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居住正義啟發香港 破解政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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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新加坡是永恆的雙城鏡子，新加坡的善治模式能為香港反修例風暴帶來破解的靈感，衝破街頭暴戾的硝煙。香港的房屋問題本質是政府、地產商的「共犯結構」，加上佔人口比例近半的港人加入了「有樓俱樂部」的「老鼠會」，窒礙了青年置業、社會上流的空間。香港政府要拿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鬥志，推行政治、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帶來居住正義，破解深層次的政治與經濟矛盾。

反逃犯條例風暴持續兩月之久，引爆了香港深層次的矛盾，千頭萬緒，但最可以一針見血地解決問題的是新加坡模式的啟示，強調居住正義的權利，讓居者有其屋，形成社會的穩定基礎，拒絕社會的動盪。

香港的街頭騷亂根源是政治、經濟結構矛盾，每天在街頭「讓磚頭飛」襲擊警察的新一代，在現實生活裏是「樓奴籲天錄」的受害者，蝸居斗室的無望，結合在政治上沒有出路的扭曲體制，造就一代的叛逆勢力。香港的房屋問題之難冠絕全球，同為小城的新加坡卻能走出一條新路，落實居住正義，也有良好經濟、新產業發展。南洋的新加坡能為香港提供新的靈感，通往街頭暴力的彼岸，香港必須效法新加坡，重拾香港的居住正義、分配正義，進行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大改革，改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才可以走出政治的陰霾，達至長治久安。

香港特區政府與北京中央需要痛定思痛，對香港的房屋問題作根本的解決，根據美國著名地產服務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 Group, Inc.）的統計，香港住宅平均樓價長年位居全球第一，二零一九年就達到九百六十三萬港元（約一百二十三萬美元），但同時平均單位面積只有五百九十一尺，奇型怪宅式的「棺材房」、「太空艙」在香港也是層出不窮，量度貧富懸殊的指標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在二零一六年達到零點五三九，已達「動亂邊緣」的級別，是亞洲貧富懸殊最劇烈的地區，與之比肩的，是非洲中低度發展的國家。

香港政治經濟問題癥結就在於香港幾近瘋狂的樓價，牢牢套住了香港青年的前途，也因為「超級地租」的關係，阻礙新的產業經濟發展，使階級固化，香港不再是冒險家、創業者的樂園。新加坡一向是和香港兩相輝映的城市，但在這二十多年當中，新加坡迎頭趕上，香港卻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為超級地租所困，新加坡卻由於組屋制度、土地儲備體制，將住屋作為公共品（Public Goods）和投資產品兩項屬性分開，切分成兩個不同的領域，既保障了人民有體面、可負擔的居所，亦允許有投資、炒賣的市場，讓社會正義與市場機制兼顧，而不會如香港那樣有所偏廢。

新加坡房屋發展模式的要點大體有三，一是將公營的「組屋」市場和私人市場區隔；二是建立土地儲備制度，使土地供應沒有斷層；三是對炒賣樓宇徵收重印花稅，使炒賣、投機降溫。香港自前特首梁振英時代以來，印花稅也提高不少，但樓價仍節節攀升，反映香港政府房屋問題的癥結在於前兩者的處理力度不足，沒有執政意志，根治香港的房屋問題。

地產霸權綁架

「地產霸權」在二零一零年開始，就是香港重要名詞，這個年份也是香港樓價急劇飆升到不可負擔的時刻。「地產霸權」名詞的發明源於二零一零年的同名書籍《地產霸權》（英文版在二零零五年就出版，原名是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作者潘慧嫻曾任香港地產巨頭新鴻基集團創辦人郭德勝的私人助理達八年之久，又加入過嘉里建設，作為局內人（Insider），透視了地產商控制香港電訊、能源、交通服務，構成跨行業壟斷，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以至對於公共政策有極龐大影響力，左右了政府政策的運轉。

「地產霸權」之所以成立，正因為與香港政府有著「共犯結構」，香港政府本身也是高地價的獲益者，地價收入以及印花稅收入長年達到香港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為例，香港政府收入約六千二百億港元，地價收入是一千六百四十八億，印花稅就達到九百五十二億，佔了百分之四十二，這還未計利得稅收入，香港利得稅最大的來源當然也是地產商，福布斯富豪榜當中，在香港排上前十位的，過半都是地產商。香港政府引以為傲的低稅率、廉潔、高效政府，背後的代價就是高地價支撐的政府收入結構。

沃德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董事局主席盧麒元就指出：「香港所有政策都建基於土地政策，表面看起來廉潔、高效，但和地產商的關係千絲萬縷，雖然不涉及貪污，實際上非常腐敗。」他又說：「香港沒有直接稅，只有間接稅，香港於二零零五年取消了遺產稅，香港從此再無真正意義的直接稅。」使得社會經濟向地產炒賣、金融投資傾斜，而非創新科技等其他實業。

政府與地產商是共犯

香港政府經常以「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的「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原則作為金科玉律的教條，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都例必評香港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也受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稱讚，視為理想經濟的典範。但自由放任主義的濫觴，加上政治經濟結構上的傾斜，在香港亦形成了「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盛行，不加節制的地產霸權遇上視地稅收入為命根的港府，如雨得水，構成了隱性腐敗，屈指可數的富豪及其裙帶集團就掌控了香港政治經濟命脈。

裙帶資本主義猖獗

香港裙帶資本主義的嚴重程度也受到不少國際研究機構和傳媒的指責，美國《紐約時報》在二零一四年的社論，就指香港有著「壟斷式裙帶資本主義」 (monopolistic crony capitalism)，因此既得利益精英階層抗拒一切改革，這當然也包括民主改革。《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在二零一四年開始每兩年編纂「裙帶資本主義指數」（又稱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index），及後香港併入中國計算就難以觀察，但首次公布時，香港就是世界「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名世界第一的地區，富豪財富佔GDP達到接近百分之八十，代表香港的「尋租」（Rent Seeking）現象非常嚴重，富豪們幾近壟斷香港的所有資源，政商裙帶關係緊密，這個問題甚至也獲得香港的公營機構承認，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在二零一六年一份關於房價競標的報告也發現，香港的房價競標明顯受到操控，反映香港土地拍賣可能存在地產商合謀圍標（Bid rigging）的情況，集體操控地價。

結構性分裂的矛盾

香港的修例風暴從另一個維度看，也是結構性的社會矛盾，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就說：「香港的房屋矛盾，在於一半人是業主，一半人是租戶，新加坡業主約九成，日、韓以及歐美業主都超過一半，而租客與業主的利益永遠不一致，是天生分裂的社會結構。」業主期望物業升值，使自身資產上漲，租戶則期望物業貶值，減輕租金壓力，從而希望有機會「上車」（成功買樓），這種接近完美二分的社會，天生就分裂的趨向，而在香港，具體而言就變成世代的矛盾。

香港樓價的急劇上升周期源於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的情形，一九八四之後港英政府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應付工業北移的產業空洞化問題，就廢除「街影條例」（Setback，限制陽台與街道的角度，確保街道有陽光和空氣流通，已於一九八七年取消）以及租務管制（一九九八年及二零零四年先後取消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盧麒元認為這個階段的資產價格上漲，英資財團可以獲得大量資金，在七十年代末，與此同時將香港大批本土資產賣予本地華人資本，例如和黃賣給李嘉誠、九龍倉賣給包玉剛，造成日後四大地產商壟斷香港經濟情形的出現。

因此，嬰兒潮一代在八十年代末至今的資產升值浪潮中，不少都成為業主，與政府、地產商形成「共犯結構」，而八十後、九十後的青年一代則被排擠在這個「有樓俱樂部」以外，隨時日推移，樓價與負擔能力脫鈎，成為香港二零一零年再起的社會運動浪潮濫觴，一開始香港社會運動的焦點也放在財富分配問題，朱凱迪、葉寶琳為首的一代人反對香港的「特權階級」，爭取香港的「土地正義」，爾後到了反國教運動，才把尖銳的「階級矛盾」問題，概念偷換為所謂的「族群矛盾」、中國內地與香港人的矛盾。

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發表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就指出，在二零一八年，香港樓價對家庭收入中位數比例達到二十點九倍，理所當然又蟬聯世界第一，並且大幅拋離第二位溫哥華的十二點六倍，也反映越晚出身的青年一代更難以置業，形成世代分配的不公，使青年「絕望」、走上街頭，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教授李立

luke18169

這是在說什麼,香港的反送中是法律問題,與居住正義是兩碼事,反送中,反送台,反送澳,是不希望香港成為逃犯的天堂,而這次香港借反送中搞光復香港的暴動,己不是反送中了.

shotstar

說穿了  
反送中只是藉口
特首都說條例停審等作廢了
還是一堆人不滿要上街
拿一國兩制開刀
實際上是為了搞港獨試水溫

vul3ej8

新加坡不也是一黨獨大
而且很多監視器喔
感覺像是濃縮版的大陸
只不過領政人比較會搞經濟吧

ibm704167

拜託 可以貼點營養的新聞嗎   只會分化族群

WLIFE

新加坡是一個國家 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都不知道應該如何比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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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ibm704167 於 2019-8-23 18:52 發表
拜託 可以貼點營養的新聞嗎   只會分化族群

駐紐約辦事處大樓誰買？扁打臉蔡英文：明明沒有經手的事 也能開講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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