團長」葉劍英穿著工人服，戴著工人帽出現在大家面前。葉劍英宣佈：「任命李雲鵬為軍官教導團團長，葉鏞、趙希傑、饒壽柏為第一、二、三營營長。」李雲鵬把隊伍帶到大葵棚舉行誓師大會。1400多人把大棚擠得滿滿的。站在講臺上的有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等人。誓師大會結束後，三顆信號彈劃破萬籟無聲的夜空。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打響了。
　　廣州起義時左洪濤在第十一連任軍官隊員，連長是邱維達。據邱回憶，當時該連奉葉團長之命佔據並死守觀音山，在戰鬥中連隊雖然傷亡慘重，但左洪濤等仍頑強抵抗敵人的進攻。最終部隊戰敗，慘遭敵人血洗，左下落不明。後來據說左洪濤去了大別山打遊擊，抗擊國民黨軍多年。熟人印象中的秘書人才左洪濤實際上是軍人出身，他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六期，幾個月後白色恐怖籠罩校園，只得輾轉武漢再進軍校進修，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個「上馬能殺敵，下馬能草露布」(「草」，書寫。「露布」，軍旅文書或佈告。)的儒將。
　　1933年1月，左洪濤調任位於上海的全國互濟總會秘書長兼組織部長，這時全國互濟總會的黨團書記是鄧中夏。5月，救援部幹事林秀英被捕叛變，供出了鄧中夏。鄧中夏在英租界不幸被捕，隨後被國民黨解往南京殺害。犧牲前，鄧中夏通過獄中的關係給左洪濤去信。信中說：營救恐無望，已準備為黨犧牲，希望活著的同誌擴大宣傳，加強鬥爭，並希望左洪濤擔負起濟總黨團書記兼主任的重任。
　　1934年1月，左洪濤去東浦聯繫工作，由於叛徒出賣，在返家途中被國民黨逮捕，隨即押往上海警察局拘留所。在獄中，遭多番嚴刑拷打，左洪濤始終守口如瓶。一個月後，他被押解至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4月，左洪濤被判處5年徒刑，押往江蘇漕河涇監獄。左洪濤在獄中寫了一篇《沈痛的呼聲》，托看守送出去，很快便在雜誌上公開刊登出來。《沈痛的呼聲》如同一枚重磅炸彈在國民黨統治區炸開，立即引起巨大反響。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王造時、潘震亞等著名人士到獄中調查，鄒韜奮還爬上好幾個鐵窗，探望和慰問獄中的政治犯。
　　在外界的聲援下，左洪濤等人在獄中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絕食抗議行動並取得了成效。一個月後，左洪濤、方毅等人被押往蘇州。1937年8月底，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敦促蔣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變時關於「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諾言。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國民黨被迫將蘇州、上海、南京等處所有政治犯無條件釋放。左洪濤等人才重獲自由。
　　半個世紀後的1983年，獄中戰友、原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專程到廣州探望左洪濤，張凱帆憑記憶朗誦並親筆錄下左洪濤在獄中寫的一首百行長詩，大家不勝唏噓。
　　邵東縣史誌辦申喜平的《虎穴十年》一文披露，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親自出馬拜訪北伐時期的老友郭沫若，請求他襄助，組建一個類似北伐軍部隊的政治部。郭沫若會同周恩來、潘漢年、劉曉等人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濤、杜國庠等34人，組建了戰地服務團(後改名戰地服務隊)。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來、博古、潘漢年等的直接領導下，戰地服務隊10名共產黨員齊聚南橋，成立中共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特別支部(簡稱「特支」)，直屬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左洪濤任「特支」書記，何家槐、劉田夫、孫慎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漢後，周恩來對左洪濤等明確指出：「既然要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來掩護自己… …黨組織批準你們去。」
　　1939年元旦，張發奎部隊開抵廣東韶關，他改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從中破壞，戰地服務隊撤銷。左洪濤被張發奎委任為機要秘書。他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將戰地服務隊成員安插到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各部門，使「特支」在張發奎部隊得以繼續開展工作。
　　1941年，越共主席胡誌明親訪柳州第四戰區長官部，蔣介石密令張發奎將胡誌明暗中軟禁起來。左洪濤得知蔣的密令後決定與張發奎身邊信得過的人聯合「進諫」。經過他們的勸說，張發奎放棄了軟禁胡誌明的計劃。
　　1944年夏秋間，當日軍侵犯全州、進逼桂林時，田漢、邵荃麟、端木蕻良、許幸之、更夫等一大批黨內外文藝工作者和民主運動人士滯留在桂林。周恩來指示左洪濤不遺餘力協助他們撤退到柳州去。當時，國民黨守軍紛紛潰退，交通工具全被潰軍所控制，桂林火車站人山人海。左洪濤召集「特支」和原戰地服務隊的成員，讓大家以轉送各自家屬為名，使出渾身解數去購火車票。僅一天多時間，左洪濤等人購到幾十張火車票、汽車票，在周恩來指定的時間內，將一批批愛國文藝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了後方。
　　中統駐柳州通訊處負責人陸樹珊早就對左洪濤等人心存疑慮，密電蔣介石侍從室，稱左洪濤、麥朝樞、何家槐、黃中廑4人思想左傾，行動可疑，請求蔣介石下令查辦。蔣介石侍從室即以蔣的名義密電張發奎，命令他控制4人。這封密電在未到張發奎手裏之前，就被左洪濤利用技術手段截獲。左洪濤反覆思忖，自己與何家槐就住在張發奎辦公室的樓下，每天跟在張發奎左右形影不離，被張發奎視為「心腹」，而陸樹珊卻將4個人「一視同仁」，視為「思想左傾」、「行動可疑」。這只說明一點，陸樹珊沒有真憑實據，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則，張發奎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就以共黨分子的罪名查辦他們。若非要那麼做，一樣也是出他自己的醜。
　　左洪濤晚年曾經對後輩講述過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當張發奎召見時，左洪濤神色自若。張發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濤是共產黨員，他一面拿出蔣介石侍從室的密電，一面「語重心長」地對左洪濤說：「你們的言行要註意喲，千萬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濤接過密電，故作驚訝地對張發奎說：「司令，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們兩人一直跟在你身邊，什麼時候有過可疑行動，你心裏絕對清楚。」張發奎點點頭說：「委員長聽信讒言，委員長糊塗呀。」他指示左洪濤擬電回復蔣介石。只十幾分鐘，「左、麥、何、黃跟隨我工作多年，經考察，思想純正。」的回電即飛到了蔣介石侍從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國民黨代表黃偉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組成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抵達廣州，與張發奎接洽，開始對廣東國共雙方的軍事力量進行調處。張發奎斷絕中共代表方與外界的聯繫，使中共方在談判中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左洪濤冒著生命危險與特務周旋，收集談判進展情況，及時將情報送達上級組織。在他的努力下，方方與東江遊擊隊領導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聯繫。在廣州行營中將參事李章達家裏，左洪濤還設法安排方方與曾生、尹林平派來的代表何鼎華見面。
　　3月9日，尹林平飛抵重慶，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詳細介紹了華南人民武裝發展情況，揭露了國民黨否認廣東有中共武裝部隊，阻礙軍事調處執行小組開展工作的企圖，中外輿論一片嘩然。同一天，蔣介石電召張發奎趕到重慶。在重慶，面對周恩來的有理有據的責問，張發奎不得不如實地對外公佈中共代表方在廣東的武裝力量。
　　談判雖然取得了成功，但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蔣介石命令張發奎在我武裝部隊陸續集結之時，「聚而殲之」、「一網打盡」。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參謀處的「特支」成員楊應彬截獲了這份無比珍貴的情報。左洪濤當機立斷找到正在廣州的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委託薩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將情報轉交尹林平，尹林平即刻電告周恩來、葉劍英。周恩來、葉劍英得到情報後，立即向軍調部揭露蔣介石的陰謀。在共產黨的有力反擊下，加上國內外和平愛國人士和輿論的關註，蔣介石、張發奎停止了偷襲集結部隊的陰謀計劃，2500多名抗戰骨幹安全北撤。
　　1946年夏，國共兩黨關係再次惡化。當時雲集廣州的演劇五隊、七隊和新中國劇社成員均遭到監視、威脅。為了不暴露身份，左洪濤委託廣州行營中將、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他密寫的報告飛赴上海。周恩來接報當即指示：「相機撤退」。演劇五隊、七隊在「特支」的幫助下以復員的名義從廣州順利撤退到香港。「特支」一共22名黨員的組織關係自始至終都由左洪濤直接掌握。「特支」在張發奎所部堅持鬥爭將近10年之久。期間除一人病逝外，其餘21人全部安全撤出。
　　1946年9月左洪濤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黨派組總負責人。1947年7月，為了加強南路的武裝鬥爭，左洪濤到粵桂邊任參謀長。從此，他從隱蔽戰線轉到直接指揮戰鬥，參與指揮東江南岸武裝鬥爭、解放老隆戰役。建國後，左洪濤擔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葉劍英當部長)首任省政府辦公廳主任。
　　隨著「文革」的到來，左洪濤再次經歷了人生中的重大考驗。他受盡迫害，度過了11年監禁生涯。林彪、「四人幫」企圖通過對左洪濤的審查來收集周恩來、葉劍英的材料，甚至召開幾千人的武鬥大會，在武鬥中左洪濤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一天深夜，左洪濤還經歷了一次假槍斃，他被拉到郊外一個事先挖好的深坑邊，限定幾分鐘給他考慮，左洪濤已下定決心為保護一大批無辜老同誌獻出自己生命。他高呼口號，打手們見他視死如歸，對他拳打腳踢，並堵住他的嘴，打累了又將他拖回車上拉回去，繼續審查。
　　對左洪濤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天，他作為廣東省惟一代表，出席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審大會並出庭作證，他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黃永勝一夥對整個廣東地下黨的殘酷迫害。他的證詞極大地震動了出席審判大會的代表，隨後被新華社播發，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左洪濤先後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廣州地區和廣東黃埔同學會會長。1987年，左洪濤退出領導崗位，撰寫了9萬餘字的《憶特專十年戰鬥歷程》一書。1990年7月16日左洪濤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