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贏駟為什麼要殺商鞅？

jiunn36

　　公元前339年﹐即秦惠文王元年﹐主導秦國改革變法的商鞅因謀反罪被政府軍擊殺﹐屍體被車裂。作為一個改革者､政治家﹐商鞅對秦國的強大﹐可謂功不可沒。商鞅先後於孝公6年(前356年)和孝公12年(前350年)在秦國主持進行了兩次大的變法改革。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方面﹐與其他各國變法相比﹐商鞅在秦國實施的變法最為全面､最為徹底也最為成功。
　　商鞅變法的效果也極其明顯﹐《戰國策》稱讚商鞅變法的效果﹕「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用今天的話來說﹐商鞅變法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於提高了綜合國力。商鞅變法使一個落後的弱小的秦國﹐變為一個強國。為秦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政治､經濟､軍事基礎。
　　一代功臣商鞅為什麼會死？而且是死得那麼慘？車裂﹐即五馬奔屍﹐是死刑中最殘酷的一種。
　　一般都要在「太史公曰」中總結人物成敗原因的史學大師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傳》中卻沒有對商鞅死因進行認真梳理總結﹐只對商鞅做出六個字的負面評價﹕「天資刻薄少恩」。依司馬遷的意思﹐商鞅死於性格。意思是他為人刻薄少恩﹐不講人情﹐沒有朋友﹐沒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負惡名﹐只有死路一條。
　　這也是事實﹐當時有一個叫趙良的人也曾指出商鞅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蓄禍也﹐勸他早作退路﹐以避殺身之禍。但司馬遷的這些評價也可能與他個人思想和經歷有關。他生在儒家思想漸成統治地位的漢武帝時代﹐加之他身體因遭腐刑致殘﹐對講求霸道､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極為厭惡。
　　商鞅的悲慘結局確實有他的性格因素。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命運實際上已經與時代､社會､國家和各方利益相連﹐性格有時候只是造成他結局的一個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改革變法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的利益。司馬遷也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
　　我們只要看看商鞅變法對宗室貴族集團的具體損害就可以明白﹐商鞅對宗室貴族集團利益的損害有多大﹐感情傷害有多深。變法之前﹐舊貴族的爵位和俸祿是世襲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但商鞅獎勵軍功的新法規定﹐凡是沒有建立軍功的舊貴族﹐都要從宗室貴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許無功受祿。相反地有軍功的平民也可以按軍功封爵受賞﹐成為新貴族。過去貴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殺大權。商鞅廢除分封制﹐將貴族封地改設為由國君統一領導的郡､縣﹐大大削弱了宗室貴族的權力。
　　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原來宗室貴族的權力﹐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卻得罪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損害了一大批宗室貴族的利益。事實上﹐隨著改革變法的不斷深入﹐商鞅與宗室貴族集團已經成為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只是這個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時還至於不可調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雙方還暫時表現為勢均力敵。然而﹐秦孝公一死去﹐這個矛盾就必然發展轉化為不可調和。
　　由於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間發生傾斜。在秦惠文王看來﹐商鞅必須死。商鞅曾經不看當年太子而今國君的面﹐對太子師傅用刑﹐這只是一個潛在原因﹐並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商鞅已成為王權與貴族利益衝突的焦點。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權得到加強﹐貴族遭到削弱﹐貴族們不敢對王權發出不滿﹐但要把這種不滿發洩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為貴族的眾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所以新國君秦惠文王剛剛即位﹐公子虔之徒就誣告商鞅謀反。
　　在公子虔之徒看來﹐謀反作為一種莫須有的罪名扣在商鞅頭上最合適也最具殺傷力﹐更不需要什麼證據﹐憑商鞅是魏國人就夠了。「誣告謀反」成為以後誅殺功臣最有效的慣用手法﹐且屢試不爽。
　　是殺死商鞅？還是繼續得罪宗室貴族集團？這是一個單項必選題。
　　對於新國君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遠比得罪貴族更為明智。商鞅對新秦王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變法已經全面實施﹐改革已經走上了正軌﹐效果也十分明顯。況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殺他沒有感情障礙﹐也不會有什麼內疚感﹐而宗室貴族集團既勢力強大又還有充分的利用價值。
　　此時﹐對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解決王權與宗室貴族集團間的利益衝突是最好的選擇。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個刻薄少恩者而是一個品德完美的聖人﹐在這個時候﹐他也不得不死。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別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國﹐嚴刑峻法﹐殺人無數﹐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個志在圖強的國王支持下進行﹐必然觸動､犧牲貴族集團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而任何一個國王都不會長生不老﹐一旦倒台和駕崩﹐那些原來被犧牲了利益的集團佔了上風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會人頭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會被從墳墓中掘出﹐鞭屍示眾。
　　戊戌變法的失敗者之一譚嗣同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在中國﹐變法都是要死人的！」商鞅是第一個因變法而死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