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房地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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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瓦片兒」是老北京人最中意的營生之一。老捨在《正紅旗下》總結說，吃瓦片兒是最穩當最可靠的。大清國的末代皇妃淑妃文繡，在和溥儀皇帝離婚後，也是在德勝門內劉海胡同買了一座9間房子的小院，穩穩妥妥地過著吃瓦片兒的日子。當然有吃瓦片兒為生的職業，也就相應的有了針對性的賦稅。西周以來，各個朝代名目不同，但徵收對像為房產的稅目不勝枚舉。可見房產稅古來皆有，瓦片兒也不是那麼好吃的。
　　有史可查，最早把房產納入徵稅體系的是漢武帝。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主力再次決戰，與此同時，太行山以東地區發生嚴重水災，七十餘萬饑民無以為生，到處流亡。有鑒於此，桑弘羊和張湯給武帝出主意，向全國有產者徵收算緡，就是資產稅，這個算緡令中就包括對房產進行徵稅。算緡令公佈之後，富豪皆爭匿財，與政府相對抗。於是漢武帝只好使出了強硬的招數，頒布「告緡令」，其內容就是鼓勵舉報，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
　　這個「告緡令」的頒布，等同發動了一場群眾告發群眾的人民戰爭，此令一出，幾乎所有的中產以上的家庭全數被舉報。朝廷內部雖然對這一法令頗多非議，但漢武帝還是不惜用殺戮的辦法來對付所有的反對者。結果是西漢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了，國庫也稍稍充實起來，皇家上林苑裏充滿了沒收的財物，目的達到後，這條法令最後也不了了之。
　　任何朝代都不缺少奇葩，漢武帝「算緡令」頒布後的奇葩就是「愛國商人」卜式。卜式是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洛陽商人，就是一個養羊販羊的商販。開始也就是數百頭羊，可趕上了好時候，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在漢與匈奴開戰之後，卜式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輸作邊用。
　　武帝頗為驚異，派遣使者問卜式：「你是想當官嗎？」卜式回答道：「我從小就是一個放羊的，不懂當官，不願意。」使者又問：「那麼你是有什麼冤情，需要朝廷來洗清嗎？」卜式答：「我平生與人沒有什麼爭執，鄉裏關係和諧，沒有冤情。」使者又問：「那麼既然這樣，你到底想要得到什麼？」卜式說，「天子討伐匈奴，國民自當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只有這樣，匈奴才可被滅。」這個境界那叫一個高啊。
　　後來卜式幾次要求把自己的財產捐給國家。捐到最後漢武帝都不好意思了，說這樣吧，你還是當官吧，隨即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同時佈告天下，以示百姓。最後這個卜式當上了僅次於丞相之位的禦史大夫，也算是陞官封爵位至極品了。
　　唐德宗的間架稅，這次徵收對象就一個“房子”。唐德宗剛即位時候，帝國剛剛經歷了安史之亂，地方藩鎮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徹底割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要削藩就要有錢，於是德宗決定學習漢武帝，公元783年農曆六月，向長安城內擁有房產的所有市民，徵收了間架稅。唐德宗的間架稅是按房屋的等級和間數計征的，房子越多，稅負越高，有那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三進院，千間房，一次就要繳稅上百萬。於是很多人不自覺，本來有十間房，謊稱是三間，妄圖逃稅。德宗有辦法，他讓四鄰舉報，查出誰家少報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連揍帶罰款。房產多的百姓一片抗議之聲，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唐德宗正忙得不亦樂乎，那邊五萬兵士嘩變，要把唐德宗趕下臺，他們的宣傳口號就是「不稅汝間架」，這個口號順應了部分民意。最後德宗一看不行，反對聲音太大，實行了半年多就廢除了此稅。
　　五代十國時期，出了一個吳越王錢鏐，此人為斂資聚財，特定了一種新鮮的稅「使宅魚」，這可能是歷代房稅裏面名字最文雅動聽的了。杭州西湖邊的漁民每天要繳納鮮魚數斤，以供吳王食用。原因是西湖邊曾經是他以前做節度使時的住宅。現在漁民住著，即便沒住著也在附近，這麼沾光，當然要收稅嘍。
　　對漁民所交納的貢魚還有嚴格的規定：每條二斤左右，鮮活肥美，而且對魚種還有規定，什麼魚種呢？這個錢鏐並沒有多大的文才，當上吳越國君主後，頗為附庸風雅。錢鏐最喜歡唐代詩人張志和的《漁父詞》，尤其喜歡「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錢鏐要漁民進貢的就是桃花流水的鱖魚，其他魚不可。
　　當時錢塘縣縣令詩人羅隱看到百姓深受使宅魚之苦，想勸諫又苦於沒有機會。一次吳王召見羅隱與其吟詩唱和，席間羅隱看見一幅畫，畫中是姜太公直鉤釣魚的故事，靈機一動當場占一絕「呂望當年展廟漠，直鉤釣國更如何。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吳王聽罷，開懷大笑道，你用心良苦，令朕感動。連姜太公都怕納稅於魚，看來朕得把這個魚稅免了。
　　時間一晃，到了大清朝，這次對房子徵稅的是聖祖爺康熙帝。平定三藩時候國庫空虛，康熙爺細查史書，毅然決定向前輩學習，徵收房稅。下詔說：「不論內房多寡，惟計門面間架，每間稅銀二錢，一年即止。」意思就是說，不論您有多少房，只對其中的門面房計征，按門面房間數，每間二錢銀子。 另外聖諭上說得明白：「一年即止。」意思是只征這一年，以後不會再征。也是房稅這個東西不同於農業稅，總不能一年來兩茬兒。
　　可是聖諭這玩意兒往往不靠譜。康熙在1676年征過「房稅」之後，又在1681年下詔：「以國用不給，再征房稅一年。」為了顯示他的愛民之心，他添了幾項優惠政策：「蠲免村落草房及在鎮僻巷鰥寡孤獨所居一間門面房屋。」就是說農村草房、偏僻街巷、寡婦光棍以及無子女家庭等，報稅時可以少算一間。問題是他把稅率調高了，原來每間二錢，這回每間四錢，翻了一番。
　　事實上，百姓們實繳的遠比康熙規定的更多。在康熙聖諭中，只讓收「房稅」，而地方官執行的時候，除將門面房計稅外，還創造性地開徵了「廊鈔」和「棚租」。 最後，房稅稀稀拉拉地徵收沒有停過，直到乾隆帝時候才算暫停。
　　到了民國期間，政令不一，房捐徵收相當混亂。有著國際背景的英國領事許立德粉墨登場了。英國駐成都領事許立德，是個地道的中國通，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此人對民國官僚體系有相當深的「理解」。曾經在成都經商，因不交房捐，貨物被扣，就搬著被褥到警廳耍賴，要挾說，不給貨，就絕不離開，得手。後來英國領事館一看，此人可以重用，便派遣許立德到南京英國領事館工作，處理與中央政府相關事宜。民國二十年，南京下關和記洋行以奉英領事通知為由，拒絕繳納房捐，說白了就是我給了英國領事館保護費，就不交房租了。南京市領導不同意。於是，英國領事許立德和南京市長劉紀文，開始了拉鋸戰，多次交涉後，許立德又一次成功了，房捐最終「懸而未決」。
　　總體而言，民國期間房捐已經成為了一個普遍徵收的稅種。雖然名目叫法有所不同，但特點大致一致：「徵收漫無標準，弊端叢生，捐戶任意征免，捐額多寡無定。」直到1941年，宋子文鑒於「貪婪之風，於今尤盛」，才出台了《房捐徵收通則》。然而該《通則》自始至終就沒通過，各地徵收仍然是漫無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