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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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於四川廣漢。1911年5月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首義後﹐任孫中山秘書達14年之久。五四時期﹐介紹過馬克思主義﹐參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備活動﹐但不久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大革命期間﹐以反共的戴季陶主義而出名。是國民黨內「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的元老人物。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蕭蕭雨霽﹐雲淡天高風細」的深秋季節。在南京郊外一處小巧玲瓏､安靜舒適的「孝園」別墅裡﹐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神經痛日益加劇﹐常使他不思飲食﹐夜不成寐。每當這種時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憶之中。他回憶昔日輝煌的歲月﹐也思索自己未來的歸宿… …
　　人民解放軍已轉入戰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聽得見遠方隆隆的炮聲﹐他知道南京政府敗局已定﹐自己將何去何從呢？一想到這些問題﹐他的心情也時而苦悶﹐時而感傷﹐時而煩躁﹐時而悲涼。戴季陶離開南京市中心﹐到這偏遠郊外的「孝園」來居住﹐一是為了養病﹐二是為了逃避政治。但戴季陶卻又安不下心來﹐他不能離開政治﹐他一輩子從事政治﹐一旦離開﹐又感覺到痛苦。因此﹐他身在「孝園」﹐卻念念不忘他的所謂「黨國事業」。他總是十分注意時局的變化﹐如有外人來訪﹐他便關切地詢問南京方面的情況､前線戰事的進展､共產黨方面的動態､社會上的輿論､人事的變更､應變的策略等﹐且問得十分仔細﹐並露出傷時之感。
　　不久﹐戴季陶病痛劇烈﹐為了免除過度的痛苦﹐他服了過量的安眠藥﹐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煙餘燼落在床褥上﹐幾乎釀成一場大火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恰在此時﹐他夫人趙淑文又患中風﹐造成偏痺﹐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難禁﹐需人照顧﹐現在反而還要他來照顧呻吟床褥的夫人﹐這無疑會加重他的病情。
　　後來﹐戴季陶的學生､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校長胡偉克見他生活實在不便﹐於是﹐親自將他們夫婦接到杭州筧橋小住﹐並派人多方照顧。好長一段時間後﹐趙夫人病情好轉﹐戴季陶身體也漸康復﹐睡眠與飲食俱已恢復正常。他不便再打擾學生﹐而且也留戀牧歌生活的孝園﹐於是﹐向胡偉克辭別﹐又回到南京孝園別墅。
　　此時﹐遼沈戰役已經結束﹐平津､淮海戰役也快結束﹐人民解放軍正陳兵千里長江﹐南京已在共產黨的股掌之中﹐整個國民黨統治區一片混亂。美國政府看到蔣介石政權的倒台已無法挽回﹐不肯在軍事和經濟上再大量援蔣﹐企圖以中途換馬的辦法來挽救危局﹐便授意國民黨內其他派別向蔣介石施加壓力﹐逼蔣介石下台。這樣﹐讓蔣介石辭職､由李宗仁出面進行「和談」的暗中策劃便逐漸公開化了。在形勢與各方壓力下﹐蔣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動下野」的辦法來促成「和談」﹐然後爭取時間以利再戰。
　　對於和談﹐應該說﹐戴季陶從內心是不感興趣的。還在抗日戰爭剛剛勝利的時候﹐蔣介石企圖在「和談」的幌子下準備內戰﹐戴季陶就堅決反對。可現在﹐時局發生了根本變化﹐整個蔣家王朝面臨最後滅亡。戴季陶﹐這位蔣介石最信賴的謀士﹐國民黨的忠實文臣﹐既反對與共產黨和談﹐又想不出什麼絕妙的好計﹐以挽救當前的危局。因此﹐面對「和談」的聲浪﹐他只好以病為由﹐裝聾作啞﹐默不作聲﹐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這一年的11月13日﹐國民黨的另一忠實文臣陳佈雷自殺而死﹐戴季陶聽到消息後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發一言」。他想起在上海辦報時與陳佈雷的友誼﹐想起這麼多年兩人的交往﹐也想到陳佈雷為國民黨政權鞍前馬後﹐勞碌一生﹐卻落得如此下場﹐顧影自憐﹐大有兔死狐悲之感。雖然如此﹐他還故作鎮靜﹐當有人問他對陳佈雷自戕的看法時﹐說﹕「照佛家道理﹐是不許可的。」明確表示他不贊成自殺之舉。
　　年底﹐國民黨內外形勢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中央計議﹐在適當時候﹐將政府南遷廣州。這一決定在南京城裡引起了一片波瀾﹐國民黨大小官員都如驚弓之鳥﹐匆匆打點行裝﹐準備隨時逃往廣州。這時﹐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意思﹐打電報給戴季陶﹐邀他到廣州小住。同時﹐宋子文還命粵省駐南京辦事處主任何樹祥親自面謁戴季陶﹐反覆勸說他﹐請他速做決定﹐在近期成行。
　　除廣州外﹐戴季陶當時可去的地方還有兩個﹕一是台灣﹔一是四川。對於台灣﹐他態度很鮮明﹐堅決不去。雖然當時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官員紛紛往那兒跑﹐但他卻不願意去那個孤島。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時﹐他又不願作為亂世敗將逃回家鄉。幾個地方相比﹐他較願意去廣州﹐那裡有他曾慘淡經營的中山大學﹐他曾與孫中山一起﹐在那兒奮鬥了很長時間。因而﹐廣東能像故鄉一樣喚起他濃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趙淑文及隨員乘「美齡號」專機飛往廣州。當飛機徐徐起飛時﹐他不無傷感地眺望金陵古城﹐這六朝形勝之地﹐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朝氣﹐到處籠罩著一種寂寞清冷的氣氛。戴季陶看到這幅破敗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詩人薩都剌「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的詞來﹐心想﹐現在該是七代了。想到這裡﹐他不覺心裡一沉﹐整個身體就像一下子墜入一片萬劫難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機﹐望不見彼岸。
　　戴季陶到廣州後﹐開始住在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的招待所迎賓館﹐後來又轉往更為幽靜舒適的東園賓館﹐備受禮待。戴季陶由於病情愈加嚴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經痛病時而發作﹐發作時疼痛難忍﹐沒有辦法﹐只得服安眠藥片﹐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發作時﹐行動也須人扶持。
　　雖然如此﹐他始終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還出席了國民黨中央遷廣州後的第一次中常會。他在記錄本上簽名時﹐手抖得十分厲害﹐額上不時冒出陣陣冷汗﹐但他還是堅持開會。在與人談話時﹐竟有些語無倫次﹐他的身體､精神衰弱到了極點﹐就像一匹拉著破車的老馬﹐走到了窮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絕。
　　此時﹐三大戰役已經結束﹐人民解放軍即將渡江作戰﹐國民黨政權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術了。在這種情況下﹐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匆匆如喪家之犬﹐紛紛逃往海外﹐逃往台灣﹐廣州城裡已是風雨飄搖。
　　這時﹐又有人來勸戴季陶﹐希望他去台灣。對於這個問題﹐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樣﹐十分堅決﹐他把手一揮說﹕「不必去!」他不想離開大陸﹐他不想拋骨異鄉。共產黨會取得勝利﹐會得到中國﹐戴季陶不再懷疑了。共產黨會怎樣處置他呢？他倒是考慮了的﹐他以前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接觸過共產黨﹐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米､董必武等都有過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產黨會把他怎樣﹐再說﹐他老了﹐而且是病殘之軀。此時的戴季陶很想家鄉﹐這種思念家鄉的情感比任何地方都強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堅持要回四川去。他兒子戴安國多次勸說也無效果﹐只好遵命﹐為他準備好了去成都的專機。但時運不佳﹐偏偏連日氣候惡劣﹐飛機無法起飛﹐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氣好後再飛回四川。
　　2月11日﹐戴季陶神經痛病再度發作﹐這次比歷次都要厲害﹐劇疼難忍。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呻吟之聲不絕於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次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麵包來吃﹐送來五塊﹐他只吃了三塊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嚥。他實在沒有辦法可想﹐便拿來安眠藥﹐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後拉過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點﹐家人到他的房間﹐不聞聲息﹐便覺有異﹐急啟帳幔﹐見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來醫生﹐進行急救。醫生為其注射､洗腸﹐但為時已晚﹐戴季陶的脈搏已停止了跳動﹐再也無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點40分﹐戴季陶逝世於廣州東園﹐終年59歲。這位「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的人物最終和國民黨政府一道走向了死亡。
　　關於戴季陶的死﹐一般說法是自殺﹐現在看來﹐自殺的可能性較小﹐誤服安眠藥過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較大。這是因為﹕
　　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幾次有過錯服安眠藥過量﹐而被搶救過來的先例﹐這次當然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第二﹐如果是自殺﹐像戴季陶這樣喜歡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會如陳佈雷一樣寫下遺書﹐留下遺言的﹐但戴卻沒有﹐說明他是沒有準備去死的﹔
　　第三﹐當時他是要回四川的﹐並且已經訂好了專機﹐做好了回川的各種準備﹐不可能突然自殺﹔
　　第四﹐死前無任何異常舉動﹔
　　第五﹐戴季陶與趙夫人感情深厚﹐當時趙夫人患中風剛脫離險象﹐偏痺尚未復原﹐極需人照顧﹐他不會自殺先趙夫人而去。
　　當然﹐此時人民解放軍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局將發生重大的轉換﹐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斷加重､病痛的長期折磨等諸種因素﹐也會導致戴季陶自殺﹐這種可能﹐還是有的。
　　戴季陶可以說死得不是時候﹐當時﹐國民黨正處於失敗的前夜﹐黨政要員都在為逃往台灣､應付各種事務而疲於奔命﹐沒有誰來多理會這位「黨國元勳」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臨終前﹐國民黨高級人物中﹐僅於右任來了一下﹐因他要趕飛機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
　　戴季陶逝世的當天下午3點﹐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的第178次常會上﹐由秘書長鄭彥棻報告戴季陶逝世的經過﹐會議決定成立治喪委員會﹐由孫科任主任委員。14日﹐治喪委員會例行公事地簡單舉行大殮後﹐便匆匆了結此事。至於戴季陶的把兄弟﹐稱戴季陶為「畏友良師」的蔣介石﹐雖然「聞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噓」﹐也只是遲到3月31日才發出明令褒揚﹐謂戴季陶「才識恢宏﹐勳尤懋著」云云。戴季陶大殮後﹐由其長子戴安國護送靈柩直飛成都。4月3日﹐與原夫人鈕有恆合葬於成都郊外西棗子巷黃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應該說﹐他是帶著遺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親筆書寫過陳其美的一副輓聯﹐聯云﹕「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隨孫中山的歲月﹐曾做過爭光日月的事業。即使在國民黨的政權裡﹐也做過一些有益於人民的事。但俯仰無愧天人嗎？他是有愧的﹐他不能真正地以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為重﹐對共產黨懷有偏見﹐在關鍵時刻不僅不能與共產黨合作﹐相反逆歷史潮流而動﹐站在了共產黨和人民的對立面﹐頑固地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所以﹐他始終不能回答為什麼共產黨受到人民的擁護﹐在全國取得勝利﹐而國民黨最後眾叛親離﹐仍不能歸結失敗的原因所在。
　　值得慶幸的是﹐戴季陶在人民解放戰爭高歌猛進的時刻﹐沒有遠走台灣孤島﹐而把他的軀體留在了大陸﹐留給了生他養他的四川大地﹐沒有「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的遺恨。從這點來說﹐戴季陶倒是沒有太多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