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國「陰柔文化」的歷史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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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察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特有的神韻，即它的總體風格和效果的時候，我們經常注意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它的人文氣質或民族性格。在這一點上，便涉及了「陽剛」與「陰柔」的問題。中國早期「陽剛文化」滲透於中華大地的深處，在各種艱難的環境下維繫了民族生存的根基
　　先秦時期，陰陽概念被用來稱謂世界上兩種最基本的矛盾現象或屬性：凡動的、熱的、強壯的、明亮的、公開的、充實的、亢進的、有力的、外向的為「陽」；凡靜的、冷的、柔弱的、晦暗的、隱蔽的、退讓的、無力的、內向的為「陰」，將天地萬物的「正面」和「背面」歸納成為兩種普遍的姿態和傾向。當這種理解用於社會人生時， 「陽剛」主要是指光明、正直、剛健、進取和有為，「陰柔」主要是指隱忍、細密、委婉、退守和虛靜。
　　《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古人主張將天地之正氣定位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追求一種以陽剛為主、剛柔相濟、陰陽和諧的價值取向。「陽剛文化」一度成為中華民族值得驕傲的精神境界。孟子主張「養吾浩然之氣」的大丈夫氣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墨家「尚力」(崇尚人自己的力量)、「非命」(否認外在命運)，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艱苦奮鬥的精神；等等，都構成了「陽剛文化」的特色。幾千年來，這種「陽剛文化」滲透於中華大地的深處，在各種艱難的環境下維繫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使中華民族得以自強不息，生長壯大。同時，它也造就了無數優秀的民族兒女，其中不乏頂天立地、驚天動地的英雄豪傑。他們剛毅果決，不屈不撓，胸懷寬廣，敢作敢為，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和驕傲。他們以博大的胸懷、深邃的目光、崇高的精神、豪邁的氣概，通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成就了中華民族的偉業，為人類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這是中華文化中主要的、也是最光明的一面。
　　「陰柔文化」在漢以後開始滋生起來，給民族文化造成了另一種風格。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與「陽剛文化」相對的「陰柔文化」在漢以後歷代王朝的扶持下也逐漸滋生起來，給中華文化的發展帶來了相反的影響。「陰柔文化」最初以老子的道家學說為代表。老子認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主張無為，「致虛極，守靜篤」，「無慾以靜，天下將自定」。他有一個著名的比喻：牙齒掉光了，舌頭還在(證明柔勝於剛)。莊子及以後的道家代表人物更主張要以「心齋」、「坐忘」，達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為能事，相信可以憑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老莊的陰柔思想雖然遭到荀子等人的批判，但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尚柔」的因素。例如，孔子曾主張「無慾」，與道家「尚柔」的規則一致。正如魯迅指出的，儒道兩家都「尚柔」，所不同的是，「道以柔退守」，道家的特點是陰柔；「儒以柔進取」，儒家的特點是陽柔；法家的「法、術、勢」主張則有點「陰剛」的味道。總之先秦時期中華文化所顯現的至少還是一種有剛有柔、陰陽剛柔雜處交錯的面貌。
　　但是從漢代「獨尊儒術」開始，「陰柔文化」逐漸走上了實際的主導地位。董仲舒將陰陽剛柔加以人格化的闡釋和推行，是這一轉折的標誌。他提出「貴陽而賤陰」原則，並將其與「王道之三綱」聯繫在一起，認為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關係，就是陽與陰的關係：「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皆為其上陰。」這種比附和分割，顯然是為推行其綱常政治服務的。這樣一來，「陽剛文化」就在這種比附和分割中被消解了。例如：以男人為陽，以女人為陰，已然意味著對婦女的歧視和壓迫；而以「在上者為陽，在下者為陰」，則使絕大多數男人也被劃入陰柔的行列，男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處於婦女在家庭中同樣的境地。可見，將「陽」歸於「在上者」，將「陰」歸於「在下者」，同時又主張「貴陽而賤陰」，就無疑起到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因為人人都有「陰陽」兩面，對下對上就要採取不同的方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人格分裂；另一方面，因為「在下者」終究是絕大多數人，要求他們處「陰」境而尚「柔」道，就會壓抑多數人。即便是最高的「在上者」皇帝，在「天」的下面也要「敬天法祖」，保持謙抑。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統治者通過各種強制和教化推行這樣的「抱陰守雌」文化，從心理和行為上壓抑了社會上的陽剛之氣，造成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和社會風氣，使「陰柔文化」實際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姿態。
　　就文化特質而言，不能忽視「陰柔化」心理長期積澱的影響。中國傳統社會中是否存在「陰盛陽衰」的問題，並無定論，也不必細究。但不少人指出，舊文化傳統束縛下的中國男人往往缺乏「陽剛之氣」，確實是值得重視的。就文化特質而言，我們不能忽視傳統文化影響下的「陰柔化」心理長期積澱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重齊一，輕個性」。這種文化不註重提倡和保護個性鮮明的氣質，實際上是看不起每個普通的個體。這在一定程度上使迷信權勢、向上攀附或從眾隨俗的心理十分普遍。說話做事隨大流兒，害怕與眾不同，即使做壞事，因為「法不責眾」，也可能逃脫懲罰。久而久之，社會中就少有了個性鮮明、言行一貫、充滿陽剛之氣的「硬漢」。
　　其二，「重和氣，怕競爭」。凡事強調中庸，唯恐「過猶不及」，雖然知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實際上並不區分「和」與「同」；況且，做君子風險大，做小人風險小，就寧肯做小人。生活中遇到矛盾時，只需將其壓抑、掩蓋起來，有意見也不直接說出，只要保持一團和氣，無需追根究底，明理遵法。久而久之，陷入了害怕矛盾，逃避競爭，以「同」求「和」的消極狀態，養成了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不思進取，但求無禍的「犬儒」心理。
　　其三，「喜含蓄，尚謙遜」。含蓄和謙遜原本是一種高雅的文化修養和境界。但在以「禮」為綱的傳統文化中，卻成為一套形式主義的規範，導致分不清謙虛與虛偽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種模稜兩可、是非含混、陽奉陰違，「只重成事，不重規則」的待人方式。在某些交往中，不鼓勵心口如一、開誠佈公的批評和反批評，以分清是非，有些時候是表面上沒事一般，卻在暗地裏較勁，斤斤計較，缺少大丈夫的擔當勇氣。
　　其四，「少擔當，多矯情」。「陰柔化」的心態，是有所追求卻不耐磨難，企求成功卻難捨付出；羨人成功而不知其勞苦，嘆己困頓卻無心發憤，擁才情而顧影自憐，處逆境則怨天尤人；追逐時尚而無所持守，關心熱鬧卻只限圍觀… …諸如此類的心態，常有所見。它所消磨掉的，正是那種雷霆萬鈞的雄偉氣概。
　　檢視歷史，當然應該承認「陰柔」亦有其功績和價值。但在競爭、發展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陽剛」卻是一種必要的品質，一種必要的社會文化氣質。唯有與國民的「陽剛」氣質相結合，我們的科學、民主、法治才能充分發展，中國在世界發展競爭的環境中，才能頂天立地，長治久安。