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九君子」與國聯調查團

jiunn36

　　81年前的9月18日那個深夜，蓄謀已久的日本關東軍偽造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的口實，突然向東北軍發動偷襲，以比一次軍演還快的速度，一夜之間佔領了瀋陽城製造了那次驚天動地的事變。事變3天後，瀋陽便被日軍更名奉天，市長也變成了日本人。事變僅3個多月，整個東北被日軍佔領，東三省變成了一個日本人掌權的「滿洲國」。
　　用計算機算算吧，那比日本領土大許多倍，比釣魚島大無數倍的偽滿洲國，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多大的罪惡之作啊！這罪惡之作是日本蓄謀了幾十年而突然實施的，現在重提此惡，不是翻小腸向日本反攻倒算，而是反思日本民族思維的劣根性！就是這劣根性，造成日本侵略者野心膨脹蛇吞大象，犯下坑人害己的滔天惡果。
　　先反思我們自己吧！事變發生那個晚上，當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向張學良少帥報告日軍襲擊北大營的消息時，得到的訓令竟是「謹遵守國際聯盟基本原則，無論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報復」。張學良一夜之間向南京政府十餘次告急而得不到答覆，只好仍按蔣介石以前旨意，通過副官譚海向東北軍傳達指令：「要慎重從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堅決不要抵抗。」而此時的蔣介石正在長江船上為前方剿共失利而頭痛，並在日記上寫著這樣的話：「對匪決取包圍策略。」
　　在政府上下不抵抗指令束縛下，當北大營已遭炮轟，東北軍最精銳的第七旅軍官趙鎮藩電話向參謀長榮臻報告時，榮臻回答：「無論如何，就是日軍進入軍營也不要抵抗，武器要收入庫內。」趙鎮藩問：「日軍要命怎麼辦？」榮臻憤憤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要命就給他！」話筒剛放下，瀋陽典獄長也來電話請示：「日軍爬牆，在城上向獄內開槍射擊。」榮臻來不及回答，航空處又來電話報告：「情況緊急，機場停有42架飛機！」榮臻命令飛機「迅速飛往錦州，飛走一架是一架」。但因東北軍一直堅持力避衝突的原則，疏於防務，當時竟找不到一名飛行員。42架飛機連一紙收條都沒有打，便被日軍順利收去。
　　此時北大營的趙鎮藩向正在榮臻身邊的旅長王以哲報告：「日軍滿院都是，已砸開槍庫，打死中校軍械官！」
　　王以哲再也忍不住憤怒問榮臻：「我們就不能還手嗎？」
　　榮臻沈默一會才說：「你回去吧，自己看著辦！」
　　然而王旅長返回時汽車已被日軍掠去，參謀長「自己看著辦」的命令沒能傳到北大營。直到日軍大批進入營房，許多戰士來不及穿上衣服，就被射死刺死在床上時，忍無可忍的官兵才被迫砸開軍火庫，自發拿起武器猛烈還擊。戰至19日清晨，北大營失陷，整個瀋陽城便也失陷。
　　第二天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便由旅順遷往瀋陽，以致司令官本莊繁在日記中感嘆：「關東軍從18日夜晚起，是疾風迅雷的，在19日一天之內，就一舉掃蕩張學良在滿鐵沿線的主要部隊，徹底消滅了他的根據地。這與平時計劃的全軍向奉天集中雖然有所不同，但其行動卻整齊神速得就像幾天前的檢閱演習一樣！」
　　當時駐北平的日軍特務在給關東軍的秘密報告中也說：「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在滿洲勢力，行將陷於重圍。」這說明，是萬惡的不抵抗政策幫了日軍的大忙！瀋陽北大營駐紮的8000多精銳東北軍，竟被600多日軍輕而易舉擊潰，東北軍傷亡官兵300餘人，日軍只傷亡24人。
　　事變第二天，整個瀋陽的機場、車站、機關、學校、銀行、商號、企業、兵工廠等所有重要的地方，統統被佔領，連公安局也被佔領。空中有日軍飛機轟炸，地上有日軍坦克橫衝直撞。事變僅三天，日軍便實行軍政管理，推出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為市長。事變一周內，日軍便佔領了東北30多座城市。
　　更值得反思的是，事變發生後，張學良一反平日的衝動，竟出奇冷靜地強調：「我方官兵，悉不準備抵抗」，「望國民冷靜隱忍，勿生枝節」，「只求全世界輿論之公斷，並希望公理之得申」。蔣介石竟把事變看做國內矛盾「轉禍為福的轉機」，仍按兵不動，坐等國聯裁決，而把大軍調往西北剿共前線。
　　等了3個多月後，等出了個日軍槍炮撐起的「滿洲國」。日本向全世界謊告，這個滿洲國，是中國東北三省即滿洲各族人民自發建立的自治國家，日本只是該國家友好無私的保護者。無恥！跑到別國的土地上，用飛機、大炮和刺刀建立了一個比自己國家要大許多倍的「國家」，還說是順應民意的民族自治。由此讓我頓悟，對當年犯下滔天侵略罪行並沒進行認真反思的日本，仍然劣根不改，他們此次要把中國釣魚島作為自己的申遺對象，就不足為怪了。
　　面對如此慘痛的現實，無能而又私心重重的蔣政府，沒有對無理的侵略加以抵抗，而是癡心厚望於形同虛設的「國際聯盟」派出的調查團前來裁判解決。當時，中國政府彬彬有禮的等待，讓被等待的國聯調查團都奇怪了：中國光東北軍就有30多萬，為什麼要坐以待斃呢？古往今來，遇到此種情況，哪個國家不是通過反抗來解決的呢？唯有這個漢奸輩出的中國，如此能忍能讓！
　　反倒是那些無職無權、愛國、有血性的民眾，自發奮起，以血肉相抵抗。東北各地許多熱血男兒迅速揭竿而起，組織了各種武裝反抗團體同日寇生死相搏。因這方面過去已有許多宣傳，這裏暫且不提，我只想說說以前鮮為人知的「瀋陽九君子」等愛國知識精英的可敬之舉。
　　剛得知「國聯調查團」要來中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滿洲國」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銀行家鞏天民為首的瀋陽九位愛國知識分子，便自發秘密組成了「國聯外交愛國小組」，這九人還包括金融家邵信普，醫學教授劉仲明、畢天民、張查理、李寶實、於光元、劉仲宜，教育家張韻泠。他們在日軍一邊實行白色恐怖一邊銷贓滅跡的情況下，冒死行動起來。
　　要知道，獲取每一件罪證都是驚心動魄的。比如，日軍把持「滿洲國」財政的證據佈告，是貼在財政廳大門前的，那裏時刻有日軍站崗。負責拍照此證的鞏天民，選擇陽光最好的上午，懷揣相機偷偷爬到日軍司令部對面一家商號房頂，長時間等候陽光直射到哨兵和佈告。腿腳等麻了，蹬掉一塊屋瓦，院內湧出一群人大喊「捉賊」。他趴到樹枝掩著的房脊上好長時間不敢大聲喘氣。待捉賊人散去，日光也照過來了，又怕哨兵聽見按快門聲，想借汽車聲掩護，然而過往汽車又極少，等待好久才趁汽車聲拍照成功。
　　日滿政府不僅瘋狂銷贓滅跡，而且大肆編造假情況，這就給愛國小組增加了難以想像的困難。有些日軍張貼的告示，白天尋到地點，晚上再揣了水瓶子把告示潤下來，弄殘缺了的，還得想法再找。更難找的是一些日軍直接發給「滿洲國」政府的命令文件，如果對偽政府的管卷人員思想情況摸得不準，貿然請求拍照，很可能會被檢舉逮捕。光是為拍到一份這樣的文件，他們需周密計劃，花許多天作相關人員的思想工作。
　　日軍專門安排「滿鐵株式會社」成立了應付調查團的「準備委員會」，指揮日軍後撤至鐵路沿線，以造成沒有日軍佔領的假象。如果行人被詢問「你是哪國人？」，必須承認是「滿洲國人」；強迫學生必須高呼「滿洲國萬歲！」；關東軍還特地編印了一套《想定問答集》，迫使官民眾口一詞，如果被問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問題，則要做到閉口無言；規定若有人能告發私自向調查團遞交信件，或私下會見者，將獎勵高額獎金；「政治犯」、能講英語和法語的住院病人、乞丐、無業遊民，以及任何「可能會損傷日本人面子的人」，都被關押到「滿洲國」監獄。
　　在這樣驚心動魄的恐怖中，愛國小組秘密奮鬥了四十多天，每聚會一次，必「各飲苦水一杯，以勵臥薪嘗膽之志」，深信「中國如永無自決辦法，則別國不會有代決辦法」。鞏天民除了領導愛國小組行動，還把妻兒和親戚也發動起來，為他站崗放哨，收藏或轉移秘密材料。每次出門他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來，不要去找我！」他連除夕之夜都沒間斷出去活動。他和劉仲明等還在教育界和醫務界串聯了百多人，成立「衛生會」，每人每月捐出自己工資的十分之一，資助義勇軍武裝進攻日偽政權，以造成正面證據。
　　在腥風血雨、城頭高掛太陽旗卻暗無天日的瀋陽城裏，九位愛國君子秘密在各界知情人士中四處奔走，搜集到幾百份珍貴材料，光是打印，九人就花費了8天時間。然後他們又分工合作，有人編輯整理，有人重新謄抄打印，有人再翻譯成英語文本，最終形成一份400多頁、文圖量相當大的英漢雙語彙編文件。這冊文件分三篇編定：第一篇主題為「九一八事變」是早有計劃的侵略行為；第二篇主題為「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東三省到處殺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國主權；第三篇主題為偽滿洲國的建立是日本侵略軍一手炮製的。
　　彙編文件完成後，還有一個特別關鍵、也特別危險的程序：根據國際法庭的法律原則，提供材料者必須在文件上鄭重簽字，否則沒有法律效應。這就等於說，他們必須一個個都在生死簿上簽名！九位大義君子都這樣做了。簽名者之一張查理的夫人宮菱波，英文特別好，她特意為這冊材料趕做了個藍緞子外皮，又用紅絲線繡上「TRUTH」(事實)字樣。此時，調查團還沒到達瀋陽，他們又冒生死之險，經多方秘密調查瞭解，找到一位與中國人有親屬關係的英國駐瀋陽領事館友人，托他屆時把這份具有國際法律效應的文件轉交給團長李頓。
　　但是，本無實力又懷了私心的國聯，遲至1932年2月2日才正式派出以英、法、美、德、意五國各出一名代表組成的調查團。因英國代表李頓是團長，故俗稱李頓調查團。李頓捨近求遠，從歐洲乘船出發，繞道美洲，訪問了3個調查團成員國的首都後，不是先到遭受侵佔的中國東北，而是於2月29日先到了日本。在日本，調查團一路聽到的當然都是強盜邏輯的一派胡言。
　　當調查團再由日本到達中國，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調查了政府及各方代表人士後，幾經輾轉才於1932年4月21日到達瀋陽。按說調查團到東北，本應由中國負責接待，可是，由於東北已成了日軍掌控的「滿洲國」，不僅沒讓中國接待，竟連中國政府的代表也險些不得「入境」。後雖幾經周折得以入境，卻隨時有遭暗殺的危險，這便可想而知，日本強盜會怎樣極力阻控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地瀋陽的調查了。
　　試想，沒了本國軍隊保護的老百姓已成了亡國奴，連吃碗白米飯都算經濟犯，說句不滿的話就是政治犯，哪還有權利有機會接近調查團提供真相證據？就連中立國醫院收治的百多名「九一八事變」傷兵，都被日軍以轉院治療為由，趕在調查團到達之前，送往外地，全部處死滅口了。
　　調查團所能到達之處，日軍都周密佈控了便衣憲兵和特務，反日人士想接觸調查團，簡直難如登天。調查團人員想單獨外出轉轉都有人「保護」。所謂調查，幾乎等於聽日滿當局安排的「侵略有理」的匯報了。而日本關東軍方面安排的所謂知情人，不是特務便是漢奸。
　　如果調查團取不到日軍罪證，那東三省就將在世界輿論中真的成為「獨立國家」了。讓調查團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倘遇到這種情況，別國都是一邊武力抗擊，一邊向外界求助，而中國政府卻悠閒地等待調查！連調查團中有同情心的李頓團長，都急得寢食難安，無法理解。
　　值此國家和民族危亡之時，能自覺冒死挺身而出者，必是心懷大義的民族驕子，與拿起刀槍抗戰的武士，應同為英雄。瀋陽九位置生死於度外的愛國君子，在調查團到瀋陽之後，輾轉再三，終於將這份生死文件當面交給李頓先生，並秘密同他們進行了面談，同時還替其他一些民眾團體遞交了一批相關材料。這份分門別類彙編而成的大型材料，成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對日軍侵華行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據。
　　《報告書》一經國聯公佈於世，日本立即陷於國際輿論譴責的被動局面，不禁惱羞成怒，宣佈退出國聯，並悍然縱兵入關。《報告書》雖然沒能制止日本對中國的繼續侵略，卻對中國政府丟掉幻想，決心實行全國抗戰，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日本政府惱羞成怒退出國聯後，日偽當局很快將這九位抗日知識分子一一逮捕入獄，施以酷刑與利誘。九人在獄中及出獄後，一直與日寇鬥智鬥勇，體現了高尚的愛國氣節，被後人稱頌為「瀋陽九君子」。讓我們記者他們的名字：
　　第一位，最重要的領導人物鞏天民，1887年出生於山西大同，原名鞏殿魁，1921年讀過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新民篇」後，改名鞏天民，以示反封建追求民主之意。後來成為東北金融界著名精英人物，時人曾把他與榮毅仁並稱「南榮北鞏」。他也是中共遼寧黨史上最早的黨員。
　　第二位，主要人物劉仲明，1893年生，遼寧葫蘆島人，偽滿前的奉天醫專副校長，東北醫學界精英人物，因參與向國聯調查團送交材料，被日軍逮捕入獄，慘遭迫害。
　　第三位，畢天民，1899年生，黑龍江赫哲族人，1930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後獲公共衛生學和醫學博士，又獲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因和鞏天民、劉仲明等參與「國聯外交」鬥爭，被捕入獄，出獄後仍繼續開展鬥爭。
　　第四位，於光元，1899年生，山東煙臺人，1921年畢業於奉天醫科大學，1925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與鞏天民是誌趣相投的朋友。
　　第五位，張查理，1895年生，山東省蓬萊人，1918年留英歸國任奉天醫學院教授、院長等職。「九一八事變」後目睹日軍侵華罪行，與鞏天民、劉仲明等人搜集日軍佈告及日軍炮轟村鎮、槍殺百姓的照片等罪證。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後，受盡酷刑，始終不屈。出獄後，去往關內參加抗日鬥爭。
　　第六位，李寶實，1900年生，吉林省梨樹縣人，1918年考入奉天醫專學校，1929年獲英國愛丁堡皇家大學研究生學歷，1932年回國，在堅持抗日救亡的同時，堅持醫學研究。
　　第七位，張韻泠，1895年生，遼寧遼中縣人，畢業於奉天兩級師範學校本科，與抗日名流閻寶航是同班學友，1931年燕京大學畢業，自覺參加抗日鬥爭。
　　第八位，劉仲宜，早年留學英國，回國後創辦奉天同仁醫院，任院長，與鞏天民、劉仲明、張韻泠等是誌同道和的朋友。因參與國聯外交抗日活動被捕入獄，慘遭酷刑折磨至精神失常。
　　第九位，邵信普，曾任營口銀行經理，因與鞏天民是老鄉，受其影響較大，共同參與了國聯外交救國活動。
　　「瀋陽九君子」，在以往重要史冊中沒有受到重視。是時代的燭光，照亮了遼寧社科院東北淪陷史研究室年輕學者張潔的史學慧眼，把這一顆塵封多年的珍珠從史海打撈出來，精心打磨，寫成了《歷史回眸》一書。全書以「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的誕生為經，以「瀋陽九君子」和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為緯，繪織出一幅色彩斑斕卻又正義和邪惡涇渭分明的畫卷。屈辱年代的「瀋陽九君子」類民族英雄人物，本該青史留名，卻漸漸鮮為人知了所以我以此文，由衷向「瀋陽九君子」及具有君子之氣的著作者深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