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被孟子那些話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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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雖沒讀過什麼書，但他知道要使國家長治久安離不開孔孟之道，這是漢以後明以前屢試不爽的歷史經驗。在剛登上帝位時，他對孔子還非常尊敬。洪武元年(1368)二月丁未，朱元璋下詔「以太牢祀先聖孔子於國學」，並派使者到曲阜致祭，使者臨行前，朱元璋告誡說：「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裏，爾其敬之。」但隨後發生的一件事，使他對孔子及其後人的看法有所改變。
　　洪武元年三月，大將軍徐達攻克山東濟寧，當時曲阜屬濟寧路，朱元璋便令徐達送孔子第五十五代孫孔克堅到南京見自己。孔克堅稱病不赴，只派他的兒子孔希學來見徐達，徐達把孔希學送往京師。朱元璋見孔克堅沒有親自前來，非常惱火，馬上又下敕書給孔克堅，裏面說：「爾言有疾，未知實否。若稱疾以慢吾，不可也。」對孔克堅是否真的有病表示懷疑。當時孔克堅擔心朱元璋不高興，在兒子赴南京後自己也動身起程，在路上遇見使者，見到敕書後十分惶恐，日夜兼程趕到南京，朱元璋在謹身殿接見了孔克堅。朱元璋問他多大年齡，孔克堅說已五十三歲。朱元璋說：「卿年未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以官，惟先聖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宜俾之進德修業，以副朕懷。」即日賜給孔克堅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第二天，朱元璋對侍臣說：「先聖後裔，宜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孔克堅在元朝任國子監祭酒，也是個不小的官，在明朝卻無官無職，可見朱元璋對孔子後人有提防之心。他對孔子的後人如此，對孔子自然也不會好到哪裏去。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驚的詔書，詔書說：「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這在當時令所有的讀書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靂。雖然這是皇帝的聖旨，但不少大臣表示不敢茍同。刑部尚書錢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徐程也上疏稱：「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錢唐、徐程都說得在情在理，但朱元璋均不接納，仍一意孤行。後來，他覺得這一做法與自己常說的「治天下以仁義為本」自相矛盾，只好收回了成命。
　　唯我獨尊的朱元璋沒有辦法貶低孔子，便把目光盯在其他儒家人物身上。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偶覽《孟子》，當他看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那一段時，不禁勃然大怒，罵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當天就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殿外，不得配享。並對諸大臣說，如有諫者「以大不敬論」。當時所有大臣均不敢表示異議，只有刑部尚書錢唐不怕得罪皇帝，他再次挺身而出，抗疏入諫，他說：「臣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朝中大臣都為錢唐捏了一把汗。滿腔怒火的朱元璋本想拿錢唐開刀，但見他態度誠懇，堅毅不屈，便放了他一馬。
　　無端端地將孟子逐出文廟顯然是不得人心之舉。一年後，朱元璋下詔稱：「孟子辟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廟，配享如故。然而，朱元璋對孟子的犀利言論仍耿耿於懷，他怕《孟子》把天下讀書人都教壞了，更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深入人心，對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刪書的辦法。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人對《孟子》進行刪節。劉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刪掉《孟子》八十五條「有問題」的內容，幾乎佔全書的三分之一，並將剩下的內容編為《孟子節文》一書。劉三吾完成刪孟任務後，朱元璋立即下詔書，規定「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一以聖賢中正之學(指《孟子節文》)為本」。
　　當代學者李潔非評論說：「朱元璋雖是大老粗，但此人對於怎樣挖掘極權的潛力，實有過人的天賦，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創造發明獨到之處，先前的帝王沒一個比得過他。你看他揮舞著『雌雄雙劍』，一手『文字獄』，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識分子馴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摳住了讀書人的命門。因為命題只限於『四書五經』(當然都經過《孟子節文》式的處理)，捨此之外讀書再多都沒用，所以知識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這個令人放心的黑屋子裏面。他的這些創造，讓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後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錮和麻木，所以對朱元璋的兩大法寶照單全收，一手『文字獄』，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謂『康乾盛世』，活潑、自由的思想杳無蹤跡，書生學人一頭紮在考據、章句、版本、目錄學之中。中國人文精神就此沈淪，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甦醒。」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獨裁君主，他廢除丞相制，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將中央集權變成皇帝一人的專權。他認為君權至高無上，堂而皇之地淩駕於天下百姓之上。而孟子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家，他的觀點和朱元璋的觀點針鋒相對，可謂天生的對立者，所以他倆雖然相隔一千數百年，但他們之間的「觀點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學說，而仁政學說的基礎是「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現得最為突出。他不顧統治者的顏面，大膽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見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擺在「民」和「社稷」的後面，如此貶低君的地位，自然是歷代統治者都不會認可的，朱元璋當然也不會例外。
　　而更讓朱元璋感到難以容忍的是，孟子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天子權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於一姓一人。人民有權力「變置」或推翻不稱職和殘害百姓的君主。他說：「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在與齊宣王的一次對話中，孟子巧妙地把話題引導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該怎麼處理自己的問題，使齊宣王十分尷尬。
　　孟子對齊宣王說：「您的一個臣子把他的妻兒托付給朋友照顧，自己去楚國遊歷，回來時發現妻兒挨餓受凍，怎麼辦？」齊宣王說：「與他絕交。」孟子又說：「獄官不能管好他的屬下，怎麼辦？」齊宣王說：「罷免他。」孟子接著問：「整個國家不能治理好，怎麼辦？」齊宣王這才發現上了孟子的當，尷尬地「顧左右而言他」。齊宣王在與孟子討論「湯放桀，武王伐紂」時，齊宣王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把不仁不義、殘害百姓的商王紂稱為「一夫」，稱周武王推翻商紂王，並不是犯上作亂的弒君行為，而是為民除害。
　　史書上提到令朱元璋勃然大怒的一段話出現在《孟子·離婁下》，也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在這裏，孟子從平等的角度看待君臣關係，而且著重強調在君對臣有禮的前提下臣對君才會忠，否則臣對君不僅不忠，而且把君視為「國人」和「寇仇」。這種君臣之間「互動關係」本來是很正常的，但朱元璋認為臣對君應無條件絕對服從，孟子這些話「非臣子所宜言」，故一怒之下將孟子逐出文廟。
　　孟子是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漢人趙岐說他是春秋時期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代。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曾帶領學生先後遊說齊、宋、魯、滕、梁等國，雖一度做過齊國的客卿，但他的主張與諸侯的想法格格不入，最終不為統治者所用。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用仁政理念去遊說忙於攻伐兼併的諸侯，顯然不合時宜。司馬遷舉了一個例子：梁惠王與孟子商量準備攻打趙國，而孟子卻故意給梁惠王講了一個當年太王為躲避夷狄而主動離開邠地南遷到岐山之下的故事。司馬遷說，這樣遊說諸侯好比拿著一個方榫往圓槽插，怎麼會插得進去？難怪孟軻「困於齊梁」了。
　　因遊說諸侯不成功，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死後，其地位在相當長時間內都不高。在漢代，《論語》是經書，《孟子》是子書，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其後《隋書·經籍誌》、《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誌》都列《孟子》於子部，與經地位懸殊。
　　歷史上第一個抬高孟子地位的是唐代文豪韓愈。韓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統說，他認為「道」就是仁義道德等「先王之教」，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認為孟子是道統傳承的最後一人。韓愈還說：「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從此拉開了尊孟的序幕。
　　到了宋代，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北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孟子首次被朝廷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後來宋儒還進一步把《孟子》從子書升格為經書。然而就在《孟子》超「子」入「經」的時候，學術界發生了貶孟與尊孟的爭論。這個爭論在兩宋之際延續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寫了《讀余隱之尊孟辯》，才塵埃落定。
　　貶孟派以思想家李覯、學者鄭叔友和歷史學家司馬光等為代表。李覯著《常語》批判孟子，李覯指責孟子以仁義「亂天下」，其仁義之說，與縱橫家的陰謀、兵家的詐詭，方式雖然不一樣，而「亂天下」的結果是相同的，因此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李覯還指出孟子所說關於舜與瞽叟、象的傳說是無稽的「委巷之談」；韓愈說所謂聖人之道由「孔子傳之孟軻」也不符合事實。鄭叔友著《藝圃折中》，稱孟子「挾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麼「賢人」，而是「忍人」、「辯士」，資性輕薄。孟子開口不離仁義，乃是「賣仁義」。在齊宣王面前索要高價，想做大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販婦行鬻魚鹽果菜之態」。司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是「為禮貌而仕」，「為飲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與鄭叔友的議論相似。另外，還有馮休著《刪孟子》、晁說之著《詆孟》，皆以詆毀孟子為事。
　　尊孟派以二程(程頤、程顥)、余隱之、朱熹等為代表。二程說：「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又說：「孟子有大功於世。」「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誌』，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隱之寫了《尊孟辯》，逐條反駁李覯、鄭叔友等人的貶孟言論，為孟子辯護。朱熹則寫了《讀余隱之尊孟辯》，肯定並補充余隱之的觀點，進一步尊崇孟子。朱熹稱孟子「出處大概」，高不可及。「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運舟之人」，沒有孟子這個「運舟之人」，舟就無可航行。朱熹認為李覯「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鄭叔友的議論是「詭僻顛倒」，「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
　　由於二程和朱熹都是著名的理學家，他們的言論影響極大。朱熹的《讀余隱之尊孟辯》終結了這場爭論，應該尊孟，必須尊孟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後來，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使之與「五經」並列，而且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此後，孟子的地位越來越高，元朝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在儒門中地位僅次於孔子。
　　儒家思想是漢以後歷代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主導思想，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尊崇，所以即使明太祖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將孟子逐出文廟，也不能改變孟子在全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朱元璋令人刪去《孟子》大量內容，也不能削弱孟子思想對後人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