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為爭奪經濟資源做出的政治選擇

jiunn36

　　從史料中看，項羽和劉邦並非持續地進行大規模屠殺，並以此為樂趣。或許這才是項羽屠殺平民的真相，為爭奪有限的經濟資源而做出不夠人道的政治選擇。
　　公元前206年十月秦王子嬰素服白馬，帶著已打包封好的象徵著秦皇帝至高無上權力的璽、符、節等信物，向一個叫劉季，後來更名作劉邦的男人投降。至此雄霸四海的秦帝國徹底土崩瓦解。兩個月之後一個軍事天才帶著40萬人的軍隊，尾隨著劉季的足跡，一路燒殺掠奪地來到了關中地區，隨後就把這裡變成了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這個近似瘟神樣的天才男子叫項籍，字羽，反秦政府武裝組織的首領，後來的西楚霸王。
　　項羽及其手下的入關，像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帶給關中百姓無窮無盡的災難，卻扣留了僅存的希望。他們一連折騰了三個月，仍然不願罷休。然而為了更大的利益，他們不得不選擇了結束這一切，並離開關中。公元前205年的春天這群災星帶著滿心的憧憬和因掠奪而帶來的快感，離開了這片被他們蹂躪得幾乎體無完膚的焦土。吸引他們離開的，是各自獲封的王位和土地。這似乎讓已消亡十餘年的封建制度死灰復燃。後世的歷史學家無不對此口誅筆伐，尤其是譴責那只看似主導著這一切發展的幕後黑手及它的主人項羽。
　　主流的說法，認為他開了歷史倒車。而持這主流說法的人，往往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常見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或稱唯物史觀，在判定歷史進步與否的依據上，有著無法迴避的硬傷和缺陷。首先是過於迷信物質因素並弱化人的因素，這直接導致了歷史價值觀的扭曲，徹底蛻變為只承認成王敗寇，即勝利者就是歷史的進步方向，失敗者就是歷史的落後角落，而徹底忽視歷史事件中的偶然性。
　　成王敗寇的邏輯，常使得歷史事件的判斷出現雙重標準。以項羽和劉邦為例，他們面臨著同樣的歷史客觀條件，相近的歷史時間，選擇了相似的政策，在歷史中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評價。項羽的分封就是逆歷史發展潮流，開歷史倒車，而劉邦的分封就是順應天意，符合歷史進步的發展軌跡？兩相對比，不難發現，這些說法荒唐得近乎可笑。
　　另一個缺陷是執迷於生產力及生產關係中而不能自拔，而全然罔顧經濟規律及一切歷史事件的本質。典型的表現是，只用條條框框圈定現象，如農民起義等，而不加以理性、客觀、具體地分析，就將其一律定義成所謂的「歷史進步」。比如陳勝、吳廣的反政府行為，其本意也好，帶來的後果也罷，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除了破壞經濟秩序，引發社會動盪，製造社會創傷外，再無其他意義。如此行為，根本談不上任何的歷史進步，可是卻堂而皇之地被歷史唯物主義者列入進步行為當中。這過於草率的結論，不只是引人發笑那麼簡單，而是很容易給後世的讀史、學史者帶來誤導的麻煩。
　　誠然歷史有規律，但不全是一般規律，往往起到扭轉歷史走向作用的，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這偶然，就好比那左右天平傾斜的最小砝碼，放上了，就會打破原有的平衡。一個微小卻關鍵的點失去平衡後，會成為引發一個小系統失衡的因素，一個小系統失衡則會成為一個大系統失衡的因素，這種失衡層層疊加，失衡所帶來的震盪效應逐級放大，直到引發整個社會的平衡產生徹底變更，最終產生新的平衡並形成新的系統才算徹底告一段落。
　　這種初始條件的極小偏差，就可能引起結果的極大差異的情況，在當代科學中被稱為「蝴蝶效應」。而如前文所述，社會秩序由失衡再到重新平衡並形成新系統的過程，就是所謂的歷史運行軌跡。如果我們把一段時期的歷史運行軌跡當作一個系統，那麼就會發現，在諸多的偶發不確定因素存在的前提下，它的變化在一定的時間段裡相當難於預測。根據既有的條件，卻無法對未來作出準確判斷，「規律」二字就無從談起了，更毋論「必然規律」。
　　然而在偶然因素介入前，事態發展仍舊按照線性變化邏輯進行著常規運行的社會行為系統，卻是存在的。也只有這樣的社會行為系統，才能有規律可言。而符合這個標準的，卻惟有一個經濟系統。換言之，歷史的經濟形態才是歷史的一般規律。由於其具備可證明性，才稱得上科學。而依成王敗寇和生產關係條框作為判斷依據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缺乏可證明性，所以遍佈著偽科學的色彩。
　　有人說歷史是沿著時間的脈絡呈螺旋式進步的。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過於含蓄了。直接一點的說法是，歷史不總是進步的，時常會出現開倒車的情形。從無數個改變歷史走向的偶然中，也可以做出這種假想。我認同歷史會開倒車，但不認同唯物史觀中的倒車論。關於這點，可以重新回到史卷中去印證。
　　我們姑且不管項羽的分封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也不去過早地給它定性是否進步，只看歷史的進程與結果可知，分封並未結束當時混亂的局面，狼煙依舊升騰，戰爭仍在繼續，離天下太平還有那麼一段距離。社會環境及秩序的不穩定，對於經濟發展的殺傷力是非常可怕的。如典型的農業、製造業(手工業)生產、商業運輸、經濟價值交換，都因社會的動盪而無法正常進行。尤其是戰爭，對於社會環境及秩序的影響幾乎是毀滅性的。在戰爭時期，處於戰區和與戰區接壤的地域，無一例外地都會受到戰爭的衝擊，從而導致相關區域的經濟環境急劇惡化。戰爭的持續使得危害更甚，這會使得經濟環境的惡化呈長期性。在這種條件的作用下，經濟的衰退、蕭條將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
　　從秦末首次出現武裝暴亂起，到三年後的秦朝終結，再到五年後的漢王朝建立，這前後共八年多的時間裡，戰亂在華夏大地上就沒有休止過。憑經濟常識，我們就可以判斷，在那個時候，社會的經濟狀況一定不容樂觀。然而根據史料記載中瞭解到的情形，卻發現要比想像中的更為觸目驚心。《漢書·高帝紀》中曾記載，於公元前205年7月，關中地區米價一度高達每斛米上萬錢，這比起秦朝土地制度突變時期的米價還要離譜。食物價格的居高不下，使得當地居民無力承受如此沉重的經濟負擔，社會中竟然因此出現人吃人的慘狀。
　　這種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的現象，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歷史的進步。反過來說，把這理解成開歷史倒車倒是非常妥帖，而且不需有異議。而追究起這現象的根源來，所謂的「義軍」是絕對不能逃脫干係的。從本質上講，他們就不是想依照經濟的價值交換原則來獲得經濟給養，而是通過暴力手段獲得，通俗的說法就是明搶。一旦有人開了先河而且沒有為此行為付出代價，那麼後來者就會更加無所顧忌，以至於使這些名義上的「義軍」產生一種錯覺，即誰更野蠻，誰更殘忍，誰更無人性，誰就能獲得更多的經濟給養。
　　無須多言即可知曉，這樣的社會氛圍只會激活人性中獸性的一面，令這些人競相比拚著降低自身的人性基準線。無論是文明還是人道，在那一刻皆被盡數忘卻。當人拋棄了人性，徹底退化成了野獸，難道這還不是最大的歷史倒車？相比之下，分封，這被部分史學家們臆造出的歷史倒退，在人性返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況且，那個特殊時期的分封就是開歷史倒車嗎？我看未必。
　　秦篇裡曾說過，一切政治需立足於現實，這裡依然要舊話重提。分封，其實是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選擇的一種政治策略，項羽和劉邦都曾採用過。如果扣除成敗因素，其實不難發現，兩者採取相同政治策略的內在原因有著太多的相似。最起碼主觀上，他們並不樂於分封，但是客觀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關於此，可以在史料裡找到些蛛絲馬跡來證明。
　　《史記·淮陰侯列傳》中有這樣一筆記載：(項王)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這句話是韓信的口述，意思是說，項羽是個捨不得封賞功臣的人，即便有人立下戰功，應該加封晉爵，他也捨不得給封賞，寧可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裡玩磨到失去了稜角。
　　這一說法不排除韓信因個人境遇而出於私心的誹謗，因為依歷史上的記載，他在項羽帳下做郎中的時候，曾為項羽提出過諸多作戰計劃建議，但是都未被採納，也談不到有功。所以，韓信的話是摻雜了個人情感在其中，並不足信。但換個角度考慮，假如說韓信這段話屬實，或者有八成的可信度，這就又從側面反映了一個問題，項羽主觀上是不願意別人瓜分自己的權力和資源的。
　　其實不單是項羽如此，劉邦也是一樣。同樣還是《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記載，劉邦在被項羽圍困於滎陽的時候，韓信曾經有過近乎敲竹槓的做法，要求劉邦任命他為代理齊王。劉邦為此氣得破口大罵，但是在張良、陳平的提醒下，他冷靜地忍了下來，圓回話頭，裝作批評韓信討功的魄力太小，反而開出了價碼更高的政治支票，任命韓信做了正式的齊王。這裡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劉邦表面上表現得大度，其實骨子裡是極其不願意這麼做的，甚至是相當痛恨韓信的要挾，但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
　　對經濟或權力的佔有慾望，是人的本能意識。就像我們不願意把自己碗裡的肉夾給他人吃，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這點不論是項羽還是劉邦，或者是其他人，本質上並無太大分別。之所以同意把自己的利益拿出去與人分享，最大的可能是因為現實所迫。若是經濟上的利益，還有可能是為了謀求更長期的利益而採取的特殊投資形式，至於政治上的利益，則完全可以把這種可能性排除掉。換句話說，促使政治利益的擁有者釋出自己的利益，並提供給他人的原因只能是迫於現實而絕非其他。
　　秦末的武裝政變，不是一支由同種政治理念貫穿的軍隊完成的，而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多股政治勢力絞在一起形成的武裝力量完成的。這樣的形式注定不會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獨享秦帝國剩餘資源的特權，項羽不能，劉邦也不能。直白些說，各地的軍隊組織者之所以認同他們作為領導者，是因為他們承諾在完成核心政治目的(如武裝推翻秦政府，或消滅西楚政權)後，將給予追隨者和支持者足夠的政治利益，如領地和政治地位。
　　眾生熙熙，皆為利來，眾生攘攘，皆為利往。正是因為有可預期的利益存在，項羽和劉邦才能組織起大批的追隨者組成聯盟式的軍隊。若沒有分封這樣巨大的利益在其中起到支配的作用，聯盟也就不復存在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也很值得思量。在推翻秦政府後，項羽並沒有採取政客們常用的辦法恐怕這和他無力全盤控制局勢有關。而後劉邦所面臨的形勢大致和項羽相同。在當時，如果因違背分封約定而引起嘩變，所帶來的政治後果將非常嚴重，除去將自己孤立並成為眾矢之的外，不會有其他任何正面的效果。這種喪失政治信用帶來的被動局面一旦出現，將極難扭轉局勢，即便有更優質的政治信用背書也無力回天。
　　所幸兩者都沒有犯低級的政治錯誤。從歷史上看，項羽和劉邦的差別，只在於政權是否延續並傳承下去。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成敗。除此外，在政治技術上著實找不到二者本質上的差別。因此說，將分封這種務實的權宜政治措施說成歷史倒退是既不科學又不公平的。
　　這裡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項羽和劉邦沒有開歷史倒車，並隱含著他們並不樂於分封的意圖。因為兩者的分封均是建立在秦郡縣制的基礎上，即郡縣制與分封制並存。如果是樂於分封，完全可以將秦帝國建立的郡縣制推翻。沒有推翻這個制度，說明兩者對消滅諸侯並建立大一統的帝國都有所圖，只是成敗有所不同罷了。
　　郡縣制是秦帝國在政治制度上的探索與創新，與分封制相比，其對於行政區域的劃分更為合理，社會運營成本降低，效率以及抵禦風險的能力均有所提高，是歷史劃時代的進步。然而在秦帝國時期，這進步的制度並沒在施行中發揮出它最大的政治效用。究其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只不過是新制度施行得過於倉促，而新舊制度交替中間又缺乏必要的過渡，制度上的硬著陸最終遭到了社會的反彈而已。
　　受政治現實所迫，項羽做了大膽的嘗試，採取了郡縣制與分封制並存的方式來過渡。實踐經驗表明，這個過渡非常有必要且行之有效，為再次造就大一統的帝國立下不可埋沒之功。這從側面也反映了，制定如此制度，項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然而遺憾的是，這制度的締造者卻沒有成為印證者，反倒是成就了他政敵的千秋霸業。
　　倘若以推動歷史進程及政治務實性為進步的標準，以今日眼光來看，項羽採取分封的理論基礎和目的，實為進步之舉措，因為它既符合歷史現實又推動了歷史發展。然而一直以來，項羽卻從沒獲得過公正的歷史評價及待遇，不能不說是種悲哀。由史籍的記載我們可知，在秦漢兩個王朝的交替過程中，在人性上確有種種開歷史倒車的情形，而這一切又皆因經濟而起。自項羽分封始，向後倒翻史卷，卻發現大澤鄉暴亂才是人性倒車的源頭。一幕幕武裝暴徒將屠刀揮向平民的慘劇自那時起，不時在歷史舞台中間上演。
　　公元前207年正月，項羽奉命帶領部屬攻打軍事要地襄城(今河南許昌南部)，經過一番苦戰，奪取襄城後，對城內居民進行了滅絕式的屠殺。公元前207年七月，項羽攜劉邦共同奉命攻打城陽(今山東青島北部)，在攻佔城陽後，又一次採取了屠城的方式來結束打掃戰場。公元前206年四月，劉邦率軍向西進發，意圖進攻秦中央政府所在的關中地區，途中曾在穎陽地區遭遇秦政府組織的阻擊。戰鬥以劉邦帶領的反政府軍獲勝而告終，但是在戰鬥結束後，反政府軍中再次出現大規模屠戮平民的事件。
　　難道是他們殺人殺紅了眼，殺出了癮？學界研究發現，生物界中，動物會因食物的缺乏而互相殘殺，但極少有物種能在對同類的殺戮中感受到快感。然而很不幸的，人類的近親、靈長目動物黑猩猩就在這極少類中佔有一席之地。它們在族群爭奪生存空間時，會因殺掉對方族群的成員而產生異樣的興奮。在史冊記載中，也確有以殺戮為樂的人存在，然而這樣的例子並不廣譜而具備代表性。這種具備殺人癖好的個案，在暴露出畸形人格後，會持續表現出病理狀的殺戮偏好。典型的有三國東吳末帝孫皓、十六國時期前秦厲王苻生、北齊文宣帝高洋，還有明末反政府武裝組織頭領張獻忠。
　　從史料中看，項羽和劉邦並非持續地進行大規模屠殺，並以此為樂趣。從他們不具備典型的病理特徵這一點，基本可以斷定他們並非因人格扭曲或心理變態而殺人。那麼，他們屢屢屠城又是為了哪般？就歷史記載而言，項羽首次屠城的時間是公元前207年正月(以十月為歲首)。根據經濟常識可知，這個時段距春季農業播種時間為期不遠，正是一年中經濟作物相對匱乏的時期。那麼，會不會是迫於經濟壓力，才出現大規模的殺戮行為呢？這可以作為我的一個猜想，而後來逐步分析其是否具備合理性。
　　秦末反政府武裝組織的成員構成比較複雜，既有昔日的貴族，也有草根出身的平民，還有秦政府的底層公務員，這些人加入反政府武裝的理由各異，其中並沒有什麼特定的規律可供參考。率先參加反政府武裝組織的平民，多是由於經濟基礎薄弱，在斷絕經濟來源後，為謀求生計才鋌而走險。而其他成員中，除去舊貴族是主動策劃者外，剩餘成員多是受形勢所脅迫，不得不進行武裝叛亂。
　　這裡我們應該考慮到一點，舊貴族們雖然曾經是貴族，但是在當時，他們早已脫離了昔日的優勢資源，他們所掌握的物質資源，並不比普通平民多出許多。以他們自身經濟能力來供養一支軍隊，基本是無法實現的目標。舊貴族都無法提供出的經濟支持，指望組織內其他成員來完成，更是難以實現。基於此可以判斷，大部分組織成員的赤貧化，使整個組織面臨著極為龐大的經濟壓力。具體些說，一大群壯漢的吃飯、穿衣，以及手中的武器來源，都是有待解決的持續性經濟問題。
　　反政府武裝組織不同於政府的正規軍。正規軍的一切經濟供養由政府來完成，既有的財政收入體系能及時地將經濟給養補充給軍隊，以供其必要之需。而反政府武裝組織除去搶劫外，並沒有其他經濟來源方式。由於他們流動擴張，並且拒絕負擔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這種等同於流寇的特質，決定了其索取經濟價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澤而漁。因為這種方式才是最經濟的選擇。換個角度說，反政府武裝組織對所經過地區中的社會及經濟秩序帶來的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這也就導致了地區內原居民為自我保護而產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敗後，生命正在受到掠奪者的屠刀威脅時，居民們仍然不願交出經濟資源，這可能性只有一個，那就是當時的經濟資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於交出去後就喪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線。
　　或許這才是項羽屠殺平民的真相：為爭奪有限的經濟資源而做出不夠人道的政治選擇。順著這條線索，我們可以嘗試分析他第二次屠城的原因。第二次屠城的地點是山東城陽，時間是公元前207年七月。山東的主要農作物為小麥，小麥的收割季節一般在農曆五月到六月間，鑒於這兩點客觀常識，我們可以判斷，項羽在攻打城陽時，城陽地區已經完成了小麥的收割。依照常理，收穫季節剛過，平民家中應該有些儲備的糧食，在面對無從抵抗的武裝力量時，咬咬牙，拿出一部分糧食贖買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天經地義的事。要知道，土匪流寇們殺人是手段，獲得經濟給養才是根本目的，如果能打著秋風，本不至於非將事情弄到見血的地步。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從歷史的時間脈絡上看，這距大澤鄉武裝暴動兩年時間，離大規模社會動亂大約一年半時間。這一年有餘的社會秩序紊亂逐漸滲透到經濟秩序中：農民無心耕種，商人無心經營，在經濟的震盪衰退中，將各自的儲備消耗一空……若這種猜想是真實的歷史情況，那麼由此推論下去，被屠殺的城陽居民也應該沒有富足的糧食儲備用來贖命，儘管收穫的季節剛剛來過。
　　種種歷史跡象表明，項羽麾下的軍隊一直處於經濟窘迫的壓力之下，逼著他一路殺將過去，以掠奪的方式謀求基本經濟來源。有這樣一個歷史線索能為當時的經濟窘迫情況做出佐證，即鉅鹿之戰前，項羽在殺宋義時曾提過軍中糧食短缺的問題。而鉅鹿之戰後，項羽與章邯的和談，也和軍中短缺糧食有著不可迴避的聯繫，以至於後來的坑殺秦卒，甚至是楚漢相爭的敗北，都與經濟給養不足有著莫大的關聯。
　　經濟資源的匱乏，如附骨之蛆般伴隨著項羽的全部戎馬生涯，這使得文韜武略，天縱之才的西楚霸王不得不屈從於現實。而經濟上的無以為繼，則葬送了他的全部江山。臨終前那無奈的自嘲——非戰之過，如今看來卻是充滿了不甘的惆悵和深深的悲哀。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雖然歷史上無明確記載，處於同時代的其他武裝組織也有相似的大規模屠殺行為，但也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他們取得經濟給養是遵循經濟交換原則而非暴力手段。劣因換不來良果，社會動盪引發了經濟衰退，人們為爭奪有限的經濟資源而拔刀相向，在當時確是不爭的事實。
　　人類的需求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使得人類的物質文明漸次進步，伴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精神文明也不甘落後地奮起追趕——人性因此而成長。應該說，人性健康成長的方向，才是歷史進步的方向。由上述觀點可以推論，經濟是人類文明的基石和載體，是歷史進步的源動力。若經濟系統出現故障，引發經濟資源的嚴重不足，人性就會在那一剎那倒退，甚至直接擊穿底線，將人類打回到野獸的原形。因此說，一切惡意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都是開歷史倒車。
　　歷史證明，令歷史大開倒車之路的，多是這些打著正義旗號卻行著土匪流寇之實的「農民起義」。而這些所謂的農民起義，往往其始作俑者又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流氓，他們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謊言，煽動淳樸的農民生事，破壞當時的社會秩序。社會秩序一旦被破壞，就會像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一樣，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最終波及到經濟秩序，導致社會系統就此徹底紊亂。而歷史同樣也證明，參與動亂的農民，永遠不會成為受益者，只會成為野心家牟利的工具和登上高位的墊腳石。
　　無論這些秩序的破壞者最終的牟利目的是否達到，歷史終會因他們的倒行逆施而開倒車，整個社會也都將被迫為他們的私心支付額外的成本。那些無奈地被混亂裹挾著，又渴望安定生活的平常人，只能在恪盡職守中痛苦地生存。他們多麼希望歷史從此不再倒行。然而可悲的是，人性在繼續，歷史也在繼續，貪婪和野心的頻繁出沒使得人性屢屢擊穿底線，令歷史的書卷上寫滿血跡斑駁的篇章，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