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法家治術

jiunn36

　　雖然康熙帝的君臣觀念主體上是儒家的，但是法家觀念也是不可或缺的，儒法交互為用，否則就會像梁武帝那樣亡國。熊賜履曾經從宗教的角度告誡康熙帝要以梁武帝為誡，不可佞佛。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雍正帝、乾隆帝都篤信佛教，卻並沒有被大臣篡權。現在，需要從法家的君勢、法術的角度談一談康熙帝是如何加強皇權的。
　　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利用胡惟庸案件廢除宰相後，就增設殿閣大學士作為秘書顧問，到明成祖時稱之為內閣。至明中葉後，內閣首輔大學士實際上已經形同宰相，朝中官員也尊稱內閣首輔為宰相。雖然清初沿用明代內閣體制、設置內閣大學士，但這只是一種榮譽頭銜，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籠絡漢族官員。康熙初年把南書房改造成草擬詔諭的中樞機構，吸取了議政王大臣兼職的特點，「南書房行走」都出自翰林院。
　　為了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清初，統治者對中樞機構的權限以及人員構成屢屢予以變更。清入關前，受軍事民主制的影響，創建議政王大臣會議，入關後又在關外舊制內三院(內弘文院、內秘書院、內國史院，1636年建立)的基礎上組建內閣。但清代的內閣與明朝內閣不同，實際上只是一個傳達諭旨、發佈文告的衙門，凡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而交議政王大臣會議。
　　清廷南遷北京，順治小皇帝沒有實權，議政王大臣的權力也受到攝政王的壓抑。康熙初年也是如此，皇權受到嚴重侵犯。康熙帝逮治鰲拜以後，議政王大臣們的勢力又有所抬頭。康熙帝乃借助於漢臣的力量和儒法兩家的君臣觀念，極力加強皇權，逐漸把議政王大臣們的權力奪歸皇帝。滿洲貴族們在清朝政治生活中不能再發揮任何制衡作用了。
　　清朝完成君權一攬形式的專制政體是從康熙朝開始的。康熙帝剪除鰲拜集團，使國家大權集中到自己手中，並將這種專權形成傳統。他說： 「天下大權當歸於一」，「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任於他人則斷不可行，事無鉅細，朕必躬自斷制」。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日趨衰微。當時，參加議政的還有大批宗室王公，如和碩康親王傑書、莊親王博果鐸、安親王岳樂、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惠郡王博翁果諾、多羅貝勒察尼、董額、尚善等。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博翁果諾等辭去議政，此後又罷領兵諸王議政之權。康熙二十四年，又將都統中不能辦事者罷去議政權。此時，參加議政的宗室王僅剩傑書一人，議政王大臣會議從最高決策機構變為皇帝議事和咨詢機構。康熙三十六年傑書去世，議政王大臣會議就成為議政臣會議。滿洲王公貴族在中央的發言權日趨削弱。
　　當時無論是議政王大臣、內閣大學士，還是值南書房之漢官，均不得專擅朝政，他們中一些人可能參與某些重要政務，擁有較大發言權，但這種權力只能源於康熙帝的授予。康熙帝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並且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理論與原則，使其後世子孫有章可循，有案可稽，從而保證了這種政體的長期延續。概括起來，他在這方面的君勢、法術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皇帝獨攬兵權，猶今日總統為國家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八旗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八旗王爺擁有兵權。康熙十八年，康熙帝限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員名額，各旗設都統、副都統，掌管宣命教養，整飾戎兵，以治旗人。各都統直接聽命於皇帝，將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剝奪。以後，把八王統兵征伐的慣例改為由皇帝任命出征，往往是以皇家子弟為帥，這就削弱了八王的軍權。康熙晚期，更由皇子管理旗務，徹底改變了八王及其子弟統兵出征的傳統。康熙帝對將軍控制嚴密，絕不使軍權下移。平定吳三桂之亂後，總結經驗，不但不許將軍久握兵權，而且令其經常朝見，使其心知敬畏。他說： 「邊疆提鎮，久握兵權，絕非美事。久握兵權，心意驕縱，故每致生亂也。」又說： 「邊疆提鎮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輩，因為不令來朝，心生驕妄，以致反叛。此處所關甚要，況邊陲將士，惟知其統轄之主，不習國家法度。昔者，朕曾降赦於廣西將軍馬承蔭，承蔭跪受，其下諸人皆驚，謂我將軍也跪人耶？由此看來，不可令人久擅兵權也。」
　　第二，用人之權不可旁落。朝中重臣，用黜一概出自皇帝，絕不分權於大臣。用人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權力，這是實現政治控制的關鍵。康熙帝說： 「用人之權，關係最為重大」，故臣下不得專擅。在列數鰲拜罪行時，曾特別指責鰲拜「欺朕專權，恣意妄為，文武各官盡出其門下，朝廷內外都用其奸黨」(《康熙實錄》卷三四)。有鑒於此，康熙帝親政後對朝廷用人實行高度壟斷，嚴防臣僚僭越。其實是防不住的。康熙中葉，權臣明珠、余國柱，賣官鬻爵，權勢熏天。康熙二十六年，小于成龍控告二人賣官。康熙帝問： 「何無人參？」答： 「誰不怕死呢？」康熙帝說： 「有我在，他們的勢力重於四輔臣嗎？我欲去，則盡去之，有何怕？」然後才有人敢於參劾，乃將二人革職。
　　又如： 當時河道總督于成龍「自任巡撫及為河道總督，惟知援引私人」，這本來也是官僚體制之內的成例，沒有什麼特別不對的地方。但是于成龍卻說出「寧殺于成龍，至於屬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的話，康熙帝聽到他這種言論，頗不以為然，當面訓斥他說： 「用人之權，豈人臣所得專擅？朕今用人，若有保舉官員，亦必就中論俸升補，即素所深知者，亦視其效力之處，酌量用之，否則，俱使論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際尚不肯任意，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後必自己獲罪，爾其戒之。」又說： 「于成龍居官好，亦曾效力，但為人膽大，凡事必欲取勝，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權，非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既然于成龍是針對自己一部分屬下說這話的，某些職位也不可能都由皇帝來任命，就不必深究。顯然康熙帝認為，于成龍有藐視君權的意思。
　　朝中權臣索額圖、明珠用事，必然影響到皇帝的用人之權。一般官員以為非走他們的門路不能得肥缺，輿論也是如此。康熙帝有所耳聞，特降諭旨： 「今朝廷用一人，外人即曰是某大臣薦舉，故用之，或有商議之事，即聲言某大臣稱某官之優，言某官之劣，致使躁進之徒營求奔競於大臣之門，從此而起。凡官員之優劣，朕若不問大臣何由而知？大臣雖有薦舉，用與捨則皆出於朕之獨斷。間或用一二人，也不過是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薦舉而用之，那麼朕所治理之事又為何？雖有經過詢問九卿舉出之人，用者與不用者各半。」大臣可以薦舉，但用人的最後決定權在皇帝，決不在大臣，否則皇帝就沒有事幹了。
　　如征討台灣，康熙帝就是先問後定。姚啟聖多次上疏舉薦施琅重新擔任福建水師提督，認為他熟悉海上情形，並富有謀略，鄭氏對其頗為畏懼。啟用施琅之前，康熙帝問李光地： 「你胸中有相識人，可任為將者否？」李光地答： 「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數日後，斟酌妥即覆旨。」康熙帝說： 「很是，你去想。」後數日，皇帝派明珠來問，李光地說： 「都難信及，但計量起來，還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台灣)殺，是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沒有人超過他。又其人還有些謀略，不是一勇之夫。又為海上鄭軍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則先奪鄭軍銳氣。」後來，大學士李霨又推薦施琅。起用施琅，李光地認為是自己起了關鍵性作用。康熙帝則認為，特別擢用施琅是「斷自朕衷」。其實，最早並多次保舉施琅的人是姚啟聖，他甚至以全家百口力保施琅擔任此職。施琅征台成功，康熙帝就認為是自己用人權運用得好，但如果施琅不成功，恐怕就該問大臣的妄舉之罪了。
　　康熙帝的法家用人思想，必然有其失誤之處。試舉兩例：
　　清初名臣大學士魏裔介於清廷頗有貢獻。但是，在康熙帝清除鰲拜之後，卻遭到彈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舉劾他與鰲拜的親信班布爾善相互勾結，專權亂政。吏部都察院會勘的結果是，此奏不確。魏裔介受此打擊，遂於次年正月以病乞假。雖然魏裔介與鰲拜不是一黨，但是也沒有勢同水火，這就很可疑，有些不可靠。這種思維邏輯是人們常常使用的。年輕的康熙帝不免對其有遷怒之意，所以對於魏裔介就毫無挽留之心，這就使朝廷失去一名卓有建樹的能臣。魏裔介頗有遠見，早在康熙元年二月，當魏裔介得知吳三桂俘殺了明永歷帝后，他就上《請駐防荊襄以防要害疏》說，雲南雖平，但地處邊陲，倘或戎寇生心，鞭長不及，鑒於前史，荊襄乃天下腹心，據水路之勝，當選一大將領兵數千常駐荊襄，無事則控扼形勢，有事則提兵應變，這是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今日之謀也。(《兼濟堂文集》卷一一)當時是鰲拜當權，未予採納。康熙十二年，吳三桂起兵反叛，迅速進入湖南。康熙帝平叛的第一個行動正是運用當年魏裔介的建議，命前鋒統領碩代率每佐領前鋒一名，兼程趕往荊州防守。時人都佩服魏裔介的遠見卓識。可是，魏裔介始終沒再被起用。康熙帝既然用魏裔介之謀，為何不用其人？原因在於康熙帝認為魏裔介「為人強悍」，「生平實好生事」(《康熙起居注》1493頁)。其實，這種看法只是偏見。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對待另一位能臣的。
　　吳三桂之亂期間，福建總督姚啟聖親自收復了被台灣鄭軍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軍在戰場上大有轉機。姚啟聖上疏說： 福建百姓一苦於戰亂，二苦於清兵，三苦於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佔盡民房、徭役繁重難當等事為害最烈(《憂畏軒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撫鄭軍，整肅吏治，嚴行賞罰，為了兌現獎賞條例，他自捐銀8萬餘兩。澎湖之戰前夕，他晝夜趕修戰船，竭力籌措糧餉，將自家的銀盤杯碗並其妻妾首飾等物，悉數捐出，以供軍需。官兵見此情景，「相視感歎，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平定吳三桂之亂，收復台灣，姚啟聖成效卓著，康熙帝也予以表揚。
　　由於施琅與姚啟聖意見不合，清軍攻克澎湖後，施琅隨即派侍衛吳奇爵進京奏捷，蓄意「得姚(啟聖)一點陰私事」在皇帝面前進諂(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一二)。康熙帝當然深信自己身邊的侍衛，因為這就等於是相信自己正確。同時，明珠等人也在康熙帝面前中傷姚啟聖。康熙帝因此指責姚啟聖「頗多虛妄」，「並無勞績」，「妄言保舉施琅，飾為無益虛詞」(《康熙起居注》1067頁)。這些說法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對姚啟聖的評價。康熙帝喜歡親自召見大臣，為什麼康熙帝在從未召見姚啟聖的情況下，就對姚啟聖下此斷語？顯然有失公正。
　　收復台灣後，姚啟聖又比李光地、施琅更早提出台灣宜守不宜棄的主張。此外，他還疏請復五省遷界，開六省海禁。這些都是切中時政的遠見卓識。但是，康熙帝卻斥責姚啟聖「明系沽名市恩，殊為不合，著各本皆不准行」(《康熙起居注》1078頁)。時隔數月，康熙帝於同年(1683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卻下達了與姚啟聖上述建議相同的諭旨。同年，康熙帝讚揚施琅平台之功，封靖海侯，世襲罔替。而姚啟聖則被停其「議敘之旨」，這真是令姚啟聖寒透了心。他心情鬱悶，疽病復發，於是年十一月逝世。
　　第三，為保證君權不被侵犯，嚴禁臣僚「越權」。自從明朝廢除宰相以後，皇帝就兼決策與執行權於一身，成為專制極權的化身。康熙帝在漢人文化影響下，對君權具有非常明確的意識，說自己「豈肯以大權授人」？那麼，大臣有什麼權力呢？只有出謀劃策和具體執行的權力。康熙帝提倡大臣勤慎守分，而厭惡大臣專權。他說：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生事，其專權好勝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於國家何益？」大臣的「勤慎」比「能」更可貴，因為「能」與「專權好勝」可以畫等號，即使是為國分憂，也是「遂其私意」，所謂「於國家何益」可解讀為「於皇權何益」。
　　五十三年，康熙帝認為刑部郎中宮夢熊行止不端，膽大執拗，恐其「留在部內，必致紊亂」，特令革退，並說，部院內復有如此等人，著即參奏。次年，戶部尚書趙申喬欲變成例，康熙帝大不以為然，說： 「看來近日或有人欲專權用事，此輩在朕前則不可，凡事俱宜滿漢合一，折衷辦理，自用可乎？」能臣要有所作為，往往被視為自行其是。康熙帝為政崇尚寬大的同時，也竭力強化君權一攬。如臣僚中有奏請頒行恩詔者，往往被視為越職，而予以斥責。例如，二十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蕩平，請大頒恩詔。康熙說「頒行恩詔，出自人主」，徐元文是「沽名市恩」。(《康熙起居注》第一冊)也就是說，徐要在老百姓面前買好，使自己成為「皇恩浩蕩」的背景。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禮科給事中鄭顯以平定噶爾丹，請頒赦詔，康熙說： 「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 …鄭顯妄以詔款陳奏，念其本系言官，特從寬處理，著大學士等嚴厲訓斥之。」(《康熙聖訓》卷二四)臣子這樣做，到底有什麼罪呢？因為這樣一來就使皇帝處於被動的地位上了。好事要皇帝自起，美譽要歸皇帝享有，在這裡面不允許有臣子一絲一毫的影響力。好事好話不允許臣民發自良心而為之，要由君上提出來。所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皇帝怕的是「如今的道學，便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皇帝有這種心態，好事自然也就沒有人主動去做了。
　　第四，監督地方官員，創立密折制度。皇帝要獨攬大權，防止臣僚僭越，就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防範、監督、控制機制。當時，清廷沿用明朝的方法考察官吏，有京察、大計、軍政等方式。京察是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計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軍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康熙帝經常接見文武官員，通過談話，察言觀色，又往往親自驗看武官騎射，想方設法瞭解實際情況，可惜這都只能是表面觀察。對於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連表面觀察也沒有。康熙帝說： 「天下大矣，朕一人聞見豈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康熙後期，吏治鬆弛，各級官吏很少據實上奏。皇帝為了強化控制，必須掌握真實情況，密折制度便應運而生了。起初，密折只是皇帝的特別耳目。密折是不經內閣而直達御前的、非程序化的小報告。
　　康熙五十一年，發生江南科場案，督撫互訐，震驚全國。江蘇巡撫張伯行疏參兩江總督噶禮與考官通同作弊，賄賣舉人，收取銀兩。噶禮疏劾張伯行挾嫌誣陷，監斃人命等七大罪狀。康熙帝派大員審理此案。他們鑒於上次噶禮被參，而康熙帝寬容噶禮，反坐參劾者的教訓，照例依然偏袒噶禮。不知此次卻又不然，康熙帝也許是要彌補上次的錯誤，一定要秉公執法。既然正常渠道無法暢通，只好開闢二渠道。康熙帝令蘇州織造李煦調查審案實情，以及江南群眾的輿論，噶禮與張伯行的動態等，然後密折上奏。當時，主考官為左必蕃，副主考是趙晉。發榜後，蘇郡中試者多為揚州鹽商子弟。諸生嘩然，千餘人聚集蘇州玄妙觀。有人寫對聯諷刺兩位主考道： 「左丘明兩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又有人以紙糊「貢院」之匾，改為「賣完」。諸生認為，是趙晉與噶禮共同賄買關節。噶禮以謀反罪名逮捕諸生首領。此事使人想起順治朝的士人哭廟抗議貪官事件，那次事件以金聖歎等人的被殺頭而告結束。一時，貪官污吏，大受鼓勵，三尺小兒，皆歎不平。
　　康熙帝得到密折，瞭解了情況，使他得出了審案大臣偏袒噶禮的結論，從而做出了嚴懲噶禮的決定。皇帝掌握眾官員情況的渠道不再因為官官相護而堵塞。有些問題通過主渠道難以查清的，經過密奏之二渠道就清楚了。康熙帝認為允許密奏有利於約束官吏： 「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驚懼，修身反省矣」。(《清聖祖實錄》卷二七○)如此一來，密折的形式就是不可或缺，密折的精神更是牢不可破。非程序化的密折當然有好處，猶今日非程序化的電話竊聽，再民主的政府也離不開它。
　　又如江南三江口及山東地方，鹽梟橫行，致使官鹽壅塞，商旅受害。而當地軍政官員並無一人據實奏聞，又是織造曹寅、李煦上密折啟奏。康熙帝聞奏後，欽派禁旅，清除鹽梟。康熙帝嘗到了密折的甜頭，就把密折權進一步擴大。有些差遣到各地辦事官員回朝覆命時，受皇帝之命，將所見所聞密報；大臣、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皆許密奏。有的欽差可專折密奏；因派出欽差等人有在外地為非作歹者，又給予督撫密奏並擒拿歹徒之權。兩者相互制約。康熙帝說： 「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關係，此即明目達聰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無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親批。」這些都是康熙帝的法家思想在吏治方面的表現。
　　第五，親自考察地方。康熙帝除了多次下江南，也常常巡狩北方。康熙帝出巡與秦始皇或乾隆帝出巡不同，他不是為了遊山玩水，而是為瞭解下情。他對隨行的翰林學士高士奇說： 「上下不通是帝王為政之大忌。明朝失國最重要的原因，是崇禎帝居於深宮不瞭解地方，不瞭解下情，造成君臣隔膜，君民不通，以致最終失國。李闖打到了京郊昌平縣，他尚全然不知，何等荒唐。」
　　高士奇說： 「為君者要明瞭天下大事，百官要瞭解民情，就不可不經常深入地方，庶可使上下暢通。」在一個專制時代，要做到上下暢通，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皇帝出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瞭解到一些民情。如有一年北方大旱，卻無人向康熙帝報告，他出巡時見到餓殍遍野，感慨地說： 「日居深宮，天下大災都不知」。
　　處在地方的官吏，因為「天高皇帝遠」就敢於為非作歹，百姓無處申冤。對於皇帝來說，有了密折制度，再適當地出巡，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情上達」。有總比一點都沒有好，多瞭解一些情況總比少瞭解情況好，對下面的官吏即使不能瞭如指掌，也總比完全被蒙在鼓裡好。
　　今日的影視作品常常戲說康熙帝如何微服私訪。其實，康熙帝最反對微服私訪。他說： 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為傳聞，以警眾人。「然此等事，朕斷不行。若如此行，舉國臣民，以及汝等僕隸，未有不識朕者，非徒無益，亦於大體有傷」。(《康熙起居注》第三冊)「欲知天下事理」靠密折遠勝於微行私訪。出巡也有利於親自考察民情和官民關係。皇帝出巡，浪費錢財無數，皇帝久居宮中，又不能瞭解民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對清官宋犖大加讚揚，說： 「朕到此，無一人說爾不好，爾真是好官， 深得大臣之體。」
　　中國歷史上如康熙帝這樣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是不多見的，康熙帝常說「知人難，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在於此」。其實，如能尊重民意，知人就不難。封建時代由於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官吏的陞遷與否，完全由上司決定，故此，官吏大多都一門心思只求討好上司，而不顧百姓死活。其實皇帝心中很明白，鑒別官吏良莠的途徑很簡單，只要向百姓一詢問就知道了。正如康熙帝所說： 「民心不可欺，官好與否，於此立辨矣。」既然如此簡單，那麼皇帝為什麼不常常聽取百姓的意見以評選官員呢？
　　皇帝尊重民意和扶持清官，只能限制在一個小小的範圍之內，超出這個限度就不允許了。即使是封建盛世時期的英明君主，也往往由於個人的學養和性格而有很大區別。康、雍、乾之朝，這三個皇帝對官吏的考察就大不相同。康熙帝較能尊重民意，因此也較願意聽取百姓的意見來考察官吏的清廉與否。雍正帝則是派員巡察和實行密折制度來監察官吏，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乾隆皇帝則不然，多以主觀好惡為標準，除了興文字獄超過康、雍二朝之外，對民意和清官也最不尊重。
　　以上是康熙帝法家治術的幾個重點。不要以為康熙帝服膺理學儒術就會拒絕使用法家的君術，也不應該把法家的權術與儒家的權術簡單地對立，或把兩者簡單地混為一談。正如前面說過的不能孤立地把胡楊與楊柳相比較而定優劣一樣，法家思想(君權一攬)與儒家思想(君逸臣勞)也是不可以簡單地比較而定優劣。具體情況適合用哪一種方式就用哪一種方式。儒家的思想是君權不必與相權相矛盾，而是相互促進，這種境界就是「無為而治」。這顯然是太理想化了。法家則不然，過於強調人性之惡。確實許多情況下人就是不自覺，非嚴治不可，但是以為人性只有黑暗的一方面，人類的前途就沒有一點希望了。所以要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康熙帝是法家與儒家兩手都有，兩手都硬。中庸之道要做得好，卻不容易，中國歷史上，康熙帝算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