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與弄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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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代社會相當多的時間裡，翰林一直是個令人羨慕的頭銜。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金字塔的最後一層殿試，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按例成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與編修，其餘的則是見習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極少數的人殿在三甲，卻因朝考優異也被選入翰林的，比如曾國藩，還有魯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銜並不大，除了少數幾個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是五品之外，其餘的概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氣，一是表現在「面」上，做了翰林，雖然只七品也可以掛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資格掛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則是實惠，陞遷特快，前程遠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稱為「老虎班」，升得特別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經過京察之後，可以直接以七品知縣升為四品的知府；幾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級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進而獨當一面的巡撫和總督。就是見習翰林，考試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進士快一些，因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員總會對他們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雖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點，但只要一進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實事可做，而清代由於不立太子，所以沒有具體事務，但機構仍存)，用不著「下放鍛煉」，幾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為各部的侍郎(副部長)和尚書(部長)，絕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項背。
　　翰林出身的人不僅在官場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只有他們才有望爬到最高層。明代的中樞機構內閣的前身，就是幫朱元璋辦事的幾個翰林，所以後來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閣。內閣是明代的最高決策中心，能混上「閣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內閣雖然沒有實權，但入閣者地位卻最尊，所以人人都看著眼熱。同樣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閣，而入不了閣，死後的謚號，就加不上個「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個例外，以舉人的身份入了閣。近代大大有名的幾個人物，像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之所以被稱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們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學士的頭銜。而且事實上，清代的實際中樞機構軍機處裡，滿人除外，漢人軍機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還有兩個非常的機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們讀書和陪皇帝讀書，前者實際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師)，在對「師道」頗為看重的古代，顯然地位非比尋常；後者等於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雖說不高，但是總在皇帝身邊，不論大事小事都能說上話。清代翰林如果掛上了「南書房上行走」、「上書房行走」的頭銜，不亞於一步登天，成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書」，只要對應得當，不愁日後沒有高官可做，大轎可乘。
　　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讀書的地方南書房就是一個隱型的決策中心，進到裡頭「行走」一番，自有無窮的好處。翰林的第二種機遇是被派出去當各省鄉試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學政，主持一省的學校事務。這種差事，實際上是掌握了讀書人能否進入士階層的大門的鑰匙，進了門(中了秀才)能不能參加鄉試，他也說了算。凡是得了這種差事的人，都尊榮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欽差，各地官員迎送必須是最高規格的；學政雖然品級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編修直接去做，但是官雖僅僅七品，到任時總督或者巡撫得親自迎接，因為他們做的是最清高的學務大事。平時省級官員議事，學政與督撫平行，知府以下均對之持屬員之禮，儘管這些人可能都比學政官階高。因為學政雖然不是名正言順的欽差，但卻被視同欽差。獲得這種機遇的翰林，由於幹的是主持考試選拔人才的活計，所以凡是由他們選拔出來最後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們的門生。以後門生出息了，互相標榜，水漲船高，個人的勢力就起來了。
　　在那個時代的官場上，以上諸多好處中哪怕只有一項，也會令人趨之若鶩，更何況一下子有這麼多。所以凡是抱定學而優則仕的人，莫不以進翰林為榮耀，進了翰林，就意味著文理優長，才幹卓著。做翰林，不僅意味著今日的清要，而且預示著他日的顯貴。然而，翰林這個官銜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光景卻大不一樣。翰林始創於唐玄宗，嚴格意義上講，它不是一種官銜，而是一種行政系統以外的差遣，不講官階，更沒有官署，說白了就是陪著皇帝玩的，因此當時叫翰林待詔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詩風大盛，從王公貴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歡吟詩作賦，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愛好也罷，附庸風雅也罷，找幾個詩做得好的人在身邊，總是件賞心悅目的風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學之士佔了很大比重。大詩人李白就幹過這個「買賣」，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於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種種傳奇故事，如李白趁著酒勁讓高力士脫靴，叫楊貴妃捧硯之類。是不是真有這樣牛氣，現在已經無從查對，不過，就算有過類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膽干的，醒了以後肯定會後悔。有材料說，有次唐玄宗在便殿開宴，冷不丁地問李白：「朕與天後(即武則天)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後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儘管已經屈尊拍馬屁了，但是他所夢寐以求的濟世安民、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還是一件也不讓他沾邊。他所能幹的，無非是寫點新詩給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樣，給普魯士國王改詩「洗髒襯衣」。最後李白也急了，「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過了頭，結果自然是「賜金還山」，走人完事。
　　翰林供奉也並不僅僅只有文學這一類，玄宗時有個叫王如ND253的人就「以伎術供奉玄宗」，居然得寵而為女婿求進士及第，玄宗甚至還答應了，只是被主考官擋住了，才沒得逞。這個所謂的「伎術」，可能就是魔術雜耍之類的東西。看來，當時所謂的翰林供奉，凡是能讓皇帝老兒開心的人都可以列入。李白雖然詩名滿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裡，其地位和漢武帝跟前的東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爾放肆一下，皇帝也不會跟他較真兒，從來弄臣都有說話出格的「特權」。看來翰林這種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夠出世，就是因為唐玄宗這個「太平天子」當得太膩，需要找各色人等解悶開心。《新唐書·百官志》云：「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別院，以備燕見。」這裡的「燕」就是燕饗，即我們今天所謂的吃喝玩樂。也就是說，平時，這些人得「時刻準備著」，皇帝每到想樂一樂的時候，就把這些人召來，雅一點的就玩詩，俗一點的就吞火走索、變戲法。不光詩賦和伎術，連唱戲的俳優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據說，唐玄宗還親自下場打鼓，至今梨園行還將這位風流天子奉為祖師爺，鼓師的地位也特尊。翰林的這種弄臣身份，直到宋代餘風猶存，宋代官制中還有翰林茶酒司之名，與後日的「清要」兩個字真是不沾邊。
　　不過翰林作為純粹弄臣的時間並不很長，大概是李白還山不久，唐玄宗就開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幫他起草詔令，批答表疏，將本來屬於中書省的活計攬了些過來。也許是因為中書省太忙，以至文書積壓，也許是皇帝嫌中書省礙手礙腳，所以把權攬到自己身邊，便於控制。顯然，第二種的可能性最大。翰林(只能說是某一些)從弄臣變成了幫手，也不好再叫供奉，於是就有了翰林學士的稱謂。玄宗之後，隨著唐王朝的日益衰落，雖然翰林學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但事權越來越重，在政治中樞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凡任免將相、冊立太子、宣佈征伐等諸項重大事務，其詔令均由翰林學士起草。這種詔令用的是白麻紙，以區別於中書省起草的黃麻紙詔書。再到後來，乾脆由翰林學士來兼中書舍人(中書省具體負責起草詔令的官)，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學士出身。幾朝過後，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跡也沒了，終於演變成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樣子。
　　割人指的是閹割人。在有皇帝的時代，為了滿足皇帝超級多妻而且獨佔鰲頭的需要，皇宮裡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所以，閹割人，成為一門專門的技術，由專業人士獨擅，父子相傳，有著不盡的好處。那個時候，閹割人的和騸牛騸馬劁豬的不分家，彼此混淆，也彼此傳經，但據說還是閹割人獲利最大。因為到了帝制的後期，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餘的產品，或者把俘虜強割了充數，已經變成了窮人家自願將孩子送上來，專門從事的一項職業。在明代，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
　　那個時候，這種職業，對於那些揭不開鍋的窮人家來說，是一項富有誘惑力的風險投資。宦官就是這樣一類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他們是刑餘之人，將男人之所以為男人的東西弄沒了，根本性地讓人看不起；一方面他們卻因此獲得了留在最高權力中心的機會。——按傳統政治的慣例，不管什麼人，只要待在權力中心，就對這種權力有影響力。更何況，那些長在深宮裡，得不到天倫之樂的皇帝，對於伴他從小長大的宦官，往往有著一種類似父母兄弟的感情，很容易得到異乎尋常的信任，宦官也因此被賦予超乎尋常的權力。也正因為如此，歷來的史家，對於宦官大多沒有好氣，好像王朝的霉運，都是這些不男不女的人搗的亂。
　　不過這又是一種利益被過分地誇大的職業。歷史自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累積起來，做宦官的人得有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得臉做得到權宦的，也就是屈指可數的那麼幾十位。能混上個官職，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數人，絕大多數都是白丟了傳宗接代的傢伙，落得個賣身為奴。可是，任何帶有風險的職業都是這樣，發財風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歡傳，倒霉的事，都裝作看不見，心甘情願地將它遮蔽掉。一個宦官，窮人家的小子，風光的時候可以權傾朝野，像魏忠賢，不僅權高勢大，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乾兒乾孫並無窮無盡的阿諛逢迎，簡直就是一個惡俗的中國版的「灰姑娘」的神話，更是使得這種傳好事遮壞事的效應得到沒邊的放大。使得某些窮人，前赴後繼地將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紅樓夢》裡賈元春語)，飽受荼毒，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藝人和皇家宮苑。
　　說起來，閹割就是一種外科手術，做手術就難免痛苦，但只有人的閹割所造成的痛苦最大，至於豬、馬、牛，割完之後只要傷口癒合，就什麼事都沒有了，活蹦亂跳的，但是人，卻往往得遭一輩子的罪。其實，不是由於人在生理結構上有什麼特殊，而是人的社會文化屬性，導致了被閹割者的終身磨難。因為動物閹割去勢，只是將它們的產生雄性激素的器官睪丸割了就結了，根本用不著將性根一起去掉。這一點，我們的民族至少在漢代就已經知道了，因為我們的《牛馬經》上說得很清楚，而且在實踐中也是這麼做的。但是，那些為了服務皇宮而從事的閹割，不僅割掉睪丸，而且必須將人的男根徹底割掉，連一丁點茬都不能留，如果有點茬，就算混進了宮，在日後的例行檢查中也要給剃乾淨了。害得宦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樣蹲著小便不說，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體常年腐臭(正因為如此，宮刑才被叫做腐刑)，年紀大了尤甚。所以，宦官無論夏天多熱，下身都得用毛巾塞得鼓鼓的。
　　這樣做，實際上沒有任何道理，也根本沒有必要，惟一的作用，就是讓皇帝在感覺上更放心。歷朝歷代，寵信宦官的皇帝多矣。甚至連宦官是他爹他媽的肉麻話都能說出來，但沒有一個皇帝，肯愛屋及烏下令讓宦官少割那麼根本沒有必要的一刀，從而免除這些人終身的痛苦。說到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玩物。即使像魏忠賢這樣勢力熏天的宦官，一個剛繼位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皇帝，一句話就可以讓他灰飛煙滅。宦官之惡，其實就是皇帝之惡，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實是打錯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